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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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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举例说吧。比如2003年某州要做“生态移民安置规划”，我被邀请做咨询专家。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今天是被当作移民专家被邀请来的，但我的基本观点是：不要轻易地谈移民，能不移民的就不要移民，能少移民的尽量少移民；如果一定要移民的话，一定要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认真调查研究后再决策。对做移民规划准备申请国家资金的利益相关者来说，这样的话当然是不爱听的话。但我这样说，是基于我对大量项目影响人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我的意思是说，我今天参加一个新项目、提出关于社会文化事项的判断，一方面是根据新项目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对以往已经完成项目的大量基础性研究，总结出一般规律，而后才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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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些看似操作性很强的项目，有很多基础性研究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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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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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您的谈话里，反复提到“影响”一词，是否有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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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觉得我们实际上做的是影响研究，所以，或许叫“影响评价”或恢复为“社会影响评价”更加贴切。我们现在用的“社会评价”主要是从世界银行的“social assessment”翻译过来的，译成“社会评价”或“社会评估”关系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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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环境学科里是做“环境影响评价”的研究的，早期的“社会评价”也被包含在“环境影响评价”里。我在美国访问研究的时候了解到，美国学者仍然保留用“social impact assessment”（社会影响评价）这个词。在英国，出版了一本专门的杂志叫《影响评价研究》。这本杂志里除了环境影响评价，也包括社会影响评价。在一些人眼中，环境影响本身就包含社会影响，社会影响是包含在环境影响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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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不妨对社会评价或项目社会学的一般逻辑作一个概括：人类的活动/事件（投资项目是人类活动中的特殊类型）→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群体关系变化/社会结构性/文化变迁等→人类社会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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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四 水污染的社会文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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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注意到，您近几年转向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就像您当初从热门的苏南发展研究突然转向项目相关的研究，而且主要是西部的研究——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现在又“杀回”江南，而且是环境领域的研究。请问，这是一系列跳跃式的研究，还是其中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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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也有朋友这样问我，或者这样评论我，觉得我研究的领域变化挺快。这可从三个方面来说。首先，这样的变化与我的个性有关。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人，喜欢去尝试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当然，这样跳跃的结果，会使积累起来的“财富”丢失，而且这样的“折腾”也很辛苦。或许我生就一个“劳碌命”。如果一个事情我已经明白了，再继续做下去，我就觉得没有干劲，没有味。其次，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领域是有关联的。比如，我以前学过的工科，是我目前研究环境社会学的重要的背景知识；对农村社会的理解和对中国整体社会的体悟，是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基础；而项目中社会文化事项的研究，加深了我对现代性的理解，储备了对现代性批判的背景、知识和自信。所以，这样的跳跃，在我个人的认知实践中是有联系的。再次，我关注的研究领域与中国社会整体变迁进程是密切关联的。您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中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苏南农村发展无疑是一个前沿地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开发力度加大，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在中国的投资力度也比较大，与此同时，政府、社会对人更加重视，所以，项目的社会评价，包括移民安置中的社会文化方面的事务也得到了重视。至于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也是与当今中国的现实密切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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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愿闻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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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第一是宏观背景。我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大致需要200年时间，即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动卷入现代化——我喜欢用“被动卷入”这个词——到21世纪中叶中国达到邓小平所预言的中等发达国家的程度，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其中，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水岭，前100年，中国主要解决独立问题，后100年呢，主要解决富强问题。我个人认为，这后一个百年，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不妨称之为“前发展”、“发展”和“后发展”。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可以称“前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发展”阶段，开放政策30年后的今天，某些东部地区进入“后发展”阶段，但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像太湖流域这样的经济先进地区，环境问题就是“后发展”阶段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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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谈到的两个世纪、三个阶段，对我们整体地理解中国社会的演进很有帮助。我也注意到了，其实您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您说的“发展”阶段就已经研究“后发展”阶段的水污染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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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就是我要回答您的我为什么要研究水污染的现实动机——我要说的第二个方面，是因为我和我的老乡们“运气”不佳，最早遇到“没水喝”的困境，所以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做博士学位论文时就关注和研究水污染问题。苏南是先发展地区，所以环境问题也先于其他地区“冒”出来。您知道，我是在水乡出生的人，从小与水有很多的接触，对水有很多的体悟。后来回老家与亲朋好友聊天时，自然会听到水质每况愈下的话语。其实，我一直希望水能慢慢好起来，但越是期盼，越是失望——水体越来越差，从水不能喝、鱼虾不能吃，到水不能洗衣、洗拖把……另一方面，政府似乎也很重视，1998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零点行动”。但在民间的实际情形是，1998年以后，水体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呈现日益恶化的趋势。博士学位论文完成以后，表面上我没有继续投入大量时间做苏南的研究，但十余年间我一直在关注太湖流域的水况，内心一直思索着太湖流域的水问题。2004年，我申请的省社科基金项目被批准，我就开始专心于水污染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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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问陈教授，您研究水污染的重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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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侧重于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水污染进行解释。我想知道为什么水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被污染了，为什么我们历史上那么长时间里人与水的关系是基本融洽的，为什么政府大量投入的治污无效或者基本看不到效果，为什么我们用的是工程师的治水思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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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为什么要解释呢？“解释水污染”与“解决水污染”之间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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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您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我是水乡的人，所以我想我是最期盼水污染问题得到解决的人之一。如果水污染问题解决了，我就不需要去进行任何的解释。我带着“什么时候我和我的家乡人有安全清洁的水喝、有鲜美的鱼虾吃”这样一个朴素的问题，观察各利益相关者的行动与博弈。在这漫长的观察及与各方的交流过程中，我慢慢地体会到，实际上相当多的人对水污染视而不见，没有意识到水污染的严重性及其后果，治水的人基本上没有搞清楚水污染的社会机理……对待水污染问题，社会科学家可以有两方面的作为：一是进行基础研究，从学理层面上搞清楚，即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一是为政府或相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设计，即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不缺乏政策建议和设计，一篇学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就可以提供一大堆的政策建议。但真正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或设计有没有？就像某些医生在没有了解到真实的病情时就已经开出了一大堆药一样，我们的很多“处方”不是建立在详尽的研究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想象”基础上。有位资深的教授告诉我，目前，我们还拿不出一套完整的关于太湖流域水质的数据。如果没有水体污染的基础数据，工程技术解决方案的依据是什么？自然科学、技术方面尚且如此，社会方面更是可想而知了。所以我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于理解、解释水污染的社会文化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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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认为认知更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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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关于“知”与“行”的关系，孙中山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中国的问题“知难行易”。当然，简单地比较“知”与“行”的难易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对像水污染这样的重大问题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规律性的研究探索很不够，这是事实。所以，作为学者，首先要把基本问题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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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严重的水污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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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有两章修改后以《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为题发表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00年第6期转载），这是我想做解释的一个企图。最近我陆续发表了《水污染事件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分离》、《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等文章，在贵刊也发表了与水污染相关的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对水污染问题做出社会文化的解释。详细内容我就不介绍了。这些成果最终汇成一本书，预计年内可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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