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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41 答：由于家庭出身的问题，又逢“文化大革命”，青少年时代我求学颇不顺利。“文革”期间我从学校分到工厂当工人，后考入云南机械研究设计院从事科技情报研究工作。1979年，云南农业科学院院长程侃声先生欲翻译日本学者渡部忠世所著《稻米之路》一书，找我协助。此书无论在理论还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都极富挑战性，是稻米起源研究领域的一本里程碑式的名著。作者在东南亚和南亚从事田野调查数十年，发现和积累了大量资料和数据，通过考古学、农学、民族学、生态学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亚洲栽培稻起源于阿萨姆和云南这一完全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崭新学说。参与此书的翻译，一方面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知识；另一方面承蒙程侃声先生赏识，我竟得以受教于其门下。程先生兼通文理，识达古今，学品高尚，是引领我进入学术之门和给予我跨学科研究视野的恩师。程先生鼓励我做人类学，引荐我认识了江应樑、汪宁生等人类学家前辈。汪宁生先生治古代史、民族学和考古学，是国内民族考古学的先驱者。江先生为人耿直，广博严谨，学问独树一帜。我数年间常往府上求教，受益良多。为了打好基础，以后能够很好地从事人类学研究，我于1983年考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任实习研究员，继而攻读杜玉亭、王树伍先生的硕士研究生。那时的学习环境令人怀念。研究生部主任袁任远先生为培养学生不遗余力，费尽心血。其所聘授课教师皆为一流学者。我们从经济学家朱应庚先生、民族史学家木芹先生、现代史学家谢本书先生、考古学家张增祺先生、民族理论专家熊锡元先生及诸多国内外民族学、人类学家身上学到的知识和治学态度，终生受用。现在许多老师已步入晚年，但仍然耕耘不止。如张增祺先生，十余年前由城市移居乡里，在抚仙湖畔筑庐而居，闭门谢客，著书立说。我的导师杜玉亭先生有多个研究领域，基诺族研究是其安身立命之本。杜先生现已70余岁高龄，但每年仍坚持到基诺山调查数月，半个世纪不间断地研究一个民族。杜先生对学生要求近乎苛刻，然而极力鼓励学术创新。当时我提出希望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刀耕火种，一些学者因不知其学术意义而不以为然，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其过于“敏感”应予以回避，而杜先生毫不犹豫地给予了肯定和支持。为了做好这个课题，他让我求教于时任中国科学院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的裴盛基研究员。裴先生为国际知名学者，是中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开创者。从做学生到现在，我与裴先生及其诸多同事、学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生态学、植物学的知识以及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最近十年，与我合作最为密切、给我支持和影响最多的学者当推王国祥研究员。王先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始于1958年，50年来在傣族、布朗族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开创性的、令国内外学者瞩目的骄人成就。1997年他参与由我主持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卓有建树。他虽然年近七十，并患有高血压病，然而仍坚持长期驻村调查研究，其对事业的执着、热忱深深感动着项目组全体成员，是大家心目中的楷模和典范。最近王先生又出版了大著《傣族文化求是录》，他在赠我的书上题词“情谊半世纪，山高水又长”，充分体现了他的谦虚和对后学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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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43 我从事人类学研究之后，先后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民族博物馆和云南大学工作。也许是巧合或是命中注定，我到以上几个机构时其皆为筹建机构，所以我从事的都是草创性的工作。1987年云南社科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我是负责人。1989年，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石有才、杨丽天调我到该委参与筹建云南民族博物馆。在马立三、王正芳主任的领导下，我先后担任筹备组副组长和副馆长，一干就是十年。1999年，时任云南大学副校长的林超民教授真诚邀我到云大人类学系主持工作。该系前身为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系，为林超民和王筑生两位教授于1996年恢复兴办，1999年人类学与社会工作分家，我即于此时调入云大担任人类学系主任。此后数年间，云大民族学先后获得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和民族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可谓兴盛一时。这自然是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重视和大力推动的结果，人类学系全体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上做出了出色的业绩也是不争的事实。2002年，经林超民教授多方斡旋，伍马瑶女士捐资建成了“云南大学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主体建筑，时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的高发元教授动员我出任馆长，领导建设博物馆，这又是一项须从文物征集开始的、白手起家的、富于挑战的事业。不难看出，如果说我在不同的岗位上做了几件有意义的开创性的事业的话，那么还得感谢上述各位领导的信任，感谢他们为我创造的良好机遇和条件，同时得感谢同事们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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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45 问：我们都知道您和日本的许多著名研究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关系，请您简单谈谈和他们的合作。另外，欧美的学术界恐怕也有很多您的朋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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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47 答：我与日本学术界发生关系，始于研究刀耕火种；而选择刀耕火种研究，则与我此前曾从事日本学者提倡的“照叶树林文化论”的研究有关。所谓“照叶树林文化论”，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日本学界兴起的一种探索日本文化源流的学说。此学说的创始人为著名学者中尾佐助、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等。他们根据多个学科的研究认为，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阿萨姆地区经云贵高原、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日本中南部这一照叶树林（亦称常绿阔叶林）地带，在古代曾经是一个具有众多相同文化要素的文化区，由于这些文化要素最为集中的地区是阿萨姆和云南，因此阿萨姆和云南应是此文化区的中心。古代日本文化的形成有南北文化传入的途径，而照叶树林文化亦是形成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照叶树林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的复合文化，刀耕火种农耕文化即其基层文化之一。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原馆长佐佐木高明先生是照叶树林文化论的倡导者，又是研究刀耕火种的大家，仅此领域，他就有《热带的刀耕火种》、《东南亚的刀耕火种》、《日本的刀耕火种》等著作。1984年初夏，佐佐木高明一行访问云南，其间他得知我研究云南的刀耕火种，便鼓励我要抓紧田野调查，待调查资料装满几个箱子之时，邀请我去日本交流。1990年，佐佐木先生果然委托该馆的周达生教授邀请我去日本民族学博物馆访问。半年时间，佐佐木先生和周先生送我许多著作，多次安排时间与我讨论并给予指导，并破例提出要我做论文博士。我对博士学位不甚重视，所以一直没有认真对待，辜负了先生的厚爱和期望，至今仍心存内疚！1990年我作为学者第一次出国访问，得以进入日本民族学博物馆那样的学术圣殿，获取了许多资料和信息，我此后能与众多日本学者和机构交流，也与此次民族学博物馆之行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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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49 日本民族学博物馆是我与日本学界交往的第一个机构。位于大阪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是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和日本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心。其时，该馆有5个研究部，约80位学者。多年来，除了梅棹忠夫、佐佐木高明、石毛直道三任馆长之外，我与秋道智弥、江口一雄、吉田集而等资深教授和塚田诚之、横山广子等后起之秀也保持着交流关系，进行过多项合作研究课题，其中，与生态人类学家秋道智弥的关系尤为密切，合作成效尤为显著。20世纪90年代后期，秋道智弥协助日本天皇次子秋筱宫文仁殿下在东南亚从事“鸡和人——民族生物学的视点”的研究课题，我有幸参与调查研究。2000年，秋道先生调往京都日本地球环境研究所主持“亚洲季风区生态史研究”重大项目，我们又一次合作。此项目研究地域覆盖了东南亚半岛诸国和与之临近的中国云南。云南的研究由云南大学与日本地球环境研究所合作进行，由我具体负责。6年期间，我先后组织了30余位学者从事此项目，在此崭新的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大阪地区，除了民族学博物馆之外，我较重要的合作伙伴尚有赤木攻先生等。2000年，大阪外国语大学校长赤木攻主持“湄公河流域自然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生态史综合研究”课题，我受聘参与该课题，3年间与其助手深尾叶子教授领导课题组成员进行了西双版纳橡胶种植的调研，出版了《雨林啊胶林——西双版纳橡胶种植与文化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生态史研究》一书（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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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51 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是我与日本学界交往的第二个重要机构。最初我与该中心发生关系，缘于翻译渡部忠世的《稻米之路》，渡部先生曾长期担任该中心的所长。1989年，该中心实施中国研究项目，我参加了田野调查。1993年，我受聘到中心做了一年的客座教授，此后亦常到中心访问，与中心的古川久雄、山田勇、高谷好一、阿部健一、田中耕司、松林公藏等教授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该中心为国际东南亚研究的重镇，中心杰出的学术团队及其优良的学风，对我影响至深。在中心度过的紧张而愉快的生活，使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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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53 东京地区是我与日本学界交往的第三个中心。我与该区相知最早的学者是东海大学的渡部武教授。渡部武专攻中国文化史，治学极为严谨、精细、执着，在中日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唐立（Daniels）教授与渡部武先生一样，亦是我的学术挚友。他早先治中国科技史，是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研究班子成员，后转而研究东南亚的掸人和云南的傣族。1995年，我受聘到唐立供职的东外大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在那里又认识了川田顺造等著名人类学家。20世纪90年代前期，渡部武和唐立曾两次组织研究团队与我当时所在的云南民族博物馆合作进行云南农耕文化调查研究，拙著《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即得益于此项合作的积累。东京立教大学的白坂藩教授从事观光和文化生态的教学与科研，在1995年我与他认识之前，他已翻译介绍了我的几篇文章。在东京外国语大学期间，应其要求我写了一本比较简略的关于刀耕火种的书稿，他主持翻译后于2002年由日本农林协会出版社出版。最近几年，我们的合作主要在刀耕火种文化变迁和旅游研究方面。神奈川大学的河野通明教授是致力研究日本及周边国家的农耕文化和犁的专家，他十分重视我对云南和中国的相关研究，我们由此结下友谊。近年来我忙于他事，对犁的研究没有进展，河野先生的研究却日益精进，不断赠我新作，且两次邀我赴日参加研讨会。他的鞭策，常常使我感到汗颜和压力。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能够深交如此众多诚挚、优秀的日本学者，实乃三生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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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55 和日本相比，虽然我与西方学者深交的不多，但仍有几位对我帮助不小。首先是马思中（Magnus Fisksj），他现在为美国康乃尔大学人类学教授，曾任瑞典王国东方博物馆馆长。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曾写信给我希望将拙著《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在美国翻译出版。后来美国福特基金会决定资助翻译出版拙著《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遂请他担任翻译，他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当代中国人类学著作因文字障碍国外知道者不多，拙著得以在国际学界流传，实赖福特基金会和马思中之力。其次是王富文（Nicholas Charles）教授。我与王富文教授1990年认识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其时他供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后回英国剑桥大学，数年前又转到澳洲国立大学。王富文研究苗族，曾多次到云南做田野调查，在我担任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期间，经他斡旋，我系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人类学系建立了交流关系。该院教授格汉·维杰瓦达纳（Gehan Wijeyewardene）博士赠送我方图书1818余册，该院接受了我的两个学生赴澳攻读博士学位，我亦接受了对方两名博士生到云南从事研究。2004年冬天，我应邀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进一步促进了双边交流关系。再次是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原馆长德木累尔（Henry de lumley）教授。他是国际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和博物馆专家。1998年冬季他邀我访法，安排我考察了巴黎和法国南部数十个博物馆，后来又接受了我的学生赴法学习。最近8年，我和我的同事们在云南创建了一批“民族文化生态村”（亦称生态博物馆），并建立了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这些事业的成功，无疑得益于对日本和法国等众多博物馆和文化保护事业的考察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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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57 说到对我的科研事业的帮助，不能不说美国福特基金会。1990年，为建设云南民族博物馆，美国福特基金会曾资助我赴日本考察了近百个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博物馆；此后又资助翻译、出版了拙著People and Forest——Yunnan Swidden Agriculture in Human-Ecological Perspective；最近8年，我们所从事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亦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经费，还在于可使从事项目者的观念和能力得以提升。与该会项目的官员合作，无论是项目设计还是实施过程，我感到都是一种学习，受益之大，非一般学术交流可与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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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59 回顾我的治学经历，由于时代和政治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大都走得曲折和艰难。然而不幸中之大幸，我赶上了“科学的春天”，现在能从事人类学的教学研究工作，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象之事！由于时代的原因，与前辈优秀学者相比，我辈的缺陷和不足显而易见，不过我自认为还算尽了努力，而且一路走来，竟有这么多师友和机构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可以说是十分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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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61 问：作为国内外人类学界有影响的学者，如果由您来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您最满意的成果都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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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63 答：我从事人类学研究以来，大致做了这么几件事：一是在生态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等几个领域里做了一些探索；二是主持建设了几个博物馆；三是做了几件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事情；四是培养了一批硕士、博士生；五是在担任云大人类学系主任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期间做了一些学科建设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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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65 我先说生态人类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尚普遍奉行古典进化理论。在人类与自然相互关系研究领域，进化论主要表现为生产力决定论或人类决定论。把人类与自然相对立，认为人类的全部生产活动是一个征服、改造、利用自然的过程，并以此划分社会发展阶段或社会形态，这是当时十分流行的观点。而当学术环境逐渐宽松，思想禁锢逐渐被打破，人类决定论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恶果日益显现之时，伴随着对进化论的反思和批判，出现了生态中心主义和环境决定论的思潮。显然，古老的环境决定论的复苏是幼稚和荒谬的，而新生的生态中心主义亦显得过于偏激。那么究竟该怎样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对于文化与生态的关系该怎样去解释呢？这样的问题，便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生态人类学和环境人类学产生的背景和研究的对象。出于对进化论局限性的认识和对文化与生态相互关系的浓厚兴趣，我选择了生态人类学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至于研究案例，则选择了刀耕火种。迄今为止，我在此领域断断续续调查研究了20余年，写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云南刀耕火种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中、英文版，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2001年）、《云南の烧畑——人类生态学的研究》（日文版，日本农林协会出版社，2002年）等专著和《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等十几篇论文。要说这些著述有什么新意的话，我想主要有两点：①如果把我关于刀耕火种研究的早期著作视为中国新时期生态人类学研究的有影响的作品的话，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在当时进化论“一统天下”、文化中心主义盛行、学术信息十分闭塞的情况下，拙著敢于大胆地进行学术批评，创造性地运用文化适应的观点和人类生态系统的方法进行研究，既是离经叛道，又令人耳目一新。当时凡读过拙著的年轻学者，包括其他学科的年轻学者，都认为深受启发；国外学者也给予了较高评价，且将其相继翻译成日、英文出版，说明做学术的可贵就在于要有自己的东西，要敢于挑战谬误和开拓进取。②如果将我的相关著作视为对云南等山地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正名之作，是在中国首次科学地阐释刀耕火种的作品，是时下十分热火的传统知识和文化遗产研究的先驱性著作，我认为也是可以的。我深入地进行田野调查，系统、详细地记录云南十几个山地民族正在消失的刀耕火种的实态，依据大量的田野资料，去伪存真，厘清了前人关于刀耕火种的种种错误的认识、观点、概念和理论，首次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类型、一种传统知识、一种文化遗产进行整体研究，给学术增添一点新的内容，给后人留下一些宝贵的资料，这应该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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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67 陈友康、罗家湘所著《二十世纪云南学术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书对我的文化生态研究有专节评论，“具有原创性”是其关键性的评语。国外刀耕火种研究的权威专家佐佐木高明先生亦认为拙著资料新、方法新、观点新。国内外学界对我的研究有如此中肯的评价，令我欣慰。尽管如此，拙著也有不足，例如迄今为止关注较多的是技术和社会的层面，对仪式象征的研究尚未深入，而且理论和方法的总结不够，这是我今后需要继续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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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69 第二，我说一下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在我所从事的科研课题中，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可以说是最具创造性、最具挑战性的应用项目。当代的中国农村，发展是主旋律，是“硬道理”，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传统文化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生态环境的恶化亦日益严重。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并参考国内外的经验，我于1997年提出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的构想，并于次年获福特基金会资助而付诸实施。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以保护和弘扬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重建良好的生态环境、谋求乡村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从人类学的立场出发，并总结中国5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乡村的建设与发展，只有充分尊重乡村人民的意愿，发扬其当家做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依靠他们的知识和力量，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才是正确的途径。因此，我们主张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应由村民主导进行。启发年轻村民的文化自觉性，促进村民正确从事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高村民进行建设和管理的能力，建立有效的运作机制，仅靠村民自身的作为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学者的指导，这也是学者参与的价值之所在。从1998年开始，我们在云南选择了5个村寨作为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试点，通过8年的努力，有3个试点村的发展较为理想，基本上达到了建设目标，开始发挥良好的示范作用。其他3个试点村由于种种原因尚不完善、不理想。某些失败和挫折，既难免也并非无益，它们能从不同的侧面提供诸多经验和教训。由于这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颇为关注，纷纷到试点村进行考察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国家文物局的苏东海等人在贵州尝试建设生态博物馆。发端于欧洲的生态博物馆，在理念上其实与我们所倡导的民族文化生态村是相同或近似的。然而有趣的是，苏东海等人在贵州实践的理论和方法与我们不同，最大和最为关键的差异在于他们选择的是政府主导的策略，而且把依靠政府在村里建设资料中心作为主要的建设目标。我们从事的是大致相同的事业，然而采取了不同的探索方式，由此产生了云南和贵州两种模式，我认为这是十分有益的。它有利于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从而更好地推动此项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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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71 第三，我说说博物馆建设。我于1989年至1999年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工作，作为该馆创建人之一，参与了申请立项、筹备组建、文物征集、陈列布展的全过程。2003年，云南大学筹建人类学博物馆和影视人类学实验室，这两项白手起家的事业又落到我的肩上。于是，我辞去人类学系主任职务，带领一批学者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两项事业。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于2006年5月初步将其建成并开馆。作为大学的博物馆，它虽然规模较小，然而由于将博物馆与影视室相结合，数字化程度高，影视资料丰富，形成了特色；更有意义的是，我们将校馆与6个民族文化生态村相整合，形成了一个城乡、动静相结合的“1+6”的人类学博物馆模式，这在中国博物馆界可谓绝无仅有（广西壮族自治区目前正在筹建自治区民族博物馆，而且设计了区馆统领10个乡村生态博物馆的“1+10”模式，值得庆贺！）。作为高校的专业人类学博物馆，我们还力求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有所贡献，为此创建了三个数据库：一是中国人类学家数据库，目前已采访、拍摄了以宋蜀华等老一辈学者为首的约60部影视片；二是影视人类学数据库，迄今已收集了近千部中外人类学影视片；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现已调查、拍摄了民间艺人及其技艺专题片约60部。这些工作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却实现了几代人类学家的夙愿，做了他们想做而没能做的事情，其意义自是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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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73 第四，我说说物质文化研究。我从事博物馆工作多年，自然对物质文化情有独钟。我先是关注农业、采集、狩猎、渔捞，这与研究刀耕火种有关，后来扩展到制陶、造纸、榨糖、榨油、纺织、建筑等方面，历时十余年，收集了不少实物资料。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我所主编的《云南物质文化》丛书之中。该丛书计5种，《农耕卷》（上、下册）由我撰写，其余四卷（《采集狩猎卷》、《生活技术卷》、《纺织卷》、《服饰工艺卷》）由我提供部分资料，让他人撰写。关于物质文化的研究，针对有的学者只习惯于利用历史文献从事研究，有的学者虽有田野但调查粗糙、肤浅，分析论述都秉承进化论的状况，我们希望有所变革，来一次新的尝试。于是我们埋头进行了若干年的调查，力求获取全面、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各类器物的功能、结构、分布、分类、传播、源流、变迁及文化意义的研究，以期给后世留下一份丰富、宏阔的物质文化图卷。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思考、创意和成果获得了学界的认同，丛书出版之后先后获得了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拙著《农耕卷》（上、下册）还被日本享有盛名的学术出版社东京第一书房以《云南农耕文化源流》之名在日本翻译、出版。由于工作繁忙，最近几年我们未能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继续投入时间和精力，而关于如何以国际学术的视野去审视研究对象、如何透过“物质”去探究“非物质文化”的内涵和意义等课题，只有留待以后或由他人继续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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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75 第五，我说说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人类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演变过程。这门年轻的学科产生于美国，短短20余年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它属于历史学的范畴，然而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又非历史学的“专利”，而是许多学科关注的对象。人类学自从产生之日起，便没有离开过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当然，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不同于历史学主要依据文献资料分析的方法，而是必须从事田野调查。通过田野调查，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去认识人类文化的变迁，或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生态环境的变化，这是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途径。我从事此项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与日本京都大学和大阪外国语大学的合作，与前者的合作成果是出版了《民族生态——从金沙江到红河》一书，与后者的合作结果是出版了《雨林啊胶林——西双版纳橡胶种植与文化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生态史研究》论文集。2002年，云南大学与日本地球环境研究所合作，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名为“亚洲季风区生态史研究”项目。该项目的总负责人为秋道智弥教授，我为中方负责人。迄今为止，中方学者30余人分别在云南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接壤地带选择不同民族社区并对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写出了一批反映50年来各民族社区文化、生态变迁的研究报告，第一辑《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生态环境史研究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它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去开拓、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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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77 第六，我谈谈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建设博物馆和民族文化生态村，属于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工作范畴。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和云南大学博物馆工作期间，我经手征集的民族文物有数百件；2000年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云南联合举办国际苗族服饰传统工艺培训班，培训了来自东南亚诸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关学员；在日本丰田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先后在云南德宏和临沧地区与当地傣族学者一道搜集了数千部傣族古籍文献，并做了整理、分类、编目以及微缩胶卷拍摄等工作，出版了《中国德宏傣文古籍编目》和《中国耿马傣文古籍编目》两本巨著。此外，作为云南省文化厅专家委员会成员，我一直参与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培训、评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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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79 问：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2009年将在昆明召开，您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借此机会，我们想请您谈谈中国人类学学科地位的问题、本土化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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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81 答：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世界大会被誉为学术界的“奥林匹克大会”，2009年在中国召开，说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已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筹办和召开这次大会，无疑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说到学科发展，我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地位问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大问题。近年来，虽然一些高校纷纷新建了此专业的系和所，然而建立不久，由于招生和就业的状况不佳，校方大多失去了原先十分支持的热情；正因为如此，若干年前厦门大学曾经撤销过人类学系，2006年云南大学又步其后尘。出现这样的情况，足见该学科地位之脆弱，处境依然不容乐观。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我认为至少以下四个问题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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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83 第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有必要考虑成立一个学科建设的促进机构，要把学科规划和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要立项进行研究，要有组织、有计划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全方位地进行学科的宣传等工作。人类学、民族学在当代中国的重大价值，在于对提高大众的政治文化素质和构建和谐社会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只有让为政者和社会大众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学科的地位才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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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85 第二，根据上述学科的性质，应将此学科主要定位于基础学科范畴之内，要努力争取将其作为必修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列入高校甚至中学的教学大纲之中。只有这样，它才有坚实的基础，才可能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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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87 第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如果我们的教学仍然因循守旧，仍然以古人和洋人为主导，远离中国的现实、远离社会主流，那么其边缘化、受冷落的状况就不可能改变，学生的来源和就业都将成为问题。所以，改革教学方式，编写本土化的、内容新颖、特点鲜明的教材，培养现实社会需要的创新型的人类学理论和实用人才，应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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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489 第四，在研究方面，要大力倡导、鼓励原创性和应用性研究。关于这一点，前辈学者费孝通等先生已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目前一些中青年学者也有良好的表现，例如研究少小民族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研究艾滋病患病群体以促进人类健康和社会和谐，进行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以造福子孙后代，等等。这样的研究和行动，关乎国家发展的命运，具有重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应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今后研究的重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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