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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和平跨居”是指跨国民族分居于不同国家，彼此和平往来，不因为文化的认同而要求联合，进而要求改变自己现在的国民身份；同时，不因为彼此所在的国家不同，而仇视、对抗，另外，彼此对周边的其他民族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和平跨居”是指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的保持，或者是靠族群外部的国家政治力量的强制规范，或者是靠族群内部的或族群之间的文化机制的调节和平衡。如果说，模式就是一种依靠某种机制可以相对稳定保持的状态，那么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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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政治机制规约的“和平跨居”，是一种建立在国家关系友好、政治互信基础上，以国家主导并提倡进行建设的边疆政治文化模式，是一种国家主导控制的成长机制。这种模式往往针对跨国民族问题相对突出的地区，而且往往因国家关系的变化而出现动荡。倘若国家关系友好互信，彼此严格遵守相关国际关系原则以及共同签订的国家间条约，共同打击任何分离主义势力，那么彼此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国际关系就会平稳发展；而一旦国家关系不睦，任何一方出现放任或煽动之举，相关跨国民族内部就容易产生民族主义相关问题，或者出现针对所在国家和周边邻近族群的极端民族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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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化机制影响的和平跨居模式，是以国家之间大的传统文化相互兼容、各跨国民族之间小的本土文化相互包含的文化基础为条件的，是一种跨国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自然长成的传统文化机制，是一种来自多民族之间以及跨国民族内部文化力量的成长制衡机制。这种模式的稳定一般并不以国家关系为转移，国家关系友好互信，这种机制更加健康；国家关系不睦，往往导致跨国民族内部异质性分化发展，反而强化了不同国家跨国民族融入其国家中心的认同感，而不会出现跨国民族彼此联合或倒向某一方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也不会出现针对周边族群的民族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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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平跨居”政治机制和文化机制相互关系而论，政治机制可以促进文化机制的成长，但不能替代文化机制。政治机制是不稳定的机制，会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是一种短期机制。文化机制是一种在非常复杂的历史、文化、环境等条件下产生的自我调节机制，是真正长久的有效机制。可以说，文化机制是在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条件下自然生成的，而政治机制是一种完全不考虑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因素的国际社会契约建构。当然，如果文化机制出现特殊的外部力量的长期干扰，不能给予及时的干预，这种机制也可能被逐渐消解或彻底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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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平跨居”文化机制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具有历史偶然性。我们现存的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中，众多的跨国民族不可能完全实现文化机制的“和平跨居”，相反，政治机制的“和平跨居”模式将长久地存在，并广泛地发挥作用。国际社会契约机制是一种较为有效的预防、平衡机制。纵观全球，可以说文化机制是一种特殊性存在，而政治机制是一种普遍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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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地区是一种自然长成的“和平跨居”文化模式，其族缘政治关系将逐渐与彼此的“国家关系”即“国族关系”相一致，甚至完全重合，其跨国民族文化特质与彼此的国家主流文化“同质化”、“匀质化”的进程将不断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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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于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讨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新的理论问题。我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是学术理论的大胆创新，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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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听了您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您对跨国民族的研究有着很深的造诣。我想知道，您是如何走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这条学术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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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知道，我是在新疆出生，并在那里长大成人的。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地道的新疆人，对那里有着永远也无法割舍的感情。我的家庭不是书香门第，我父亲是武警，母亲是工人。我是我们家族中的第一个博士。我的小学、中学、高中、中专、大专都是在新疆读的。1983年中专毕业后，我在福海二农场中学工作了5年。1986～1988年，我完成了新疆大学英语大专自考班的学业。1988～1990年，我在阿勒泰市一中工作。1990～1992年，我在阿勒泰市政府文化局工作。1992年我考取了西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从此离开了新疆。当时招收研究生的名额很少，我那一届我们学校这个硕士点只招收了我一个人，我向导师郝苏民、郗慧民两位教授提出了提前毕业的要求。后来经过国家民委的批准，我在两年内完成了所有学业，后曾在兰州民百集团公司工作了6个月。1995年，我离开甘肃，到广西民族大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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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之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从小与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小朋友一起长大，对边疆少数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着丰富的感性认识；二是我在阿勒泰市文化局工作期间，接触到一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整理的工作，由此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所以我当时就读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研究哈萨克族原始宗教的；来广西工作后，我在张有隽老所长的建议下，曾经参与了《广西回族历史与文化》课题组的研究工作。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1998年考取兰州大学博士后，师从马曼丽教授专攻跨国民族研究方向后确定的。当然，这个研究方向与边疆民族有关，也许是我潜意识中存在浓厚的边疆情结，因此，我把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转向了跨国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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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的理由之外，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有一个自己的想象。我认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是一个富于浪漫、休闲及冒险色彩的工作，是一个可以满足喜欢看风景的人的需要的工作。我是一个喜欢看风景的人，因此我要选择这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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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否真的像您想象的那样，这个学科是可以满足看风景的人的需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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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实并不尽然，如果只做科研不做教学，可能会更接近一些。我只能说，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冷暖心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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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是讲授人类学课程的，您是否能够结合自己丰富的社会阅历，谈谈个人的成长经验对于一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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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生的，也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尾巴”。小时候我真的没有读多少书。1980年高中毕业后我没有考上大学，在家待业期间曾经和几个同学骑马巡护农场的沙枣林，防止有人上树拔沙枣破坏树木。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还到很远的二队去守夜看护粮场，那时我们拿的都是真家伙，骑马、打枪都不在话下。那时候很苦，骑马把大腿都磨破了，收苜蓿籽把手都磨破了。夏天抓鱼，冬天套兔子，帮家里改善生活。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位同学的铁把冲锋枪走火，打穿了另一位同学的臀部和大腿，险些酿出人命。这些艰苦环境中的成长经历，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培养了我们的团队精神。我想，我们那一代人都因此而受益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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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中学教师、政府职员、企业员工期间，我都努力做好自己负责的每一件事。是否胜任工作，不单是个人能力所决定的，更多的是我们的态度和责任心决定的。现在当大学教授是我过去从未想过的，但是当我决心要做大学教授的时候，我就真的做到了。个人的家庭环境和社会阅历，对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父母亲从小对我的严格教育，以及成长中走过的风风雨雨，对我今天的做人、做事都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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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讲课中常常激励学生不要怕成长中的困难，不要怕吃苦，要学会在自己不喜欢的环境中生活，要学会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当我们走过了困苦，当我们理解和适应了社会，我们就会追求更高的超越，过去的一切都会成为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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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广西民族大学近年来在民族学学科发展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您个人发挥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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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像中国所有的民族大学一样，凡是以民族名义起家的大学，首先都会涉及民族学学科的建设。由于大学所在的区位不同，不同的民族大学在民族学学科建设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广西民族大学立足广西，面向东南亚，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学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壮学、瑶学和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相关民族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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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发展，长期以来受到学校领导的重视，已初显良好的发展前景。在老一辈学者中，代表人物有陈衣、张有隽、范宏贵、万辅彬、徐杰舜、周光大等教授，还有已经去世的姚舜安、程方等教授。他们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的培育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20世纪90年代后，涌现出了李富强、玉时阶、谢崇安、龚永辉等一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当然，你和我也在其中。近几年我们又培养和引进了一批年轻的博士、教授，学科建设发展后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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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来到广西民族大学工作后，我得到了张有隽、范宏贵等教授的多方帮助。他们的帮助使我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1年我开始担任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2003年任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虽然当了领导，但我个人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我个人只是努力做好服务工作。因为整天忙于行政事务，这些年我没有取得多少有分量的成果，很惭愧。不过这些年来我们学科建设的整体实力有了大的提高，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学术团队已经形成，现在我们的学科建设在国内和东南亚地区都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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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据了解，您已经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将前往爱尔兰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研究。我想知道，您的留学计划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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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2006年我就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准备前往爱尔兰进行访学。但由于工作繁忙，我不得不推迟了访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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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96年开始关注跨国民族问题，由于长期研究跨国民族问题，我注意到了跨国民族问题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存在，它在亚洲、欧洲、美洲，在第三世界，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屡见不鲜。但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的表现却不完全相同。有些非常敏感，有些却相当平稳。当我研究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关跨国民族问题后，便产生了了解世界其他地区，尤其对西方国家相同问题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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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6月，我应邀前往英国剑桥大学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高访，感谢艾伦·麦克法兰教授为我在英国期间提供了非常好的住宿和办公条件。后来，我前往北爱尔兰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Liam O. Dowd教授的介绍下，我了解了他们建立的跨国研究中心（Cross-border Centre）的基本情况。他们的研究大多依托行动项目专门从事合作研究。英国一些大学还开展了前沿的“和平学”研究。他们的研究工作对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我产生了进一步考察英爱边境地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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