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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和其他读者一样，期待着您的这部著作的出版。不过在您的这部著作正式出版之前，您是否可以简要地给我们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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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解释水污染是我的主要目的。拟出的这本书从四个部分进行了分析。第一部分，我以太湖流域的两个重大污染事件为案例，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分析水为什么会被污染、污染问题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解决。第二部分，我主要分析了水污染的发生发展历程：城市污染下乡和本土工业污水泛滥使水域急剧恶化。村民在水污染解决无望时，无意识中使用、开发了水体的低级功能——纳污功能，变传统的保护者为现代的污染者，从物质污染演变为精神污染。村落的外源污染不仅污染了村落的水域，而且导致了村落的内生污染。内生污染的形成昭示着治污的难度。第三部分，我主要是对目前的治水范式进行分析、批判。我把目前治水的范式简要地归纳为“运动范式”、“技术范式”和“地方主义范式”，根据我的这些“命名”，您就不难理解了。第四部分，我主要从社会文化/历史层面解释水污染问题，这个解释框架实际上也适合于当前的中国社会问题。1967年，美国学者Lynn White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的文章，谈美国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我们当前的环境问题也是深嵌于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我们没有基督教传统，那么我们的历史根源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我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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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看来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听说您的这部著作，主要是在美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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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这样的。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成立时，学院让我担任系主任。系刚成立，加上有硕士点、博士点的建设以及招生、管理等，总之国内的情况大家都是清楚的，很难有一个没有干扰的专心致志写作的时机。我申请的国家留学基金项目获批，所以我有机会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应用人类学研究所待了一年，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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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知道，亚利桑那大学的人类学做得很好，您去的是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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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啊，我喜欢人类学。申请之前，我从网上搜索了解了美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发现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更加接近于美国的应用人类学领域，所以我后来去了亚利桑那大学的应用人类学研究所。访问学者去诸如“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比较多，我那时的想法是去一个纯粹的美国机构——我想知道美国人是怎样做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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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说说您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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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真正关心的是中国本土社会，所以我到美国访问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我知道，我的功力和精力还不足以研究美国社会而写出东西来，但我努力去了解美国的社会文化与历史，反观中国社会，以加深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我与应用人类学研究所的Timothy Finan、Terry Woronov和Diane Austin等老师有比较多的交流，这使我对美国社会有了初步的了解，对中国的理解确实是加深了。2007～2008学年Terry Woronov博士还来我们系访问了一年。我对水污染问题历史文化层面的领悟，主要是在那段时期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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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最近做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风格好像又有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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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您倒是挺敏感的。解释完成了，但水污染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后来我找了个流行语“和谐”，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被批准了。所以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我主要做“人水和谐”的研究。做水污染的解释，我的基调是悲观的。在发表我那篇关于内生污染的文章时，《学海》的“编者按”称我的文章“向我们呈现江南水乡渐行渐远的忧郁故事”。我在日本讲学时，日本的同行也问我水污染问题到底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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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啊，我们的水污染问题什么时候、怎样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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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简单地说，我认为解决水污染的问题必须从解决人的问题入手，即从纠正人的不当行动入手。人包括个人，也包括群体。“不当行动”包括如企业主的偷排行为、环保部门不履行职责、普通居民的不良生活习惯，等等。不过，您知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定位于科学研究，探讨一般性问题，我没有研究如何去开具体的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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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是否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目前从事的国家社科基金“人水和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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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人水和谐”这个说法有点儿命定色彩吧？似乎有违韦伯的“价值中立”。不过我们在做“人水和谐”时，我开发了我自己的理解。我选择了两种理想类型进行研究。一种我称为“人水不谐”型，即人与水环境的互动呈恶性循环：水污染导致疾病，影响经济发展，诱发贫困；随着污染危害的加深，人口会迁移，进而加剧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平等等次生社会问题。一种为“人水和谐”型，即人与水的互动呈良性循环：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发展生产，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为保护环境提供了动力，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我期望从“人水不谐”与“人水和谐”的比较研究中，探究解决环境恶化与环境正向变迁的社会文化的一般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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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期待着有关此课题更多成果的出版。2008年秋天我与您联系时，您正在爱知大学讲学。大家一般认为日本的环境保护做得比较好，您是否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在日本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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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从卫生的角度讲，日本的环境几乎是没得挑剔的。天空是湛蓝湛蓝的，有云的时候，也能看到蓝和各种云彩。马路干干净净，人们几乎不需要擦皮鞋。但从生态角度讲，日本与美国一样也没办法避免现代性与生俱来的东西。比如，国内学者、官员参观访问日本的琵琶湖以后，盛赞琵琶湖治理得好。但我访问琵琶湖博物馆（相当于科学研究院）馆长川那部浩哉先生并与之进行交流后，我才了解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根本没法解决。当然，我在日本最关心的是水的问题，所以除了上述提到的琵琶湖，我重点考察、访问了水俣病的两个发生地水俣市和新市。感想很多，细节我就不多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日本的水俣病对中国来说应该有很多的教训与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现在计划把我的一位博士生送到日本船桥晴俊先生那儿去学习，加强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我除了在爱知大学讲学，还去了早稻田大学，与鸟越皓之教授进行了交流，并应邀作了讲座。另外，东亚环境社会学会议2009年10月正好在日本东京的法政大学召开，这次会议对我们了解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更好地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应该有颇多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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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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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红增（1967～ ），陕西合阳人，人类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兼职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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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阿江（1963～ ），江苏吴江人，河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邮编：21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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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乡土教材：收藏、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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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班红娟[1]答/滕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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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自清末以来的中国各地开发的乡土教材进行搜集与收藏，其意义有两点，一是对中国乡土教材进行历史变迁的研究，二是运用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乡土教材的开发。中国是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很大，编写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乡土教材，对于培养学生认识家乡、热爱家乡有重要的意义，也可以为一些失学、辍学儿童提供基本的生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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