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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在国内学术界第一次全面梳理了缅甸各民族概况，并就中缅跨国民族进行了系统研究。由于中缅跨国民族研究成果很少，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多，而缅文资料又相当缺乏，一些问题没有完全弄清，只能存疑，留待将来进一步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对于与中国南方相邻的越南、老挝、缅甸三国的民族划分情况不太熟悉，特别是对老挝和缅甸国内的民族划分情况了解甚少，即使在一些最新的出版物中也大量引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旧资料或者存在错误。因此，对于缅甸的民族情况要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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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本地区多样性地理环境和文化的分析，我认为本地区之所以是一个文化混合地带，是因为存在多民族社会的混合，尤其是存在不同性质却具有开放、兼容特征的多级文化圈的叠加，并且这些文化圈相互交叉影响，产生出相互依存的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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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南方跨国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我还专门对本地区存在的几个突出社会问题以及相对平稳的民族宗教问题进行了材料归纳，并分析了社会问题突出而民族宗教问题相对平稳的原因，为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文化模式分析提供了扎实的田野材料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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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系统梳理和使用大量的新材料外，本书的理论创新点就是提出了跨国民族的两种和平跨居模式，即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并着重论述了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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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和平跨居”是指跨国民族分居于不同国家，彼此和平往来，不因为文化的认同而要求联合，进而要求改变自己现在的国民身份；同时，不因为彼此所在的国家不同，而仇视、对抗，另外，彼此对周边的其他民族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和平跨居”是指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的保持，或者是靠族群外部的国家政治力量的强制规范，或者是靠族群内部的或族群之间的文化机制的调节和平衡。如果说，模式就是一种依靠某种机制可以相对稳定保持的状态，那么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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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政治机制规约的“和平跨居”，是一种建立在国家关系友好、政治互信基础上，以国家主导并提倡进行建设的边疆政治文化模式，是一种国家主导控制的成长机制。这种模式往往针对跨国民族问题相对突出的地区，而且往往因国家关系的变化而出现动荡。倘若国家关系友好互信，彼此严格遵守相关国际关系原则以及共同签订的国家间条约，共同打击任何分离主义势力，那么彼此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国际关系就会平稳发展；而一旦国家关系不睦，任何一方出现放任或煽动之举，相关跨国民族内部就容易产生民族主义相关问题，或者出现针对所在国家和周边邻近族群的极端民族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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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化机制影响的和平跨居模式，是以国家之间大的传统文化相互兼容、各跨国民族之间小的本土文化相互包含的文化基础为条件的，是一种跨国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自然长成的传统文化机制，是一种来自多民族之间以及跨国民族内部文化力量的成长制衡机制。这种模式的稳定一般并不以国家关系为转移，国家关系友好互信，这种机制更加健康；国家关系不睦，往往导致跨国民族内部异质性分化发展，反而强化了不同国家跨国民族融入其国家中心的认同感，而不会出现跨国民族彼此联合或倒向某一方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也不会出现针对周边族群的民族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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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平跨居”政治机制和文化机制相互关系而论，政治机制可以促进文化机制的成长，但不能替代文化机制。政治机制是不稳定的机制，会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是一种短期机制。文化机制是一种在非常复杂的历史、文化、环境等条件下产生的自我调节机制，是真正长久的有效机制。可以说，文化机制是在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条件下自然生成的，而政治机制是一种完全不考虑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因素的国际社会契约建构。当然，如果文化机制出现特殊的外部力量的长期干扰，不能给予及时的干预，这种机制也可能被逐渐消解或彻底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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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平跨居”文化机制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具有历史偶然性。我们现存的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中，众多的跨国民族不可能完全实现文化机制的“和平跨居”，相反，政治机制的“和平跨居”模式将长久地存在，并广泛地发挥作用。国际社会契约机制是一种较为有效的预防、平衡机制。纵观全球，可以说文化机制是一种特殊性存在，而政治机制是一种普遍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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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地区是一种自然长成的“和平跨居”文化模式，其族缘政治关系将逐渐与彼此的“国家关系”即“国族关系”相一致，甚至完全重合，其跨国民族文化特质与彼此的国家主流文化“同质化”、“匀质化”的进程将不断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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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于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讨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新的理论问题。我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是学术理论的大胆创新，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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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听了您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您对跨国民族的研究有着很深的造诣。我想知道，您是如何走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这条学术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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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知道，我是在新疆出生，并在那里长大成人的。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地道的新疆人，对那里有着永远也无法割舍的感情。我的家庭不是书香门第，我父亲是武警，母亲是工人。我是我们家族中的第一个博士。我的小学、中学、高中、中专、大专都是在新疆读的。1983年中专毕业后，我在福海二农场中学工作了5年。1986～1988年，我完成了新疆大学英语大专自考班的学业。1988～1990年，我在阿勒泰市一中工作。1990～1992年，我在阿勒泰市政府文化局工作。1992年我考取了西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从此离开了新疆。当时招收研究生的名额很少，我那一届我们学校这个硕士点只招收了我一个人，我向导师郝苏民、郗慧民两位教授提出了提前毕业的要求。后来经过国家民委的批准，我在两年内完成了所有学业，后曾在兰州民百集团公司工作了6个月。1995年，我离开甘肃，到广西民族大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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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之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从小与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小朋友一起长大，对边疆少数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着丰富的感性认识；二是我在阿勒泰市文化局工作期间，接触到一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整理的工作，由此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所以我当时就读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研究哈萨克族原始宗教的；来广西工作后，我在张有隽老所长的建议下，曾经参与了《广西回族历史与文化》课题组的研究工作。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1998年考取兰州大学博士后，师从马曼丽教授专攻跨国民族研究方向后确定的。当然，这个研究方向与边疆民族有关，也许是我潜意识中存在浓厚的边疆情结，因此，我把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转向了跨国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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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的理由之外，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有一个自己的想象。我认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是一个富于浪漫、休闲及冒险色彩的工作，是一个可以满足喜欢看风景的人的需要的工作。我是一个喜欢看风景的人，因此我要选择这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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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否真的像您想象的那样，这个学科是可以满足看风景的人的需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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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实并不尽然，如果只做科研不做教学，可能会更接近一些。我只能说，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冷暖心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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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是讲授人类学课程的，您是否能够结合自己丰富的社会阅历，谈谈个人的成长经验对于一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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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生的，也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尾巴”。小时候我真的没有读多少书。1980年高中毕业后我没有考上大学，在家待业期间曾经和几个同学骑马巡护农场的沙枣林，防止有人上树拔沙枣破坏树木。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还到很远的二队去守夜看护粮场，那时我们拿的都是真家伙，骑马、打枪都不在话下。那时候很苦，骑马把大腿都磨破了，收苜蓿籽把手都磨破了。夏天抓鱼，冬天套兔子，帮家里改善生活。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位同学的铁把冲锋枪走火，打穿了另一位同学的臀部和大腿，险些酿出人命。这些艰苦环境中的成长经历，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培养了我们的团队精神。我想，我们那一代人都因此而受益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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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中学教师、政府职员、企业员工期间，我都努力做好自己负责的每一件事。是否胜任工作，不单是个人能力所决定的，更多的是我们的态度和责任心决定的。现在当大学教授是我过去从未想过的，但是当我决心要做大学教授的时候，我就真的做到了。个人的家庭环境和社会阅历，对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父母亲从小对我的严格教育，以及成长中走过的风风雨雨，对我今天的做人、做事都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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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讲课中常常激励学生不要怕成长中的困难，不要怕吃苦，要学会在自己不喜欢的环境中生活，要学会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当我们走过了困苦，当我们理解和适应了社会，我们就会追求更高的超越，过去的一切都会成为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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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广西民族大学近年来在民族学学科发展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您个人发挥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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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像中国所有的民族大学一样，凡是以民族名义起家的大学，首先都会涉及民族学学科的建设。由于大学所在的区位不同，不同的民族大学在民族学学科建设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广西民族大学立足广西，面向东南亚，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学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壮学、瑶学和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相关民族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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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发展，长期以来受到学校领导的重视，已初显良好的发展前景。在老一辈学者中，代表人物有陈衣、张有隽、范宏贵、万辅彬、徐杰舜、周光大等教授，还有已经去世的姚舜安、程方等教授。他们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的培育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20世纪90年代后，涌现出了李富强、玉时阶、谢崇安、龚永辉等一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当然，你和我也在其中。近几年我们又培养和引进了一批年轻的博士、教授，学科建设发展后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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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来到广西民族大学工作后，我得到了张有隽、范宏贵等教授的多方帮助。他们的帮助使我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1年我开始担任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2003年任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虽然当了领导，但我个人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我个人只是努力做好服务工作。因为整天忙于行政事务，这些年我没有取得多少有分量的成果，很惭愧。不过这些年来我们学科建设的整体实力有了大的提高，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学术团队已经形成，现在我们的学科建设在国内和东南亚地区都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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