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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由著名历史学家吴泽教授发起，华东师范大学主办，“首届客家学研讨暨客家联谊会”在上海举行，与会海内外学者近百人。赣南师范学院作为协办单位之一，派出5位研究者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论文，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关注，表明赣南师范学院的客家研究开始步入国际客家学研究的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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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初，赣南师范学院与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了“首届赣南客家文化研讨会”，参会论文达50余篇，会后由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所编辑成《赣南客家研究专辑》，在《赣南师范学院学报》上正式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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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5月，由香港中文大学、法国远东学院等单位发起，“国际客家学会”在香港成立，并举行了“第一届客家学国际研讨会”。我的论文《略论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入选参会。该文首次探讨了赣南客家与闽粤客家的关系问题，揭示了客家学鼻祖罗香林所忽视的“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这一历史事实，提出和论证了“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对赣南居民格局的形成乃至整个客家民系的发展壮大产生重大影响”的观点，获得了学术界的赞同，被收入由国际客家学会、香港中文大学、法国远东学院联合出版的《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并被多家刊物转载。随后，我又相继发表了《客家民系形成的地域分析》、《略论客家文化的形成及其多元因素》等文章，探讨了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中的摇篮地位以及客家文化构成因素的“一体多元”等重要问题，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与此同时，林晓平、钟俊昆、谢万陆、刘劲峰等人也陆续发表了多篇颇有见地和新意的文章，在客家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95年，谢万陆教授对几年来的客家研究进行了总结，撰写并出版了《客家学概论》一书，被台湾学者认为是赣南客家研究集大成之作。以上论文、论著，奠定了赣南师范学院客家学研究在海内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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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您是如何接触并进入人类学研究中的呢？在学术上，对您影响最大的人类学家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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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在南京大学学习的是历史专业。20世纪80年代，我到云南进修，了解过人类学的一些理论方法，但并未将其引入我的研究中，起初的客家研究成果采用的多是历史学视角和方法。1994年5月底，时为法国远东学院教授的劳格文（John Lagerwey）博士来到赣州，与我、林晓平、刘劲峰等人商量在赣南地区开展“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课题的研究，由此开始了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所与劳格文的长期国际合作研究。劳格文是国际著名的人类学家，他主张把历史学注重文献资料分析的方法与人类学注重田野调查的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客家传统社会的研究。这种方法的引进，使我个人和赣南师范学院的客家研究走上了一条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结合的新的学术道路。由此劳格文教授也成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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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格文是美国人，毕业于哈佛大学，现任职于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简称EPHE）。他是一位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无上秘要——6世纪道教全收》（1981年）、《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道教仪式》（1987年）和近20年来与众多客家学者一起合作出版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36册。他一直用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关注“地方社会”与“国家社会”。在“客家传统社会”这一研究课题中，他希望在民族工作者“显微镜的近观”之下，探究如下问题：中国是“儒教的”、“佛教的”、“道教的”，或者说以上各教派都是，抑或都不是？究竟哪一系的神统可以“界定”中国？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原动力是什么？这个计划还在进行，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看到最终研究成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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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人类学的方法被引入客家研究后，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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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人类学方法引入我们的研究中，使我们有了新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了。与劳格文先生合作以后，我和林晓平、刘劲峰组织客家研究所的同仁深入赣南、赣中、赣西、闽西、粤东等地广大客家乡村进行田野调查，撰写出了一大批田野调查报告和研究文章。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所于1996年10月和1997年11月先后在赣州主办了有国内外学者参加的“第三届客家民俗田野调查报告会”和“第四届客家民俗田野调查报告会”，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出版了“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的第3册《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罗勇、劳格文主编）和第7册《赣南庙会与民俗》（罗勇、林晓平主编）。此后，又相继出版了第8册《赣南宗族社会与道教文化研究》（刘劲峰主编）、第18册《宁都县的宗族、庙会与经济》（刘劲峰主编）、第21、22册《吉安市的宗族、经济与文化（上、下）》（刘劲峰、耿艳鹏主编）和第29、30册《铜鼓县的传统经济与民俗文化（上、下）》（刘劲峰、赖文峰主编）。这是关于江西客家调查研究的系列成果，对我们以后的研究帮助很大。我个人也先后发表了《宁都洛口村“朱公庙会”调查研究》（1996年）、《客家传统社会与神明崇拜》（1998年）、《一个客家聚落区的形成和发展：上犹县营前镇的宗族社会与村落文化》（2000年）、《宁都县石上村“割鸡、担灯”民俗研究》（2004）、《论民间信仰对客家传统社会的调控功能》（2004年）、《道教与赣南客家人的丧葬礼仪——以于都县为例的研究》（2005年）、《民间风水信仰的心理解读——以赣闽粤客家地区为例》（2005年）、《从客家族谱文献看风水信仰在民间的影响》（2006年）、《三僚与风水文化》（2007年）、《傩文化与乡村社会——以萍乡小枧傩庙和傩事活动为例》（2008年）等多篇用历史学方法和人类学方法综合分析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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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我个人而言，运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客家学使我走上了学科交叉的研究道路；对于客家研究中心来说，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学术团队的打造就始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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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近些年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的发展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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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进入21世纪，继承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人类学成为客家研究中心所倡导的重要方向与趋势。一批受过良好的历史学、人类学和语言学训练的年轻学者被引进客家研究中心。他们秉承中心优良的学术传统，与国际学术潮流接轨，成为生机勃勃的新生代研究力量。黄志繁博士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结合历史典籍和地方文献，完成《“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一书，对赣南12～18世纪的区域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入探讨，论述了赣南区域社会从“化外”走向“化内”，成为中央王朝的“地方”，并形成了独特地域文化的历史进程，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客家研究的区域社会史背景。其观点被《中国图书评论》、《清华大学学报》、《博览群书》等专业杂志所介绍与评论，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与关注。周建新博士的《动荡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运用人类学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路径和文化抗争中的相互建构的分析框架，论述了一个客家宗族城市化的遭遇，分析了客家宗族社会与现代变迁、文化保护与现代化等问题。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历史人类学学刊》、《中国民族报》、《中国文物报》等刊物均作了介绍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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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研究不断壮大着我校的研究队伍，凝聚着我校的科研方向，促进着我校的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也不断提升着我校的知名度。为了将客家研究进一步做强做大，2003年4月，在原客家研究所的基础上，学校整合全校客家研究力量，组建了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同月，中心被省教育厅正式批准为第一批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下设客家社会与民俗研究所、客家语言与文学研究所、客家民间美术研究所和客家音乐舞蹈研究所等四个子机构，后又增设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研究所，涵盖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学、旅游学等多个学科。2006年8月，随着客家研究的深入发展，我校又组建了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院，整合了全校各院部客家研究的主要力量，形成了跨专业、跨学科的学术团队和群体。客家研究院现有校内外专职和兼职人员26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6人；具有博士学位者16人，博士生导师4人，硕士研究生导师16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和省级人选2人，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物和学术骨干2人，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5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人。这是一支结构合理且具有多学科背景、富有团队精神和创新精神的研究队伍。同时，客家研究院还聘请了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劳格文（John Langerway）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孔迈隆（Myron L. Cohen）教授、日本首都大学的渡边欣雄教授、台湾交通大学庄英章教授等著名学者为学术顾问和客座研究员，建立了一个向海内外开放的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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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客家研究院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项（其中重大委托项目子课题1项）、教育部课题3项、国际合作项目3项、港澳台合作项目1项、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课题1项、江西省社科规划办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共计30余项，以及教育厅项目和地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累计课题经费已超过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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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长期从事客家民间信仰和风水文化的研究，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请您谈谈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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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客家传统社会中，民间信仰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我们只要稍稍翻检一下客家地区的老方志、老家谱，就能看到大量关于神庙、神坛以及祭神祀神的记载。我们在进行田野调查时，也处处感受到民间信仰遗风犹存。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民间信仰是深深积淀于客家民系中的传统意识，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和表达形式。因此，对民间信仰及其行为主体进行研究，对于了解客家人的情感心态，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史和地域社会的形构，均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从15年前跟劳格文合作开展客家传统社会的调查与研究开始，我就开始关注客家民间信仰问题了，近些年来，更是把民间信仰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在这方面投入了较多的精力，也做出了一些成果。我在《论民间信仰对客家传统社会的调控功能》一文中详细探讨了民间信仰对客家传统社会有哪些作用与功能。文章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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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家传统社会中，民间信仰除了能满足民众多重心理需要外，还具有调控、整合地域社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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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传统社会受到两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即祖先崇拜和神明崇拜。对宗族而言，祖先崇拜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它可以化解家族内部的矛盾，使聚族而居的客家宗族不断壮大，以至于发展成几百户几千户，历数百年而不衰。但是，祖先崇拜在具有内聚力的同时，又具有扩展性。这种扩展性表现为宗族与宗族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源的矛盾与斗争。祖先崇拜的这种扩展性如不加以限制，往往会造成不同姓氏宗族之间的大械斗，从而影响整个社区的安宁与发展。过去，在天高皇帝远的客家山区，甚至连封建统治力也不易到达的地方，是什么力量对祖先崇拜的这种扩展性加以限制，使当地百姓得以和谐相处呢？是神明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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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崇拜之所以能对宗族社会进行调控，这是因为，祖先崇拜基于血缘关系，具有封闭性；神明崇拜则是跨宗族跨地域的，具有兼容性、开放性。祖先崇拜在宗族内代表“公”的一面，但在整个社区中是代表“私”的一面；神明崇拜却总是代表着整个社区“公”的一面。当宗族与宗族之间彼此因为私利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便需要“公”的力量来消除矛盾，化解冲突，于是，神明崇拜的调控功能便凸显出来。因此，客家传统社会离不开民间信仰，民间信仰也总是存在于传统社会中。要理解客家传统社会，就必须理解客家人的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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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客家民间信仰研究引向深入，2007年11月，我们客家研究院还举办了“客家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来自美国、巴西、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内地等地学者的论文73篇。与会学者80余人围绕“客家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研讨。会议开得很成功，收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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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风水已成为客家人的一种传统，是一种普遍的民俗文化事象。正如劳格文所说的一样：“社会上的每一个区别，如福气、地位和个性的区别等，可以用风水来解释，没有一种社会现象是处于风水解释之外的，没有一座房子、没有一个丘陵、没有几棵树、没有一条河是置于风水解释之外的。”（参见杨彦杰主编《闽西的城乡庙会与村落文化》，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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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客家风水信仰和风水文化。1996年我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三届客家学国际研讨会，当时提交的论文就是《客家与风水术》。后来我又发表了多篇关于客家风水信仰调查和研究的文章。2007年5月，我赴韩国参加由韩国中文学会举办的“中国地域文化国际学术大会”，在大会上作了以《客家与风水文化——以赣南为重点的考察》为题的专题演讲，受到了与会各国专家学者的好评。2010年2月，我又受邀赴韩国首尔出席由汉阳大学举办的“中国风水的再反思”学术研讨会，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杨筠松生平及其风水理论》的主旨演讲，受到了与会的韩国风水研究者和风水从业者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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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章中提出和论证了这样的观点：客家风水信仰是随着客家先民的南迁而传入客家地区的；风水术适应了客家先民求生存、开发山区的需要，它在先民们的定居生活和以后开发山区的斗争中起积极的指导作用；客家风水信仰亦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而走向兴盛，成为重要的客家民俗文化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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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对于传承了几千年的风水信仰和风水文化，我们不能凭一时的意识、观念做一个是或非的简单判断，重要的是要了解风水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民俗心理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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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里，由于科技不发达，先民们的生产、生活主要依赖于自然条件，他们相信经验，所以也相信凝聚着经验与智慧的风水文化。久而久之，相信风水成为一种心理积淀，一种普遍的民间信仰，一种民情风俗。而一种行为方式一旦成为一种传统积淀、一种文化民俗事象，就具有极强的传承性和顽固性，我们只好承认它、研究它、善待它，而不能无视它、否认它，更不能用行政手段摧毁它。这就是风水观念和风水术历经包括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次政治批判而不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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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风水是一种民间信仰，一种民俗文化。只有从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理解风水文化，我们才能理解风水存在的合理性，才不至于谈风水而“色变”，也才能从文化资源的角度，认识客家地区风水文化资源的优势和价值，进而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总之，客家风水信仰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会在这一领域坚持做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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