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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我说说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人类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演变过程。这门年轻的学科产生于美国，短短20余年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它属于历史学的范畴，然而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又非历史学的“专利”，而是许多学科关注的对象。人类学自从产生之日起，便没有离开过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当然，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不同于历史学主要依据文献资料分析的方法，而是必须从事田野调查。通过田野调查，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去认识人类文化的变迁，或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生态环境的变化，这是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途径。我从事此项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与日本京都大学和大阪外国语大学的合作，与前者的合作成果是出版了《民族生态——从金沙江到红河》一书，与后者的合作结果是出版了《雨林啊胶林——西双版纳橡胶种植与文化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生态史研究》论文集。2002年，云南大学与日本地球环境研究所合作，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名为“亚洲季风区生态史研究”项目。该项目的总负责人为秋道智弥教授，我为中方负责人。迄今为止，中方学者30余人分别在云南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接壤地带选择不同民族社区并对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写出了一批反映50年来各民族社区文化、生态变迁的研究报告，第一辑《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生态环境史研究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它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去开拓、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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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我谈谈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建设博物馆和民族文化生态村，属于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工作范畴。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和云南大学博物馆工作期间，我经手征集的民族文物有数百件；2000年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云南联合举办国际苗族服饰传统工艺培训班，培训了来自东南亚诸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关学员；在日本丰田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先后在云南德宏和临沧地区与当地傣族学者一道搜集了数千部傣族古籍文献，并做了整理、分类、编目以及微缩胶卷拍摄等工作，出版了《中国德宏傣文古籍编目》和《中国耿马傣文古籍编目》两本巨著。此外，作为云南省文化厅专家委员会成员，我一直参与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培训、评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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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2009年将在昆明召开，您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借此机会，我们想请您谈谈中国人类学学科地位的问题、本土化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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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世界大会被誉为学术界的“奥林匹克大会”，2009年在中国召开，说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已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筹办和召开这次大会，无疑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说到学科发展，我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地位问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大问题。近年来，虽然一些高校纷纷新建了此专业的系和所，然而建立不久，由于招生和就业的状况不佳，校方大多失去了原先十分支持的热情；正因为如此，若干年前厦门大学曾经撤销过人类学系，2006年云南大学又步其后尘。出现这样的情况，足见该学科地位之脆弱，处境依然不容乐观。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我认为至少以下四个问题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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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有必要考虑成立一个学科建设的促进机构，要把学科规划和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要立项进行研究，要有组织、有计划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全方位地进行学科的宣传等工作。人类学、民族学在当代中国的重大价值，在于对提高大众的政治文化素质和构建和谐社会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只有让为政者和社会大众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学科的地位才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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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根据上述学科的性质，应将此学科主要定位于基础学科范畴之内，要努力争取将其作为必修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列入高校甚至中学的教学大纲之中。只有这样，它才有坚实的基础，才可能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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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如果我们的教学仍然因循守旧，仍然以古人和洋人为主导，远离中国的现实、远离社会主流，那么其边缘化、受冷落的状况就不可能改变，学生的来源和就业都将成为问题。所以，改革教学方式，编写本土化的、内容新颖、特点鲜明的教材，培养现实社会需要的创新型的人类学理论和实用人才，应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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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研究方面，要大力倡导、鼓励原创性和应用性研究。关于这一点，前辈学者费孝通等先生已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目前一些中青年学者也有良好的表现，例如研究少小民族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研究艾滋病患病群体以促进人类健康和社会和谐，进行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以造福子孙后代，等等。这样的研究和行动，关乎国家发展的命运，具有重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应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今后研究的重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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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谈四点，我以为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必须考虑的大问题。虽然操作和行动起来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能不去努力。只有改革创新，学科才能健康发展，才谈得上本土化，才会赢得国际学术界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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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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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陆萍（1959～ ），女，壮族，《今日民族》主编，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昆明，邮编：65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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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绍亭（1947～ ），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生态环境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云南昆明，邮编：65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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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多元学术与多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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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章梅芳[1]答/刘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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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史、科学编史学研究本身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与科学文化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来自科学史、科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多元的科学观，可以给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见解，也可以在其间建立密切的联系。以这样的方式从事研究，既会遇到误解，也另有一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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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史；科学编史学；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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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刘老师，您好！我自2001年就开始读您的著作，受益匪浅。那时我还在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研究的课题涉及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批判，您的《克丽奥眼中的科学》让我能超越繁杂的资料，从编史学的高度思考一些问题，对我的论文帮助很大。更重要的是，我自此萌发了对科学史理论研究的兴趣，并最终师从您学习科学编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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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也很高兴能有你这个学生，在我的学生中，你是非常出色的。但我十年前在写《克丽奥眼中的科学》这本书时，可没想到会有收你为学生这个可能。据我所知，有一些学校在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教学中，现在还将这本书作为教材。2007年，有出版社要出版这本书的修订版，这也算是一种学术承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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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刘老师，您对推进国内科学编史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诸如“辉格解释”之类的编史术语已为国内学界所接受。但听说，您最初是从事物理学史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可能大家知道的还不是很多，您能否谈谈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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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还是不要用像“重要贡献”这样的词吧，这会惹来一些麻烦的，也不够谦虚，而适度的谦虚，也应该算是中国学术的一种特色吧。当然，在国内做科学编史学，我是比较早介入的，《克丽奥眼中的科学》也算是国内第一本科学编史学专著。我大学本科是在北大物理系学物理，毕业论文做的是一种具体的超材料的实验研究，后来那篇研究论文还被美国物理学会编的Chinese Physics杂志要去，翻译成了英文发表。念研究生后，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我选择了超导史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那时，国内确实几乎没有人专门从科学史的角度来对超导的发展做研究，而国际上也刚刚有人进行研究，只可惜当时我们的研究条件（包括资料、经费、出国的可能等）都远不能和人家相比，当时要是像现在这样，工作也许还会做得更理想一些。不过，在我后来的研究中，似乎总有一种“运气”，就是我选的题目经常是当时研究者少，后来却会热起来。超导史研究也是一样，就在我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国际、国内因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而出现了超导热。于是，我原来的工作一下子就被人重视了，很快就出了3本书，一本是在学位论文基础上有所扩展的《超导物理学发展简史》，一本是超导史的普及读物，还有一本是超导物理学家的列传。有人还以为是在超导热起来之后我才开始研究超导史的呢！要知道，在20多年前，与现在很不一样，一个刚毕业不久的研究生要出书可是很不容易的。这也似乎是一种提示：论文选题，不一定都要往当下最热的问题上去凑热闹，不要只看一时的热闹，还要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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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后来您又是如何转向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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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念研究生时，主要精力是做超导物理学史。但在当时学习的过程中，我对科学史自身的发展、科学史的观念、科学史研究方法等有些兴趣，但一直找不到系统的读物。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我与几个同学一起读当代科学史奠基人萨顿的书，发现很有意思，做了些翻译，也写了相关的文章去参会，从此可以说是注意到了科学编史学。后来，研究生毕业后，有一段时间，我相对集中地读有关的东西，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后来总结起来，就成了《克丽奥眼中的科学》这本书。当然，在我刚开始研究科学编史学时，因国内研究者不多，对这种研究的评价也有争议，但我认为这是有价值的，所以就一直做下来，至今，科学编史学仍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不过，现在的研究者也渐渐多了起来，在某种意义上，你现在不也是其中之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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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目前国内学界对科学编史学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争议。一种看法认为目前的研究只是介绍和引进国外的科学史理论与方法，类似的研究只不过是综述，没有独创性；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年轻的学者应做一些具体的实证的研究，只有等一阶的科学史研究经验十分丰富了之后，才有资格从事科学史学史和科学史学理论的研究。不知您对这两种观念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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