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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藏彝走廊是已故的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最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这一学术概念又是与他提出的民族走廊学说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念息息相关的。费先生的上述学术思想是对中国民族学、民族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大学术贡献，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和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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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参加了藏彝走廊研究的组织工作。当时在费老和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首任会长马曜先生以及老一辈学者和有关领导的关怀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于1982年5月在昆明正式建立，确定由当时担任秘书长的我任考察队队长，童恩正（四川）、何耀华（云南）、平措次仁（西藏）任考察队副队长。考察队首先确定以雅砻江流域和怒江中游这两处为科学考察的试点区域。考察区域内的民族主要为藏、彝、傈僳、纳西、傣、独龙、苗、珞巴等民族和僜人。考察的重点为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习俗、宗教及民族关系等。参加考察队的有四川、云南、西藏、贵州和上海等省区有关单位的同志共70余人，分属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当考察队分赴雅砻江与怒江流域考察时，费先生于1982年5月在武汉发表了《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的讲话，再次对藏彝走廊的考察予以指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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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的两处试点工作，在经过3～5个月后，基本告一段落，形成了三本考察报告，即我和童恩正主编的《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杨毓骧编著的《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和《滇藏高原考察报告》，相继于1983～1984年内部出版。1984年7～9月，考察队又组织十余人对雅砻江上游民族地区进行了综合考察，最终形成由我和童恩正主编的《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于1985年内部出版。这些第一手调查资料均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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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藏彝走廊的调查研究，除了综合的民族考察之外，我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倡导和组织下主要还做了如下一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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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亦称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经四川西南、云南、缅甸、印度、中亚，直至欧洲。这条道路在国内所经很大一部分在藏彝走廊地区，沿途均为少数民族地区。以往中国学术界对这条道路并未取得共识。经过多年努力，这一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而这条古道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公认，并形成了今日重振西南丝绸之路的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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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藏彝走廊各民族的语言研究。藏彝走廊各民族的语言极其复杂，一种民族讲多种语言和多种民族讲同一语言的情况广泛存在，尤其是一些被称为“地脚话”的民族语言处于底层，往往为通用的语言所掩盖。中国西南民族学会组织民族语言学者对一些濒危的小语种进行了调查研究，出版了一些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引起了国内外学人的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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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藏彝走廊的诸多专题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逐步转移为应用研究，因而藏彝走廊的总体或综合的基础研究势头有所变弱，但关于这条走廊各项专题研究的成就相当突出。比如四川学术界的康巴文化研究、金沙江文化研究、牦牛经济与文化研究、禹羌文化研究、岷江上游考古发掘与研究、彝族毕摩文化研究，西藏牵头的茶马古道研究、昌都地区研究，云南学术界的纳西东巴文化研究、三江并流区域自然与文化研究、卡瓦格博雪山区域生态与人文研究等，都具有代表性，其成果均为学术界所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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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西南学术界为再次重振藏彝走廊的基础研究做了一些工作，发表了一批科研成果，并于2003年11月在成都召开了“‘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这是自费孝通先生25年前提出这一概念，中国西南民族学会21年前组织六江流域的民族综合考察以来，对藏彝走廊研究所做的第三次重大举措，也是聚集国内学者对藏彝走廊问题进行的首次学术探讨。当时费老患病在身，行动不便，特写来贺信，表达了他对藏彝走廊研究的充分关注和对这项事业寄予的厚望。这次会议研讨的成果已集结为文集《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正式出版。2005年8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在成都召开了“‘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动’中美学术合作研讨会”，足见藏彝走廊的研究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充分重视与认同。2006年10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召开了“藏彝走廊族群互动与发展”学术研讨会；2007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西宁召开了“藏彝走廊的族群认同”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四川召开了“藏彝走廊：族群与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除了西南学术界外，近年来，一大批北京、台湾及海外的学者都进入藏彝走廊地区进行研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藏彝走廊研究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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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过去有两个主要的取向，一是以单个民族为研究对象，一是以某一行政区的各民族为研究对象，这两种研究都很有必要。但是，如果仅仅以这样的视角研究民族问题，就会忽略各民族间的相互联系，也不能解释各民族内部的巨大差异和不同民族间的相似之处。藏彝走廊的研究，首先要提供一个区域的、动态的、相互联系的研究视角，把藏彝走廊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一区域内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互动与文化影响，在此基础上来理解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以解释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具体原因。所以，藏彝走廊研究是中国民族学继往开来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有责任全力推进这一研究，也为有这么多的学者共同参与这一大业而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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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先生除了在学术上耕耘不已外，还担任了许多学术职务，倾注了许多心血在民族学研究的组织和学术活动工作上，马曜先生曾经在为《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所作的序言中称您为学术活动家，并说您“约己以让，故能得众多助”，为什么您能够做到这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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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学术组织活动，其实主要是协调工作。在活动中，既要尊重各方，照顾到各方利益，也要注意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发挥各人之所长，更重要的是自己要把名利看淡一点。当然这会占用自己一些时间，但只要尽力推动民族学事业不断发展，自己同样会不断进步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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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先生作为学术界前辈，有博大的胸怀。相信您的品德和学识将成为我们的榜样。再次对您接受采访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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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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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锦（1965～ ），女，四川成都人，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四川成都，邮编：6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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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绍明（1933～2009），男，土家族，重庆秀山人，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著名民族学家。四川成都，邮编：6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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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探寻新范式，生发元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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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付小月[1]答/袁鼎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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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袁鼎生提升出生态辩证法，构建了整生范式，生发了元范畴，形成了集逻辑、历史、应用、比较研究以及元学科研究于一体的超循环运转的生态美学理论体系。他以生态为基点，整合、融通了人类学与美学，标识了生态美学的生境与发展理路，并主张在艺术生境和艺术人生的耦合并进中提升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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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美学；生态辩证法；整生范式；超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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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袁老师，生态美学是美学在当代的一种发展形态，您致力于生态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系统建设，成果有目共睹。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时报》2006年9月28日发文评价说：“从理论生态美学、历史生态美学、应用生态美学三个维度完整地建设生态美学学科，袁鼎生是第一人。”《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说：“在博士生导师、生态美学学科带头人袁鼎生教授的带领下……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被誉为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的‘重镇’。”这足以证明您在生态美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力。我想请教与此相关的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是怎样走向生态美学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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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说起生态美学的研究，我并非从一开始就有这份自觉，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和研究的过程。我的学术活动始于环境美学和旅游美学的研究，继而为美学史、美学原理的探索，现转向生态美学的追寻，螺旋提升地回到了起点。我对生态美学的研究最早应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许是出于对庸俗的文学、社会学破坏了文本美感的不满，而我又是一个喜欢在山水中徜徉的人，觉得在自然山水之中人的内心可以复归于宁静、自然，也就有了前生态美学的研究。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文人隐士。可以说庄子对我的影响远远大于孔子，庄子喜欢与自然对话，我也是啊。我的故乡全州位于桂北，那里有雄伟壮阔的越城岭、都庞岭，还有汤汤北去的湘水，这些都酿就了我的山水之气与林泉之心，与山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之感。我从那时就开始写一些感悟性质的山水美文，后来慢慢有了一些美学上的自觉，从山水的美学特征去分析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进而对桂林的山水景观有了系统的审美把握。比起现在，那个时候的桂林山水更加“天生丽质”、清水无尘，那时候人的心境也较安宁。我经常没事就在桂林到处走走，每天早上从家后面爬上叠彩山，置身景观美场里，所以写起来很有感觉。桂林的山山水水在笔下都成了灵气逼人、意韵生动的活态景观，《簪山带水美相依》、《天下第一美山水》、《珠环贝绕大桂林》、《天地有大美》都是在这一时期写成和编就的。在描述这些景观的同时，我也注入一些分析性的文字，挖掘其背后存在的美学规律，这也对后来从事生态美学的研究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田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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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到山东大学师从周来祥先生从事美学研究，因为之前在西北大学进修的时候，听过周先生、李泽厚先生、蒋孔阳先生等美学大师的讲座，所以对周先生“美是和谐”的美学命题和美学思想也有了一些了解。我早期那些写桂林山水的美文恰恰也突出了山水和谐的美学形态与审美关系，这些文章后来周先生看了也给予了一些肯定。在此期间，通过先生的教导和自己的大量阅读与实际操练，我对美学理论体系、美学史以及美学方法都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把握。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西方古代美学主潮》正是在此基础上写就的，这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专著《审美场论》也重点探索了审美境界的中和。我此后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生态美学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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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西方古代美学，按周先生的要求，需关联人类美学通史。从山大提前毕业后，我开始了更为深入的美学历史研究。2001年发表的《人类美学的三大范式》一文，是5年多的研究成果的结果；其后出版的《生态视域中的生态美学》，实际上是它的展开。在美学历史的汪洋大海中，我发现人类古代的依生范式生发了客体美学，发现近代的竞生范式生发了主体美学，发现现当代的共生与整生范式将生发生态美学。生态美学是人类美学的当代形态、基础形态、主流形态。也就是说，我研究生态美学是基于时代呼唤和历史趋势的统一，是我的学术历程的自然发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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