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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所以我现在可以带动的就是音乐、美术，还有民俗学、民间文学，以及戏曲、影视、表演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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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因为你们浙江师范大学本身就是综合性的，学科也比较多，你把它作为一个非物质文化的学科去建构，这样的话它在资源配置上就比民俗学、人类学得到更多，因为它的应用性特别强。它被官方需要，因为它是官方政绩的表现；它被民间需要，在民间它最好了，民间有好玩的了，可以名正言顺地去玩这些了。我是觉得你在新的时代发展当中把相关的学科整合成非物质文化保护，这是非常有前途的。我今天请你来谈就是想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重要的东西摆在世人面前。同时我跟你认识也20年了，我觉得陈教授你为人非常忠厚，体现了武义人的特质，很讲诚信，像武义的芋头，这芋头就是指真正的踏踏实实，你做学问很踏实，对人也很踏实。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从来都是可以从你那里得到收获的。你从来都是很大气、很大方地跟朋友交流。这点我跟我夫人都有同感，你呢，是对老师好，对同学好，对朋友好，对学生也好。我夫人给你加了两条，是你对老婆也好，对女儿也好。所以我也很愿意跟你交流，也很期盼你到这里来，我们作为武义的才子和武义的女婿在武义这个地方做一个对话。谢谢陈教授接受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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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谢谢徐教授夸奖！我们基地今后的发展，还取决于下面几个因素。第一个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走向正规，这是最重要的前提。第二个是浙江省一如既往的重视，现在浙江省这方面的工作走在前面，浙江省改革开放也走在前面，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都非常到位，有关职能部门（如文化厅等）比较。第三个就是你的老朋友梅书记和我们的分管领导的重视，学校里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事们的努力也很重要。如果没有这几方面因素的综合，怎么着也是做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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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我给你两个具体建议。第一，你应该组织你们学校的力量，编一套非常通俗的、简要的教材；第二，你要开办一个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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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谢谢！我们一定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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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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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杰舜（1943～ ），男，浙江余姚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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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华文（1959～ ），男，浙江武义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社科处副处长，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梁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浙江金华，邮编：3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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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黄河边的中国》前后的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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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徐杰舜[2]答/曹锦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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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黄河边的中国》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同时寻找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一种不同于通常学术惯例的表达方式：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有权得到表述，调查者在“场景”中的所思所虑也应“随场呈现”。因为三农问题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全过程的大问题，只有将分散的研究整合起来，形成全国性的、有计划的分区域研究才能形成关于中国农村、中国城乡关系的一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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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社区；人类学；“三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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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曹教授，非常高兴能在武义、在你的祖籍地跟你有这样一个对话的机会。我最早认识你，是通过你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当时就想着赶快把它买来，买了之后马上认真拜读。而且，我夫人也非常仔细地看了。后来我们也用你的方法到新疆去调查，走民间路线，我们几乎跑遍了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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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新疆你跑南疆了吧？跑了哪几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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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南疆走了和田、喀什、阿克苏，北疆跑了伊犁、阿勒泰，然后去了哈密。曹教授，你在全国来说是个公众人物，我想请你把自己的情况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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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1949年在兰溪出生。1953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我父亲经营的柴行破产了，他带着我的姐姐回到了武义。因为他在武义还有一个女儿，是他前妻生的，他前妻在抗战时候就死了。他前妻生有一女，即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刚刚在这里的那个人就是她的儿子，她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当然我知道我的父亲是武义人，这点我很早就知道了。我5岁离开兰溪后，父亲带着我的姐姐回到了武义，我的母亲带着我和我的妹妹回到了她的娘家龙游。在我7岁那年，父亲就过世了，死于肺病，年仅43岁。到了我8岁那一年，我的舅舅到武义来把我的姐姐带回了龙游。第二年，姐姐患肺病吐血而死，年仅12岁，当时的场景我还历历在目。那时我9岁，她常常吐血，一吐就是小半脸盆，我在旁边看着，看到那个情景，永远都不会忘记。我10岁那年，即1958年末，我离开龙游到了上海。那时，我母亲已在上海组成新的家庭，我外婆写信给我母亲，说：家乡闹饥荒，养不活你的儿子了。于是舅舅送我到了上海。后来我舅舅也去世了，那时我还没有收集武义方面信息的意识。他过世了以后，武义这边的信息也断了。后来非常凑巧的是，1976年我在上海的蓬来中学教书时有一个援藏任务，是支援西藏教育的任务，当时我报名了。每个月增加36块钱，我自己在上海又有40块钱，这个待遇在当时是非常高的，但政审非常严格。政审时，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成分，那个时候很讲成分的。我继父的成分是工人，到底是按我继父的成分算，还是按我生父的成分算？他们认为我是10岁到上海来的，应该按我的生父算，所以重点是要调查我的生父，结果他们动用了官方的各种资源去调查，这个过程我当时都不知道，结果把我亲属还有多少人在武义都搞清楚了，知道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还有姑妈等人在武义。那时他们并没有告诉我，只是对我说我的政审合格，告诉我我父亲是小业主，不是资产阶级，所以就批准我到西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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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去了几年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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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整整两年。我在西藏拉萨交通局职工子弟学校教书。那两年是我工作当中最努力的两年，因为那里除了语文课程以外，其他所有的课程都是我教的。1977年恢复高考，我1978年6月底回来赴考。1977年他们不让我回来，因为原定两年的教学任务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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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8年回来参加高考，之前我已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过两年，那是1972年到1974年。后来有同事告诉我，在我援藏期间，武义的亲戚花了很多时间查寻我的情况，好不容易才把那些信息调查清楚。然后他们再告诉我地址、人员等相关信息。之后，我逐步跟家乡的人通信往来，那时候没有电话，交流不多，到了1995年才第一次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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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县里的干部知道曹教授是武义人都非常高兴，都说武义人搞人类学的有好几个了，你是正宗武义祖籍的，还有浙江师范大学的陈华文、中央民族大学的兰林友，他们是这个地方的本土人。我虽然不是在武义出生的，但我是这里的女婿。所以今天我们能在这个地方交流，我真是非常高兴。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曹教授介绍你研究的第一阶段，关于浙江北部的农村问题。但相关书籍现在很难买到，我想请你将这部分的研究情况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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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成立文化研究所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为了“认识中国”，所以提出了“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的口号。这样，文化研究就变成中国实证研究了。我们分了四个研究组：第一个是研究农村社会，那是1988年就定下来的；第二个是研究小城镇，当时费孝通强调“小城镇大问题”，我们一直都觉得很重要；第三个是研究国企改革，因为当时已由农业改革转移到城市改革了；第四个是研究各国的文化比较，主要是研究不同的国家的社会转型有什么共同点、什么不同点。我们非常关注19世纪西方的社会转型，我们不是把我国同20世纪以后的西方国家相比，而是研究它们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轨的过程中与我们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有哪些可比、哪些不可比。当然我们也可以和日本、德国、俄国等国家比比，看有什么异同，然后和印度等国家来比较，在当时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现代社会转型比较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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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后来实施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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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文化所在1988年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但到了1992年，一些人“下海”经商去了，只留下我们这个农村研究组。我们组只有两三个人，且无调研经费，中国农村又那么广袤，一口如何能吞下大象呢？所以，我们只能选一个点，一个我们所熟悉的村落，当时备选的只有两个点：一个是我的家乡龙游，一个是张乐平的老家海宁盐官。张乐平在老家盐官有十年回乡插队的经历，有发达的人脉关系，且离上海较近，故而我们选择了海宁盐官。这就是说，我们走了费孝通的乡村社区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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