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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就具体活动和目标而言，我们一是对自清末以来中国各地开发的乡土教材进行搜集与收藏，二是对中国乡土教材进行历史变迁的研究，三是运用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乡土教材的开发。为了更好地搜集各地的乡土教材，我们遵循“官方与民间相结合，利用多种力量”和“全国一盘棋”的思路，搜集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上面我说过的我们争取到教育部民族教育司的支持，由他们发函至各省教育厅民教处，民教处的工作人员负责收集整理本地开发的乡土教材，然后邮寄给我们。二是我们项目组成员到国家图书馆、北京的一些高校图书馆、地方图书馆及出版社查阅、收集、购买或复印乡土教材，到国家图书馆对那些孤本乡土教材（特别是民国时期较为珍贵的乡土教材）进行拍照、扫描。三是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实地了解，搜集当地的乡土教材。这条途径是我们搜集乡土教材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收集人员分为志愿者和专门人员两部分。志愿者主要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在校生，我们每个学期的期末都组织乡土教材志愿者的招募及培训活动。专门人员就是我们项目组的成员，项目组也会吸收一些优秀志愿者为补充力量，这批人员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活动，三年分三批，每年搜集十个省或地区的乡土教材。为了扩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和影响，并为大家创造一个乡土教材交流的机会，我们在2009年10月9日至10日举办了“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此次会议是近百年来关于中国乡土教材的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会议邀请了官方、学界的众多专家以及NGO和一些地方的一线教育工作者，会议同时展出了我们收集的2000多册较有价值的乡土教材，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较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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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项目，培养一支在乡土教材研究方面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梯队，创建一种政府、大学、NGO合作开展项目的模式；从现实需要出发，创建一套乡土教材的系统理论，以对乡土教材的开发以及为中国乡土教材的建设提供一个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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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截至目前项目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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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首先，我们搜集了数量可观的乡土教材，为乡土教材陈列室及研究中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目前我们已收集、购买乡土教材3000多册，范围已覆盖25个省。清末民国时期乡土教材的搜集是最困难的，但我们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及地方图书馆搜到了这些珍贵的资料，有些已极为破旧，纸质易碎，只能进行拍照。其中一些已是孤本，如清光绪三十四年的《范县乡土志》，民国时期曹凤南编的《小学乡土教育的理论与实际》、蔡衡溪编的《乡土教育纲要》、王骧编的《乡土教育研究》、吴志尧编的《小学乡土教学》、王懋德编的《大单元乡土教学实例》等。我们搜集到的还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首批乡土教材，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编写的一批，如《河南语文乡土教材》等，加上我们在各地搜集的最近几年开发的乡土教材，数量已极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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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进行了田野调查并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为乡土教材的研究提供了实践经验。乡土教材项目组成员以及招募的志愿者分赴中国的众多省份，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调查，运用文献法、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等多种方法对所搜集地区的乡土教材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并对乡土教材的现实状况进行了反思，同时在报告中附带介绍了一些地区的地理、历史、经济、生活方式等地域民情知识。这些调查报告是我们以后研究中国各地乡土教材的一个实践范本，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志愿者的调查报告已有3篇荣获中央民族大学2008年寒假社会实践优秀作品奖。同时，我们在调查中拍摄了很多的田野与乡土教材照片，并制作了田野调查的DV等影像资料，这些都是研究中国乡土教材的珍贵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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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活动的一步步开展，乡土教材搜集与研究队伍日渐扩大。在此轮乡土教材的搜集和研究活动中，除了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国家民委科教司的支持和香港乐施会的资助，我们基层的乡土教材搜集和研究队伍日渐扩大。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组织了6期乡土教材搜集志愿者活动，活动涉及人数达300多人，从校内到校外，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有些志愿者多次参加我们的乡土教材收集活动。经过乡土教材收集和调查活动，他们都感觉收获颇大，对于乡土教材、对于自己的家乡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使得更多的官员、学者及一线教育工作者加入这个队伍，共同关注中国乡土教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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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不仅进行乡土教材的研究，也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乡土教材的开发，您能谈一下教材开发的基本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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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这样的，我们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分别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勐罕镇中学和甘肃肃南县皇城镇肃南二中做“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课题研究。我们编写的校本教材属于乡土教材的一部分，是在经济文化类型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经济文化类型包括当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每个民族都在某种经济文化类型下生存，并依靠它来运转和生活。这些东西，维持了几千年，它是每个民族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生态、人与人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我们首先对这两个学校所在的区域做经济文化类型的分类，西双版纳属于热带雨林的稻作农业方式，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属于高原牧业的生产方式。在调查完经济文化类型后，我们就能知道什么知识在当地是最有用的，然后把这些知识拿过来，通过参与式的方法，跟老师互动，让老师和社会上的精英一起来编校本教材。此外，在编写内容方面，我们还注重考虑当地人的需求，比如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在西双版纳种植橡胶特别挣钱，很多家长希望学校教会孩子怎么割橡胶才能保证树木能够多割几年。当地的旅游业越来越兴旺，他们要搞好旅游开发，希望学校能教一些民族舞蹈、规范性的旅游知识等。我们就把这些内容编入校本课程中。过去，我们太无视地方性知识了。这些校本教材，初中学生学习完，回到家庭，对于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很有帮助。在编写的原则上，我们遵循三个基本原则：生计原则、生态原则和创新原则。最根本的目的是让学生学到对生活有用的知识，让那些上不了大学的人回到家后起码能够糊口，帮助家庭改善经济；当然，为了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还要让当地孩子学会正确处理人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保护好地方资源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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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们具体开发出了哪些教材？教材实施中遇到什么困难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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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从经济文化类型出发，在甘肃肃南县皇城镇肃南二中开发了供七年级至九年级学生使用的乡土教材，分别是《认识家乡》、《保护家乡》和《建设家乡》；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勐罕镇中学也开发了三册乡土教材，分别是《认识我们的家乡》、《保护我们的家乡》和《建设我们的家乡》。之所以进行这样的编排，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学习本土知识掌握生活的技能，通过关注家乡的变化与发展、家乡的生态文化来树立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理想。目前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了这些教材，不过对内容进行了整合，共出版了两本，一本是《多元文化乡土教材——云南省勐罕镇中学校本教材》，一本是《多元文化乡土教材——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二中学校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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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材的教学实施，我们在做这个课题前，就考虑到了现实的困难，学校主要是追求升学率。那么，要想落实这套校本课程，必须对旧的评估体制进行改革。所以我们跟当地教育局达成了协议，在我们的实验校里，实行课程评估体制的变革，同时争取评估老师的支持，大家都不去追求升学率，而是切切实实地处理好不能升学的大部分人和能够升学的少部分人的关系，处理好国家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关系，做到这些方面的平衡。但是，要做到这些，很难，因为那些教师都是国家课程培养出来的，让他们使用地方性知识，他们都觉得很吃力。我们在今年5月份有一个考察，就是对勐罕镇中学乡土教材教学实施情况进行的一个考察评估，也是对我们课题组成果的一个反馈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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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看起来乡土教材要真正发挥出自己的教育功能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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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我们国家的民族教育仍然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和他们的地方性知识。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中学一般只有不到10%的人能够升入大学，其他90%的学生最终要回到农村去。但是，他们又不认同祖辈几千年形成的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就成了一种“文化边缘人”。所以，作为从事教育人类学研究的人员，我们会继续以有限之力来推动中国乡土教材的发展与建设，以实现教育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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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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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班红娟（1975～ ），女，河南夏邑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讲师。北京，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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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滕星（1953～ ），男，浙江绍兴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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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耕耘在客家研究的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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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吴良生[1]答/罗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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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客家研究目前在海内外正呈方兴未艾之势。罗勇教授是中国客家研究重镇——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的主任。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从事客家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不但个人研究成果颇丰，而且率领一批学术团队一起开拓了赣南客家研究这片领域，搭建起了一个在国内外客家学界有较大影响的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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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罗勇；客家研究；客家民间信仰；客家风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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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作为中国第一批从事客家研究的学者之一，请问您投入其中的机缘是什么？赣南师范学院的客家研究又是如何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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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地客家华人华侨纷纷回到中国探亲访友、寻根问祖和投资实业，由此引发了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的新一轮客家研究热潮。这股热潮由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开始，迅速波及其他客家地区乃至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初期的客家研究主要是追述客家源流，而我是学历史出身的，又在客家地区高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所以便较早感受到了这一热潮。在学习和查阅了有关资料后，我了解到，赣南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而此前很少有人关注过这一地域，其在客家研究中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为此我激动不已，觉得可以而且应该在这一领域做点有用的事。就这样，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始了对客家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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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是组成一个客家研究课题组，向当时的江西省教委申请了一个客家研究课题，继而成立了客家研究室，组织人员到县、乡开展客家文化的调查研究和客家文史资料的搜集工作。在此基础上，1990年，我在《赣南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浅谈开展赣南客家研究的意义》一文，揭开了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的序幕。1991年，学校将客家研究室扩展为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所，其研究人员除历史学科的教师外，还有中文、哲学、经济、音乐、美术、教育、英语、旅游等学科的教师。它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机构，是中国较早的客家研究实体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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