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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先生的经历，真正是拥有为社会服务的时代精神的学者的一个缩影。在“文化大革命”那样非常的历史时期里，您的遭遇是怎样的呢？您有没有动摇过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决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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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研究工作均陷入停顿，我们一度被下放到米易县湾丘五七干校进行劳动。那时，我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伐过木、盖过屋、犁过田、种过菜、养过猪、煮过饭，也拉过车，真是一个十足的劳动力。正常的民族调查与研究虽然干不成了，但我并未中断对本专业的自修和学习。米易地处民族杂居区，我利用节假日去做些调查访问。为此，我也曾受到过批判，但并未退缩，相信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终会过去，坚持着“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信念，于是才能在1977年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得以恢复和发展时，重操旧业，全面整理过去的著作，并进入理论上的升华。后来我大量的科研成果得以发表和出版，证明在这十年中的努力不是白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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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的民族学是一个外来学科，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又经历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研究时期，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点。近年来，关于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各种主张很多，您的大作《民族学》一书对建立民族学学科体系提出了重要意见，也是一些大专院校的教材或重要参考书。您认为，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特点应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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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民族学资料，但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是近百年来由西方传入的，这自然有“民族学中国化”的问题。1949年以前我国主要引进西方的民族学理论与方法，1949年以后又学习苏维埃民族学派。无论是西方的还是苏联的民族学，都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各有长处，也各有局限。民族学的中国化必须建立自身的科学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具备谈这一问题的条件，自1980年中国民族学学会建立以来，这一问题便日益突出。我是积极主张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的，为此写了一系列文章，后又将我在1980～1981年在四川大学的讲稿整理编成《民族学》一书出版，提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体系应有本体学科与边缘学科之分。其本体学科应包括民族学理论、中国民族志、世界民族志、应用民族学、历史民族学、民族学史、民族学调查方法以及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态研究等几个部分，其边缘学科应包括与相关兄弟学科交叉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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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的确，近年来，随着中国民族地区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民族学者开始应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来研究民族地区，民族学的边缘学科如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民族法学的发展都很快。但是，应用民族学的本体理论来研究特定区域的特定人群，仍然是民族学的主流。下面，我想就几个具体问题请教一下，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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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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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彝族的研究。彝族是一个支系很复杂、社会形态多样、政治制度地区差异明显的民族。由您总纂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既为凉山彝区的民主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又为奴隶制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被邓力群同志称为“科学大厦的奠基石”。您在研究中有何心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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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对彝族的研究着重在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与彝族历史的研究两个方面。众所周知，位于川滇边境的大小凉山彝区是至20世纪50年代在世界上保留得最完整的奴隶制地区。因此，这一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凉山彝区的民主改革是以该地存在的奴隶制为前提进行的，但学术界对凉山彝族的社会性质长期有着奴隶制、封建制或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等几种看法。我从凉山民主改革前存在的等级结构、土地所有制形态、家支制度与冤家械斗、家庭与婚姻形态等不同的角度出发，写了一系列论文，论述其社会性质应属奴隶社会。同时，我指出凉山彝族奴隶制既具有古代古典奴隶制的特点，又具有古代东方奴隶制的某些特征，但又不完全与这两者相同，而是一个特定的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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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辉文明的民族，其历史值得进一步研究。现在，我很欣慰地看到，彝族研究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一大批彝族研究学者正在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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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藏族的研究。我注意到您对藏族的研究历来是历史与现实并重，尤其是对康区的研究，成为中央“稳藏必先安康”思想的理论基础。能告诉我您选择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研究道路的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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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藏族是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藏区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一直很激烈。作为一个学者，既要有学术上坚持真理的品德，也要有维护祖国统一的责任心。因此，我对藏族的研究始终很注意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除了主持编写《四川省志·藏族志》外，我还写了一系列论文与调研报告。这些论文有的涉及藏族多元一体格局问题，有的涉及藏族与中原及其他民族的关系问题，有的涉及嘉绒藏区的社会形态与文化问题，有的涉及藏区的现实问题。你提到的调研报告是近年来我主持的两项省级与国家级课题的成果。其中一项成果《调整四川藏区政策的研究报告》旨在说明四川的甘孜、阿坝两州及木里县作为中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在整个藏区乃至西南地区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同时，提出四川藏区现行一些政策与友邻藏区（比如西藏、甘肃、青海和云南藏区）的差异性以及有必要进行调整的意见。在这一总报告中，我写了一篇《论“治藏必先安康”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提出清末的这一命题在现阶段仍有可取之处。这一见解得到了当时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的肯定。此后不久，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来川视察工作时再次肯定了这一见解，并将其修订为“稳藏必先安康”，并拨出重金以解决康区开发不足的问题。另一项成果《国外藏胞研究》论述的主要对象是1959年西藏发生动乱随达赖出逃国外的10万左右藏胞的情况。这些藏胞流落国外，处境困难，有的受反华势力控制，对国内藏区造成了负面影响。国家很有必要弄清情况，以制定相关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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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羌族的研究。您在1962年发表的《关于羌族历史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仍然是今天“羌族”这个民族名称使用的依据。请您谈一下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看法，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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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羌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在历史上分布甚广，影响甚大。由于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原因，迄今只有近30万的羌民在四川西北部地区被保留下来。研究羌族的历史与文化对中国西南藏缅语族中的各民族均有重要意义。我曾主持羌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后来又主持完成《羌族简史》一书，并与另外两位同志合作写出带有通史性的《羌族史》一书。此外，我还对羌族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民族学研究。这些研究皆旨在说明现今藏缅语族中的各民族在族源与文化上皆与古代羌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现今羌族的经济与文化又受到了周边汉、藏等民族深远的影响。从羌族的实例中亦可得出中华各民族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亲密关系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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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谢谢您的解答。您是一位土家族的学者，对自己本民族的研究是不是有特别的心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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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聚居在湘、鄂、川（渝）、黔边境的土家族人口570余万，居全国少数民族的第7位。四川土家族绝大多数的民族成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落实民族政策以来才得以恢复的。因此，四川方面以往对土家族的研究较少。我虽是土家族的一员，但由于以往研究的重点在四川西部民族地区，故缺乏对本民族的认知。我意识到这一问题必须及时加以补救后，一方面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写出了一些论文；另一方面，积极组织有关力量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由我主持的川东南土家族调查研究的省级课题启动。我们仍从民族学调查入手，经过数次调研，最终形成《川东酉水土家》这本中观的民族志著作，综述了川东南酉水流域这片最具代表性地区的土家族的情况，填补了这一空白。《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是国家社科重点科研项目，其中的《土家族卷》由我主编，卷中搜集了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土家族原始宗教的资料，卷前有《概述》一篇，对土家族原始宗教作了评述。此卷已经出版，亦可谓填补空白之作。目前关于土家族历史的只有一本《土家族简史》问世，尚无完整的通史。1993年全国土家族经济文化研究协作会上，湘、鄂、川、黔四省的有关同志商定编写一本完整、系统的《土家族通史》，并将主编此书的任务交给了我。经过几年的努力，此书初稿已完成，即将出版。这就是说，我对自己民族的认识也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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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先生在近20年的时间中，除了上面提到的研究内容外，还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诸如对基诺人、纳日人和白马藏族的民族识别问题，川滇一带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问题，巴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问题，南方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问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问题，民族地区生态经济发展问题，以及某些国外少数民族的问题，等等，均有不俗表现，真是值得我们后辈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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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过是初学而已，但偶有心得亦笔之于文，作为一种看法，以求教于方家，不能说有多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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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进入新世纪以来，先生将全部精力用于藏彝走廊研究，并广泛团结和邀请国内外学者加入这一研究团队，请问先生，您认为藏彝走廊研究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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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藏彝走廊是已故的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最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这一学术概念又是与他提出的民族走廊学说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念息息相关的。费先生的上述学术思想是对中国民族学、民族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大学术贡献，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和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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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参加了藏彝走廊研究的组织工作。当时在费老和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首任会长马曜先生以及老一辈学者和有关领导的关怀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于1982年5月在昆明正式建立，确定由当时担任秘书长的我任考察队队长，童恩正（四川）、何耀华（云南）、平措次仁（西藏）任考察队副队长。考察队首先确定以雅砻江流域和怒江中游这两处为科学考察的试点区域。考察区域内的民族主要为藏、彝、傈僳、纳西、傣、独龙、苗、珞巴等民族和僜人。考察的重点为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习俗、宗教及民族关系等。参加考察队的有四川、云南、西藏、贵州和上海等省区有关单位的同志共70余人，分属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当考察队分赴雅砻江与怒江流域考察时，费先生于1982年5月在武汉发表了《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的讲话，再次对藏彝走廊的考察予以指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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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的两处试点工作，在经过3～5个月后，基本告一段落，形成了三本考察报告，即我和童恩正主编的《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杨毓骧编著的《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和《滇藏高原考察报告》，相继于1983～1984年内部出版。1984年7～9月，考察队又组织十余人对雅砻江上游民族地区进行了综合考察，最终形成由我和童恩正主编的《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于1985年内部出版。这些第一手调查资料均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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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藏彝走廊的调查研究，除了综合的民族考察之外，我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倡导和组织下主要还做了如下一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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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亦称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经四川西南、云南、缅甸、印度、中亚，直至欧洲。这条道路在国内所经很大一部分在藏彝走廊地区，沿途均为少数民族地区。以往中国学术界对这条道路并未取得共识。经过多年努力，这一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而这条古道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公认，并形成了今日重振西南丝绸之路的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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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藏彝走廊各民族的语言研究。藏彝走廊各民族的语言极其复杂，一种民族讲多种语言和多种民族讲同一语言的情况广泛存在，尤其是一些被称为“地脚话”的民族语言处于底层，往往为通用的语言所掩盖。中国西南民族学会组织民族语言学者对一些濒危的小语种进行了调查研究，出版了一些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引起了国内外学人的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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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藏彝走廊的诸多专题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逐步转移为应用研究，因而藏彝走廊的总体或综合的基础研究势头有所变弱，但关于这条走廊各项专题研究的成就相当突出。比如四川学术界的康巴文化研究、金沙江文化研究、牦牛经济与文化研究、禹羌文化研究、岷江上游考古发掘与研究、彝族毕摩文化研究，西藏牵头的茶马古道研究、昌都地区研究，云南学术界的纳西东巴文化研究、三江并流区域自然与文化研究、卡瓦格博雪山区域生态与人文研究等，都具有代表性，其成果均为学术界所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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