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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西南学术界为再次重振藏彝走廊的基础研究做了一些工作，发表了一批科研成果，并于2003年11月在成都召开了“‘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这是自费孝通先生25年前提出这一概念，中国西南民族学会21年前组织六江流域的民族综合考察以来，对藏彝走廊研究所做的第三次重大举措，也是聚集国内学者对藏彝走廊问题进行的首次学术探讨。当时费老患病在身，行动不便，特写来贺信，表达了他对藏彝走廊研究的充分关注和对这项事业寄予的厚望。这次会议研讨的成果已集结为文集《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正式出版。2005年8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在成都召开了“‘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动’中美学术合作研讨会”，足见藏彝走廊的研究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充分重视与认同。2006年10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召开了“藏彝走廊族群互动与发展”学术研讨会；2007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西宁召开了“藏彝走廊的族群认同”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四川召开了“藏彝走廊：族群与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除了西南学术界外，近年来，一大批北京、台湾及海外的学者都进入藏彝走廊地区进行研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藏彝走廊研究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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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过去有两个主要的取向，一是以单个民族为研究对象，一是以某一行政区的各民族为研究对象，这两种研究都很有必要。但是，如果仅仅以这样的视角研究民族问题，就会忽略各民族间的相互联系，也不能解释各民族内部的巨大差异和不同民族间的相似之处。藏彝走廊的研究，首先要提供一个区域的、动态的、相互联系的研究视角，把藏彝走廊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一区域内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互动与文化影响，在此基础上来理解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以解释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具体原因。所以，藏彝走廊研究是中国民族学继往开来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有责任全力推进这一研究，也为有这么多的学者共同参与这一大业而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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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先生除了在学术上耕耘不已外，还担任了许多学术职务，倾注了许多心血在民族学研究的组织和学术活动工作上，马曜先生曾经在为《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所作的序言中称您为学术活动家，并说您“约己以让，故能得众多助”，为什么您能够做到这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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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学术组织活动，其实主要是协调工作。在活动中，既要尊重各方，照顾到各方利益，也要注意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发挥各人之所长，更重要的是自己要把名利看淡一点。当然这会占用自己一些时间，但只要尽力推动民族学事业不断发展，自己同样会不断进步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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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先生作为学术界前辈，有博大的胸怀。相信您的品德和学识将成为我们的榜样。再次对您接受采访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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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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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锦（1965～ ），女，四川成都人，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四川成都，邮编：6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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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绍明（1933～2009），男，土家族，重庆秀山人，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著名民族学家。四川成都，邮编：6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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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探寻新范式，生发元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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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付小月[1]答/袁鼎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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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袁鼎生提升出生态辩证法，构建了整生范式，生发了元范畴，形成了集逻辑、历史、应用、比较研究以及元学科研究于一体的超循环运转的生态美学理论体系。他以生态为基点，整合、融通了人类学与美学，标识了生态美学的生境与发展理路，并主张在艺术生境和艺术人生的耦合并进中提升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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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美学；生态辩证法；整生范式；超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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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袁老师，生态美学是美学在当代的一种发展形态，您致力于生态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系统建设，成果有目共睹。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时报》2006年9月28日发文评价说：“从理论生态美学、历史生态美学、应用生态美学三个维度完整地建设生态美学学科，袁鼎生是第一人。”《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说：“在博士生导师、生态美学学科带头人袁鼎生教授的带领下……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被誉为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的‘重镇’。”这足以证明您在生态美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力。我想请教与此相关的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是怎样走向生态美学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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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说起生态美学的研究，我并非从一开始就有这份自觉，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和研究的过程。我的学术活动始于环境美学和旅游美学的研究，继而为美学史、美学原理的探索，现转向生态美学的追寻，螺旋提升地回到了起点。我对生态美学的研究最早应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许是出于对庸俗的文学、社会学破坏了文本美感的不满，而我又是一个喜欢在山水中徜徉的人，觉得在自然山水之中人的内心可以复归于宁静、自然，也就有了前生态美学的研究。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文人隐士。可以说庄子对我的影响远远大于孔子，庄子喜欢与自然对话，我也是啊。我的故乡全州位于桂北，那里有雄伟壮阔的越城岭、都庞岭，还有汤汤北去的湘水，这些都酿就了我的山水之气与林泉之心，与山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之感。我从那时就开始写一些感悟性质的山水美文，后来慢慢有了一些美学上的自觉，从山水的美学特征去分析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进而对桂林的山水景观有了系统的审美把握。比起现在，那个时候的桂林山水更加“天生丽质”、清水无尘，那时候人的心境也较安宁。我经常没事就在桂林到处走走，每天早上从家后面爬上叠彩山，置身景观美场里，所以写起来很有感觉。桂林的山山水水在笔下都成了灵气逼人、意韵生动的活态景观，《簪山带水美相依》、《天下第一美山水》、《珠环贝绕大桂林》、《天地有大美》都是在这一时期写成和编就的。在描述这些景观的同时，我也注入一些分析性的文字，挖掘其背后存在的美学规律，这也对后来从事生态美学的研究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田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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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到山东大学师从周来祥先生从事美学研究，因为之前在西北大学进修的时候，听过周先生、李泽厚先生、蒋孔阳先生等美学大师的讲座，所以对周先生“美是和谐”的美学命题和美学思想也有了一些了解。我早期那些写桂林山水的美文恰恰也突出了山水和谐的美学形态与审美关系，这些文章后来周先生看了也给予了一些肯定。在此期间，通过先生的教导和自己的大量阅读与实际操练，我对美学理论体系、美学史以及美学方法都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把握。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西方古代美学主潮》正是在此基础上写就的，这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专著《审美场论》也重点探索了审美境界的中和。我此后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生态美学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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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西方古代美学，按周先生的要求，需关联人类美学通史。从山大提前毕业后，我开始了更为深入的美学历史研究。2001年发表的《人类美学的三大范式》一文，是5年多的研究成果的结果；其后出版的《生态视域中的生态美学》，实际上是它的展开。在美学历史的汪洋大海中，我发现人类古代的依生范式生发了客体美学，发现近代的竞生范式生发了主体美学，发现现当代的共生与整生范式将生发生态美学。生态美学是人类美学的当代形态、基础形态、主流形态。也就是说，我研究生态美学是基于时代呼唤和历史趋势的统一，是我的学术历程的自然发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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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明白了，您的生态美学研究，有多方面的共生因素：早期的前生态美学研究，即桂林山水美学研究；其后对人类美学发展规律的探寻与遵循；当下对美学核心范畴审美场的提炼；再加上您本身的亲近自然的诗性气质；等等。没有《簪山带水美相依》，没有《西方古代美学主潮》，没有《审美场论》，您的生态美学研究，不可能达到诗性、理性、艺术哲性的统一，不可能给人“千里来龙，到此一穴”的历史厚重感和逻辑结晶感。在您建立的科学理性、艺术哲性、人文诗性结合的生态美学理论体系中，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一种生态辩证的方法与思想贯穿始终，并促进了理论内涵的超循环发展。那您这种生态辩证法是怎样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即第二个问题——您是怎样形成整生范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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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说得很对，整生范式是在生态辩证法的发展中形成的。在我的这些学术著作中，包括我的生态美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是一种生态辩证的学术方法。学术方法是一个学科的思维理式、思维模式与思维规程，生态辩证法含非线性生态有序、复杂性生态中和、动态衡生等精要，以网络环升的思维生态与理论体系同一，成为学术方法的高端形态。这种学术方法和思想的形成与我的3位老师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治学态度与方法对我的学术道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规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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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工作的时候，曾经给林焕平先生做过4年的助手。林先生是著名的“左联”成员，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女作家白薇的学生，丁玲亲切地称他为“小老弟”。林先生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哲学家，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的指导作用，也将哲学方法很好地应用到文学理论的研究之中，也非常注重在哲学方法上给我以指导。后来我们合写了一部5万字的教材，叫《文艺学方法论》。林先生写出提纲，我负责扩充内容。这部薄薄的小书，后被用作几届硕士研究生的文学理论与方法课教材。在此过程中，我开始了对文学理论的学术方法的修炼。可以说，林先生的哲学方法与思维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我学术方法论方面的启蒙老师。虽然林先生在2000年90岁高龄时驾鹤西去，但是我内心一直十分怀念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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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对我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广西艺术学院原副院长黄海澄教授。他另辟学术蹊径，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用到美学研究的领域，获得了与前人大不相同的学术成就。这种创新性思维与方法对当时的我很有吸引力，因为我已经意识到在学术研究中必须有一种创新性思维才会有继续发展的可能。1990年我出版的《简明审美学》就吸收了黄先生的这种创新性思维和方法，将其融入我的学术研究活动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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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巨大影响的老师，那就是我在山东大学读博时期的导师周来祥先生。周先生是当今国内少有的几位美学大师，先生最为珍贵的学术思想与方法就是辩证思维，非常注重逻辑与历史的相互转化与相互促进，这本身就是一个超循环发展的结构。若论我在读博期间最大的收获，那就是“辩证方法”这一门课。我们师兄弟三人（我、牛宏宝、李有祥）在看书、写作过程中对理论做一些总结与升华，然后大家在一起互相讨论、互相点评，形成一种在竞争中进步的机制，最后周先生给我们做点评，指出优点和缺点。先生在学术方法上给了我们很深的影响和很多的指导，使我对辩证方法有了一个整体的把握和实际的应用。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西方古代美学主潮》中，我便将先生的这种辩证思维运用得比较得心应手，使整篇文章显示出逻辑与历史活态地辩证发展的态势。辩证方法也是后来我在生态美学研究中所应用的生态辩证法的基础和源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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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辩证法是我在诸位老师那里学到的学术方法的综合应用与总结提炼，进而内化为具有生态逻辑的思维规程与思维模式，这是一个思维逻辑呈生态循环运动的过程。我最近正在修改一部作品，名字就叫《学术研究的生态方法》，将生态辩证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的整生范式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学术逻辑、生态规程、自然法则的三位一体。生态辩证法特别是整生范式，存在于一切自然和社会活动之中，它如同一盏指路灯，使研究者明确研究与发展的路线与目标，增强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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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由此可见，辩证思维是您后来的生态辩证思维的基础和底座，生态美学也正是靠着这种科学的学术思维方法才得以发展的。您曾强调，整生范式不仅是生态美学最高的学术范式，而且是自然和社会的普遍法则，更是您整个学术发展的准绳。可以说，整生范式的创建是您对生态美学学科理论建设的一个大贡献，那您是如何在生态辩证法的哲学基础上生发整生范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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