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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全部都是用满文写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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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全部都是,所以我就发挥我的长处开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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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学术价值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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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曾经被评为当年波恩大学哲学系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当年只有两篇优秀论文,我荣幸地受到了系里的嘉奖,得到了很高的学术评价。有学者在杂志上发表了评论,我想现在把它好好修订一下,以《康熙三十五年》为书名出版。康熙三十五年(1696)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是清朝奠定中国版图的关键一年,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东西可以写,可以作为前边的引子,作为历史背景,把整个清朝建立的历史做个清晰的交代,尤其是卫拉特蒙古的历史背景,这部分让我的博士生黑龙很好地加以解决了。原来我做得不够。他的论文写得非常漂亮,有一系列研究成果了,我把他的成果很好地利用起来,就可以克服以前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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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是接着你继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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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我搜集的资料都给了他,当时的满文档案里的好多东西还没有很好地利用,包括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起居注》,大陆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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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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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台湾,而且是汉文、满文两种版本,我都得到了。我是想利用这些资料,结合新发现的满蒙档案资料,在原有的基础上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重要事情一直写到噶尔丹死,噶尔丹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死的,然后把噶尔丹的余音一直写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这样,就跟青海、西藏问题联系起来了,然后把西藏问题作为一个问题留下来,下一步解决。现在我的学生们正在做西藏问题。西藏问题解决了,最后就是准噶尔的问题。准噶尔问题在乾隆年间得到彻底解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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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做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材料是从德国还是从北京搜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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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基本上是在德国,所用资料基本上都是满文的。德国有很好的汉学图书馆,波恩大学也有很好的资料积累。有些东西不足,像《四库全书》波恩大学偏偏没有;有些地方比较远,查阅不大方便。后来内大把《四库全书》里的一些书给我借出来了,我不敢乱翻原件,复印好了再用。内大的老师全力以赴地帮助我。这次对旧作的修改,史料上肯定有很多的补充,写法上肯定有很多的改变。如果给我一年的时间,我会把它变成一个可读的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我现在非常想改变一下历史文章那种不可读的情况,那个难读,那个一贯的套路,真让人望而生畏。再说,最近几年的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有什么可读的?政治史基本上没多大的搞头了,都搞过了,现在往边角里走,比如经济社会、小区域的那些研究。经济史的数据真难读,但是你搞历史不得不读。在这个领域里,有康熙皇帝的满文亲笔信,我要把它翻译成汉文。尽管这些满文朱批奏折的绝大部分已经译成了汉文,但是有不少还不很合意,关键是对满文的理解有一定的问题。把那些都修正过来,又有他的东西,又有我自己的东西,又有研究的内容,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去读那些文字,可读性就会强一点。把个案放到那个时代里,把那个时代的政治特点完全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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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是准备用历史学的方法还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做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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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现在想做的这件事像口承史料,原来历史学根本就不当回事,不怎么应用,现在人们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我现在带着几个学生正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其中有一个在做我们乌拉特前旗的历史,我也做过一段时间。对这段历史,原来觉得好像没什么可做的了,结果并不是那样,有很多问题现在还有争议。要解决这些问题,光靠现有的资料不行,还必须得做一些田野调查,对那些当地的家族和与该旗札萨克有联系的家族做一些调查,而且对其他方面也要做一些调查。当地的一些文人编写自己部落历史的时候,不用严谨的学术规范去做,不注出处,不做考证。为了弄清他们所提出的论据,我们不得不去做田野调查。现在我的学生青松很快要交稿了,交稿后,根据需要再带他去一趟。去年我带他去做了一些调查,有大量的录音,有的像寓言似的,有的能从中看到历史的真实,有的完全是自己编造的或后来造的。但是对那些东西怎么分析,现在还不太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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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学风也是非常严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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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跟老一代比起来还不行,老一代学者不写那种披头散发的文章,他们的一辈子并没写过多少文章,很少,但每篇都是经典。亦邻真老师就是这样的。我给他编了一个文集,把他的所有文章编进来,不只是历史学的,还有文学的,仅仅就那么一本。周清澍先生也是这样,他的成果相对来说比亦邻真老师的多一些,但他是蒙元史大家。今天我们五十多岁的人,如果要编文集,乱七八糟的肯定能弄两本,你看质量能跟老一代学者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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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在中国的内大读了硕士,在德国的波恩大学读了博士,你对两个地方的研究生的培养有什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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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完全不一样,整个体制不一样。德国的大学进入的时候比较松,只要把高中阶段的学习完成了,你就可以任意选择大学,再没有考试了。读博士,主要是导师说了算。博士生首先要经过资格审核,看你是否完成了硕士学业,再看你要做的题目和方向,如果没有确定方向和论文题目,资料准备不够,就不可能被录取。再就是看你的基础,还要考拉丁文,中国学生则可以用古汉语等代替。但是要完成博士学业是非常难的,所修课程特别多,有非常严格的考试,都要一步一步地完成,所以学习时间拉得特别长。再加上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所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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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般读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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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德国读博士,一步一步地完成各阶段的学习,最后拿下来一般都得4年,也就是8~10个学期。我在德国创造了奇迹,用6个学期就拿下来了。因为我在蒙古学方面基础好一点,同时也是给我一定的面子吧,有些东西减免了,比方说拉丁语,学校就不让我学了,但是必须考古汉语。好吧,那就考古汉语。然后就把我派到波恩大学的汉语系,汉语系主任在那边考我,旁边有个秘书做记录。他让我念《中庸》篇,抽出其中几段,让我读,然后用德文翻译,再口头问了些东西,最后给过了,还给了个“优”。系里边有个教授委员会,相当于咱们的学位委员会,他们讨论我的问题,突然觉得考一个来自中国的蒙古人的古汉语,对他来说太容易了,对别人太不公平,应该考他现代汉语,然后又补考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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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又到了汉语系,那位教授哈哈大笑。他说:“行了,我就不考了。”他又给我打了一个“优”。因为我给他代过一门课,做《三国演义》的领读。我为了拿个分数,参加他的《三国演义》研习班。《三国演义》我在小学、初中就读过了,所以就给他们解释《三国演义》,后来还有《水浒传》。读了一段时间后,那位老师干脆就让我做他的助手,带学生读,然后我给他们讲解和翻译。所以他就给了我好的成绩。没有这个,如果要我考拉丁语的话,就要用很长的时间了。但是如果啃下来的话,我也就了不起了,我就成世界史的专家了。我就这样3年拿下了博士学位论文,确实用了最科学的方法,最省时间的方法,也是不得已的方法。因为我还是老师呀,一个星期12节课,这个倒是容易完成,我都已经讲得烂熟了,把这些讲完,剩下的时间到处听课。我早晨从家里出来,晚上回去,吃完晚饭又在电脑上工作,特别累。但是当时我年轻,32岁出头,精力充沛。论文资料的处理是最关键的,那么多档案资料,我把那些全部转写出来,如果直接用满文也不容易真正读懂。我首先把它用拉丁音标转写出来,然后译成蒙古文,最后再把它翻译成德文,在此基础上做出语文学的解释,这是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资料的整理。接下来是数据库的建立阶段,这个阶段最难。这个阶段是法伊特老师帮我的,她每个星期抽出一天的时间给我,跟我坐在一起改我翻译的东西,改完后我把那部分数据输到电脑里,把相关的注释写好。第二阶段是魏弥贤(Weiers)教授,把写好的部分交给他,他在家里边给我改,一个星期内肯定会给我改出来,然后我把他修改的稿子再次输入电脑并打印出来。资料处理完了就开始写论文,写论文的时间正好一个星期完成一节。第一稿就是法伊特老师给我修改,修改后就成为挺顺的德文了,然后将德文稿打出来,交给魏弥贤老师,老师从头到尾地给我认真修改,打印出来后,交给Sagaster老师,他是我的导师。实际上他们三个都是我的导师,他们三个组成一个指导小组,专门负责对我的指导。他们三人都对我特别好,对我爱护备至,无私地帮助我。两个月后,Sagaster教授退回了我的论文,说通过了,我就把注释、目录、征引文献、前言、后记都弄好后打印,共300多页的稿子,整整用了一个通宵。那时候没有这么好的打印机,我买的是NEC24针的,在那时算相当不错的了。当时windows软件还没有普及,我用T3软件写的,有好多符号没有,采用重叠方法处理时,行距出现不一致的问题,一张一张地对纸,打完一张再把另一张放上去,嘎嘎响到早晨天亮了,阳台上鸟开始叫了,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时打完了,我心情特爽,拿着那稿子专门到一个装订的店,复印成好多份,并装订成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个感觉真是妙极了。把装订好的论文交给研究所,所里再拿到系里正式申请答辩,就这样过去了,整个过程现在想起来非常美,尽管很苦,但是非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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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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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样折腾一次以后觉得在学术上有底气了,好像什么课题我都能做,只要给我一个课题,肯定能拿下来,有那种自信心,特别地自信。在德国学习的这段经历,对我自信心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此我走到哪儿都不怕了,不怀疑自己了,我相信自己肯定能行,一直走下来了。可惜的是,这几年做大量的学术组织工作,我自己的学业有点受影响,但是也做了不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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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你的学术视域比较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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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现在的问题是咱们的历史学,或者文化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实际上,文化人类学就是为现实服务的,我对解决现实问题关注得比较多一点。我努力开拓应用史学的领域,让历史研究与社会需求很好地结合起来。民族学研究怎么样跟社会需求很好地结合起来,为解决自治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发展作贡献,也是我们探索和努力的方向。我们学院建立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也是往这个方向发展,把国外学的很多理论应用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一是培养人,同时让这些人知道我们学到的知识是有用的,可以为将来的事业发展起很好的作用。二是要对现实问题开展研究,为解决各种发展中的问题提供学理支撑。现在我们承担了很多课题,有国家课题,有自治区课题,也有教育部的课题,还有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这些课题基本上都是针对社会上面临的问题,比方说草原荒漠化问题、草原所有制问题、草原文化的传承问题等。这些问题怎么形成的,现在发展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为政府提供些什么样的咨询服务,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想会起很好作用的。这两年的实践证明,历史学和文化学研究可以为咱们的牧区建设、民族旅游事业做很多的东西。现在我们又开始为地区的城市建设提供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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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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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城市规划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原有城市和现在新兴的小城镇在继续发展和新建的过程中,亟须进行文化定位,让各自的城镇变得有特色。这方面我们也正在发挥作用,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组织做课题。比方说,去年我们做了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为正蓝旗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了较为详尽和全面的基础研究。我带了一些人做出8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你们去年到锡林浩特,看到那里的蒙元文化苑了吧,准备石刻的《蒙古秘史》回鹘文版,我们也完成了,像这类事情做得挺多。一些地区的雕塑设计,我们为其提供历史、文化以及人文方面的研究成果。像呼和浩特成吉思汗大街的成吉思汗雕像、四子王旗的四子雕像、乌拉特三公碑、凉城的花木兰、金马驹雕塑、拓跋珪山体雕塑,都是我们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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