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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四 水污染的社会文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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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注意到，您近几年转向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就像您当初从热门的苏南发展研究突然转向项目相关的研究，而且主要是西部的研究——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现在又“杀回”江南，而且是环境领域的研究。请问，这是一系列跳跃式的研究，还是其中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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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也有朋友这样问我，或者这样评论我，觉得我研究的领域变化挺快。这可从三个方面来说。首先，这样的变化与我的个性有关。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人，喜欢去尝试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当然，这样跳跃的结果，会使积累起来的“财富”丢失，而且这样的“折腾”也很辛苦。或许我生就一个“劳碌命”。如果一个事情我已经明白了，再继续做下去，我就觉得没有干劲，没有味。其次，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领域是有关联的。比如，我以前学过的工科，是我目前研究环境社会学的重要的背景知识；对农村社会的理解和对中国整体社会的体悟，是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基础；而项目中社会文化事项的研究，加深了我对现代性的理解，储备了对现代性批判的背景、知识和自信。所以，这样的跳跃，在我个人的认知实践中是有联系的。再次，我关注的研究领域与中国社会整体变迁进程是密切关联的。您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中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苏南农村发展无疑是一个前沿地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开发力度加大，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在中国的投资力度也比较大，与此同时，政府、社会对人更加重视，所以，项目的社会评价，包括移民安置中的社会文化方面的事务也得到了重视。至于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也是与当今中国的现实密切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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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愿闻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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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第一是宏观背景。我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大致需要200年时间，即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动卷入现代化——我喜欢用“被动卷入”这个词——到21世纪中叶中国达到邓小平所预言的中等发达国家的程度，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其中，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水岭，前100年，中国主要解决独立问题，后100年呢，主要解决富强问题。我个人认为，这后一个百年，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不妨称之为“前发展”、“发展”和“后发展”。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可以称“前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发展”阶段，开放政策30年后的今天，某些东部地区进入“后发展”阶段，但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像太湖流域这样的经济先进地区，环境问题就是“后发展”阶段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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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谈到的两个世纪、三个阶段，对我们整体地理解中国社会的演进很有帮助。我也注意到了，其实您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您说的“发展”阶段就已经研究“后发展”阶段的水污染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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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就是我要回答您的我为什么要研究水污染的现实动机——我要说的第二个方面，是因为我和我的老乡们“运气”不佳，最早遇到“没水喝”的困境，所以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做博士学位论文时就关注和研究水污染问题。苏南是先发展地区，所以环境问题也先于其他地区“冒”出来。您知道，我是在水乡出生的人，从小与水有很多的接触，对水有很多的体悟。后来回老家与亲朋好友聊天时，自然会听到水质每况愈下的话语。其实，我一直希望水能慢慢好起来，但越是期盼，越是失望——水体越来越差，从水不能喝、鱼虾不能吃，到水不能洗衣、洗拖把……另一方面，政府似乎也很重视，1998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零点行动”。但在民间的实际情形是，1998年以后，水体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呈现日益恶化的趋势。博士学位论文完成以后，表面上我没有继续投入大量时间做苏南的研究，但十余年间我一直在关注太湖流域的水况，内心一直思索着太湖流域的水问题。2004年，我申请的省社科基金项目被批准，我就开始专心于水污染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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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问陈教授，您研究水污染的重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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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侧重于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水污染进行解释。我想知道为什么水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被污染了，为什么我们历史上那么长时间里人与水的关系是基本融洽的，为什么政府大量投入的治污无效或者基本看不到效果，为什么我们用的是工程师的治水思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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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为什么要解释呢？“解释水污染”与“解决水污染”之间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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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您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我是水乡的人，所以我想我是最期盼水污染问题得到解决的人之一。如果水污染问题解决了，我就不需要去进行任何的解释。我带着“什么时候我和我的家乡人有安全清洁的水喝、有鲜美的鱼虾吃”这样一个朴素的问题，观察各利益相关者的行动与博弈。在这漫长的观察及与各方的交流过程中，我慢慢地体会到，实际上相当多的人对水污染视而不见，没有意识到水污染的严重性及其后果，治水的人基本上没有搞清楚水污染的社会机理……对待水污染问题，社会科学家可以有两方面的作为：一是进行基础研究，从学理层面上搞清楚，即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一是为政府或相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设计，即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不缺乏政策建议和设计，一篇学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就可以提供一大堆的政策建议。但真正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或设计有没有？就像某些医生在没有了解到真实的病情时就已经开出了一大堆药一样，我们的很多“处方”不是建立在详尽的研究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想象”基础上。有位资深的教授告诉我，目前，我们还拿不出一套完整的关于太湖流域水质的数据。如果没有水体污染的基础数据，工程技术解决方案的依据是什么？自然科学、技术方面尚且如此，社会方面更是可想而知了。所以我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于理解、解释水污染的社会文化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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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认为认知更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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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关于“知”与“行”的关系，孙中山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中国的问题“知难行易”。当然，简单地比较“知”与“行”的难易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对像水污染这样的重大问题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规律性的研究探索很不够，这是事实。所以，作为学者，首先要把基本问题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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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严重的水污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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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有两章修改后以《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为题发表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00年第6期转载），这是我想做解释的一个企图。最近我陆续发表了《水污染事件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分离》、《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等文章，在贵刊也发表了与水污染相关的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对水污染问题做出社会文化的解释。详细内容我就不介绍了。这些成果最终汇成一本书，预计年内可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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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和其他读者一样，期待着您的这部著作的出版。不过在您的这部著作正式出版之前，您是否可以简要地给我们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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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解释水污染是我的主要目的。拟出的这本书从四个部分进行了分析。第一部分，我以太湖流域的两个重大污染事件为案例，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分析水为什么会被污染、污染问题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解决。第二部分，我主要分析了水污染的发生发展历程：城市污染下乡和本土工业污水泛滥使水域急剧恶化。村民在水污染解决无望时，无意识中使用、开发了水体的低级功能——纳污功能，变传统的保护者为现代的污染者，从物质污染演变为精神污染。村落的外源污染不仅污染了村落的水域，而且导致了村落的内生污染。内生污染的形成昭示着治污的难度。第三部分，我主要是对目前的治水范式进行分析、批判。我把目前治水的范式简要地归纳为“运动范式”、“技术范式”和“地方主义范式”，根据我的这些“命名”，您就不难理解了。第四部分，我主要从社会文化/历史层面解释水污染问题，这个解释框架实际上也适合于当前的中国社会问题。1967年，美国学者Lynn White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的文章，谈美国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我们当前的环境问题也是深嵌于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我们没有基督教传统，那么我们的历史根源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我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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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看来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听说您的这部著作，主要是在美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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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这样的。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成立时，学院让我担任系主任。系刚成立，加上有硕士点、博士点的建设以及招生、管理等，总之国内的情况大家都是清楚的，很难有一个没有干扰的专心致志写作的时机。我申请的国家留学基金项目获批，所以我有机会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应用人类学研究所待了一年，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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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知道，亚利桑那大学的人类学做得很好，您去的是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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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啊，我喜欢人类学。申请之前，我从网上搜索了解了美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发现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更加接近于美国的应用人类学领域，所以我后来去了亚利桑那大学的应用人类学研究所。访问学者去诸如“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比较多，我那时的想法是去一个纯粹的美国机构——我想知道美国人是怎样做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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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说说您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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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真正关心的是中国本土社会，所以我到美国访问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我知道，我的功力和精力还不足以研究美国社会而写出东西来，但我努力去了解美国的社会文化与历史，反观中国社会，以加深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我与应用人类学研究所的Timothy Finan、Terry Woronov和Diane Austin等老师有比较多的交流，这使我对美国社会有了初步的了解，对中国的理解确实是加深了。2007～2008学年Terry Woronov博士还来我们系访问了一年。我对水污染问题历史文化层面的领悟，主要是在那段时期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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