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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到现在，你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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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算一个，是研究金代女真语言文字的，到现在为止大家认为还是有价值的。但由于当时的印刷水平和资料限制，有不少遗憾。再就是博士学位论文，确实是最新的研究，当时世界上没有那种研究方法，我是探索了新的研究方法的，后来我用那套方法写，方法上比较新，我比较满意。再就是我们的集体成果——《清史·民族志·蒙古族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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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本能，包括你的学问，现在所做的全部的工作是属于你个人的还是属于蒙古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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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一些东西看来是属于个人的，但是我现在所作所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民族，把我们民族的文化、历史研究得好一点，跟现实结合得更好一点，为咱们民族的建设、发展做出一点贡献，这也是我们追求的最关键的目标吧。一旦我们民族的问题解决得好一点，咱们国家不是更好了吗？不过有的时候有人认为道老师有很强的民族情绪。我说这不是民族情绪，你们认为的民族情绪是那种极端的狭隘的民族意识，对任何一个民族或文化，只要跟自己不一样，就要排斥。我并不是那种人，我对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持欣赏的态度，我欣赏任何一种文化，我觉得任何文化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和意义，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长处，有它的特点，我们应该认真地观察，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们的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一种形态。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文化应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的文化必须做出一定的调整，引入现代化里来。比方说原来的游牧很简单，牧民可以骑着马把羊群慢慢地赶走或是把东西简单地放到车上拉着走，在草原上可以慢慢行走。今天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形式，但是我们也可以用现代化的手段来完成，而且高效率地加以完成，但不要把草原文化模式或者形态用别的东西覆盖了，不要让它没有了。把它覆盖了以后，这个地方的后果会很可怕的，这地方会不再适合其他文化的形成和存在。工业文化是什么东西呢？它可以带来资金，带来科技的兴旺和发展，但是它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这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我们要避免重复它们的路，这就是我们研究机构存在的必要性。我们应当及时地给各方面的领导提出建议，建议其注意草原、环境和文化的保存。只要文化存在，草原就能够得到保存，生态屏障就可以存在。几千年来，当地的百姓把草原保护得这么好，今天把这些人迁出来，把那个地方变成无人区，这也不对，甚至迁出来后用土地流转的方式把土地转让出去，但草原上永远没有原来的文化了，这对草原来说就是灭顶之灾，不能这样做。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好多领导谈话也不一样了，我想现在是很好的机遇，我们应该很好地把握住。你刚才问起我的研究属于谁，属于民族，属于国家，或者是属于整个人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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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院长你讲的真好，我从认识你起就很敬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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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能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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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不光是说实话，你的知识也很渊博，你把中西打通了，你做的研究无论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还是从历史学的角度，都是和人类学有密切的关系的，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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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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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由乌日嘎根据访谈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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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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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齐木德道尔吉，蒙古族，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内蒙古呼和浩特，邮编：0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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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南岭走廊与瑶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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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秦红增[1]答/玉时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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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岭走廊是中国瑶族人口和瑶族族群分布较多的地区，对分布在这一带的瑶族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对研究瑶族的形成、瑶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都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目前，瑶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由于瑶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社会经济发展较缓慢且不平衡，影响了瑶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今后，瑶学研究要抓好学科建设与学术队伍建设，抓好基础研究与现实研究，积极开展跨国、跨文化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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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南岭走廊；瑶学研究；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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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玉教授，2010年适逢费孝通、林耀华两位大师100周年诞辰，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等研究机构分别在北京、云南等地举办了隆重的学术纪念会，我们学报分别在2010年第2期和第5期发表了相关内容。为了进一步继承大师们的学术传统，第6期邀请您主持“南岭瑶族”专题，现在请您谈谈费孝通先生的南岭民族走廊理论对瑶族的研究有哪些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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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所谓“南岭”，又称“五岭”，即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的总称。长期以来，南岭山脉及其周边地区一直是中国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以及汉、回等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及族群构成复杂，文化积淀深厚，是民族文化研究的“富矿区”。20世纪80年代后，费孝通先生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路出发，多次论述了中国“民族走廊”的理论，认为“南岭走廊”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是中国的三大“民族走廊”。[3]指出，民族史研究应以“民族走廊”为切入点，搞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与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他建议，广西、湖南、广东的学者应加强对南岭走廊上的苗、瑶、畲、壮、侗、水、布依等民族的研究，把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这两大集团的关系搞清楚。费先生的“南岭走廊”学术理论是他在长期对南岭地区民族社会历史，特别是对南岭瑶族社会历史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对指导瑶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理论意义。南岭走廊是中国瑶族人口和瑶族族群分布较多的地区，讲勉语、布努语、拉珈语、汉语西南官话等四大支系的瑶族在这一地区都有分布。以南岭走廊为切入点，对分布在这一带的瑶族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对研究瑶族的形成、瑶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都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南岭走廊也是中国瑶族自治县分布较多的地区，以南岭走廊为切入点，对分布在这一带的瑶族自治县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对研究如何构建瑶族地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南岭走廊地区的瑶族在中国瑶族中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快，以南岭走廊为切入点，对分布在这一带的瑶族经济文化进行调查研究，找出其发展的规律性，对促进瑶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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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据我所知，近年来中国学者在瑶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机构的设立、人才培养层次的提升、学术著作的出版及学术交流等。在此，请您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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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瑶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跨境民族。据2000年统计，全世界共有320多万瑶族人，其中分布在中国的约有262万余人，其余的60多万人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就对瑶族有所了解，但真正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用人类学、民族学等方法对瑶族进行调查研究。虽然他们的调查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一定的局限，但毕竟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不少的资料和有价值的研究线索。[4]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访问团开始，经过几次较大的瑶族语言、社会历史与民间文学的调查，出版和发表了一批瑶学研究的成果，培养造就了一批瑶学研究学者。但总的说来，当时的瑶学研究毕竟是刚起步不久，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不多，影响不大。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开拓创新，广泛开展田野调查与科学研究，学术活动空前活跃，学术成果不断问世，一批新人不断成长，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国际交流日趋频繁，学科建设成绩显著。改革开放30余年，是中国瑶学研究得到空前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瑶学研究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都不能比拟的。其主要成就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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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瑶学研究机构和群众性学术团体的建立与人才培养层次的提升。虽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瑶学研究就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如费孝通、杨成志、江应梁、梁钊韬、徐松石、徐益棠等都曾就瑶学研究做过不少调查，写过不少文章和著作，但各学者大多独自作战，没有一个专门的学术机构作为合作研究的平台。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中有不少人从事瑶学研究，但一直没有专门以瑶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1984年，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升格为民族研究所后，在研究所下设瑶族历史文化教研室，负责瑶族历史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瑶学的学术机构。同年12月，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北京等地的瑶族代表齐聚广西民族学院，欢度瑶族盘王节，并成立广西瑶族学会。1992年，广西瑶族学会更名为广西瑶学学会。更名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凸显了瑶学学会的学术性质。广西瑶学学会成立后，与国际瑶学会合作，先后在广西桂林、云南河口、香港召开国际瑶学学术研讨会，并与湖南、广东、云南、广西的瑶族自治县联合举办瑶学学术研讨会，将瑶学研究从书斋推向民族地区。2005年，经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奉恒高提议，广西民族学院成立直属学校领导的瑶学研究中心，自治区政府拨300万元扶持瑶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瑶学丛书”。2006年，广西民族学院更名为广西民族大学后，瑶学研究中心被确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是我国首个研究瑶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时，广西民族大学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下招收瑶学方向硕士研究生，为瑶学研究培养新生力量。2009年，广西民族大学获批博士点建设单位，在民族学博士点下设壮学与瑶学方向，为将来招收瑶学博士生做准备。从此，瑶学不仅正式成为大学中的一个学科，而且提升了人才培养的层次，为培养高层次的瑶学研究后备力量、提高瑶学研究水平、壮大瑶学科学研究队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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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多学科合作研究，科研成果丰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便开始多学科合作研究瑶学。但在20世纪80年代前，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瑶学研究方法仍较为单一，大多数学者多从历史学、语言学或民间文学角度对瑶族历史文化现象进行描述或研究。1978年后，学术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许多学者积极进行学术反思，突破各种禁锢，采用多学科结合的方法研究瑶学，既拓宽了瑶学研究的领域，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2007年，中国的瑶学研究者在奉恒高主编的领导下，联合广西、广东、湖南、云南、北京、上海等地的瑶学研究人员，采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艺术学、宗教学、遗传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合作攻关的方式，历时8年，完成了《瑶族通史》的撰写、出版工作，结束了瑶学研究没有通史的历史，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这一时期，把历史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有隽的《瑶族历史与文化》、胡起望与范宏贵的《盘村瑶族》、黄钰与黄方平的《国际瑶族概述》、玉时阶的《白裤瑶社会》、蒲朝军等人的《中国瑶族风土志》、莫忍章的《金秀大瑶山瑶族史》、莫金山的《瑶族石牌志》、郭维利等人的《盘村变迁》、田伏隆的《湖南瑶族百年》、柏果成等人的《贵州瑶族》、李祥红等人的《江华瑶族》、练铭志等人的《排瑶历史文化》、李默的《韶州瑶人》、黄贵权的《靛村瑶族》、粟卫红等人的《红瑶历史与文化》、刘保元与莫义明的《茶山瑶文化》等；把民族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有徐平等人的《大瑶山七十年变迁》、梁茂春的《跨越族群边界》、彭兆荣等人的《文化特例》、秦红增等人的《瑶族村寨的生计转型与文化变迁》、黄海的《瑶麓婚碑的变迁》等；把民族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有毛宗武等人的《瑶族的勉语方言研究》、毛宗武等人的《炯奈语研究》等；把民族学与法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有高其才的《瑶族习惯法》等；把民族学与文化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有赵廷光的《论瑶族传统文化》、谢明学与玉时阶的《瑶族传统文化》、玉时阶的《瑶族文化变迁》、徐祖祥的《瑶族文化史》；把民族学与文化古籍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有吴永章的《瑶族史》、张声震的《密洛陀古歌》、蒙冠雄等人的《密洛陀》、郑德宏等人的《瑶人经书》、奉大春等人的《平地瑶歌选》、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的《盘王大歌》、黄钰的《评皇券牒集编》等；把民族学与医药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有覃迅云等人的《中国瑶医学》与《中国瑶药学》等；把民族学与文学艺术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有农学冠等人的《瑶族文学史》（修订本）、蓝怀昌等人的《瑶族歌堂诗述论》、农学冠等人的《桂北瑶歌的文化的阐述》、刘小春等人的《桂东瑶舞探秘》等；把民族学与教育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有刘宝元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瑶族教育史》、袁同凯的《走进竹篱教室》、玉时阶等人的《公平与和谐：瑶族教育研究》等。除学术著作外，还有不少学者发表了有创见性的学术论文，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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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瑶学研究基本没有和国外进行交流、合作。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瑶学研究才逐渐走出国门，与世界进行交流，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中国瑶学研究机构与学者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加强与国内外学术界的联系，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许多国外学者也到中国进行瑶学调查与研究。自1986年起，国际瑶学会先后在中国香港、泰国曼谷、法国巴黎、美国旧金山、越南太原、中国云南河口等地召开国际瑶学研讨会，中国学者均有人出席会议，并作大会发言。广西瑶学学会先后与有关单位在广西的桂林、南宁、恭城、富川、贺州，湖南的江华、临湘、江永等地召开国际、国内瑶学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西南民族研究会在贵阳召开苗瑶族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广西民族大学与越南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及越南老街省文化体育旅游厅在中国广西南宁召开“中越跨境瑶族经济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的国内外学者纷纷撰文探讨瑶族社会历史文化与现实问题，既开阔了视野，也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这一时期，随着国门的打开，国外的一些瑶学研究者开始把瑶学研究的重点从泰国瑶族地区转向中国瑶族地区。从1986年起，日本学者金丸良子、藤井知照、长谷川、塚田诚之等先后应广西民族学院与广西瑶学会邀请，到广西金秀、南丹等瑶族地区考察。1988年，广西民族学院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签署合作研究瑶族历史文化语言协议。次年，广西民族学院派陈永昌、姚舜安、张有隽、李增贵、玉时阶赴泰国北部瑶族地区考察，并在清迈召开瑶族学术研讨会，回国后出版了《泰国瑶族考察》一书。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获得好评。同年，朱拉隆功大学也派团到广西金秀、百色、田林等瑶族村寨考察。2008年，广西民族大学与越南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及越南老街省文化体育旅游厅签署“中越跨境瑶族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科研合作协议。同年12月，广西民族大学玉时阶、王柏中、胡牧君、滕成达、盘美花应邀到越南老街省瑶族地区进行考察，参加了在老街省召开的“红河流域经济文化交流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了大会发言。2009年4月，越南考察团一行6人应邀到广西龙胜红瑶地区进行考察。2010年4月，广西民族大学的玉时阶、王柏中、胡牧君、滕成达、盘美花再次应邀到越南老街省瑶族地区进行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国家民委及广西瑶学学会还与美国瑶族协会合作，多次组团到对方国家的瑶族聚居区考察，中国学者林仕良、玉时阶、李筱文、赵枧球等人回国后分别在《世界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研究》、《瑶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关于美国瑶族社会、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学术论文。这些学术交流合作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瑶学研究的发展，扩大了瑶学在国内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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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众所周知，瑶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瑶学研究必须走出国门。近几年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极力倡导中国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很有意义。玉教授，您能不能说一些瑶族海外研究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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