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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认为学术界应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原生态文化”，应该以“原生态文化”大概念的观点包容“原生态文化”概念的模糊性，承认“原生态文化”存在的现实合理性、通俗性。无论是次生态，还是次次生态，甚至是艺术化了的次生态，对其回避，还不如承认“原生态文化”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这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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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很多人感叹，“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文化看不到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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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原生态民族文化在现当代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感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正因如此，人们才从内心深处感到它的珍贵。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时对原生态文化的逐渐消失感到忧虑，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在享受原生态文化资源的同时怀疑原生态文化的存在，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对那些所谓“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文化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想象或专家学者的美好希望之中，“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文化不存在的观点，我是不赞成的。以侗族大歌为例，最早的侗族大歌是为了表达群体之间的真诚爱情，男歌队就是男歌队，女歌队就是女歌队，没有男女混声歌队，更不允许同鼓楼或同房族兄弟姐妹之间对唱大歌。如今，侗族大歌的演唱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男女混声演唱；有些地方同鼓楼、同房族的同胞兄妹也可以在一个歌队里演唱侗族大歌。这就是一种变化、一种进步、一种发展，我们应当为此而欢欣鼓舞。而且我们看到，这种变化仅仅是演唱方式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侗族大歌的原生态特性，即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无指挥的特征以及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并没有改变。因此，今天，人们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听到的侗族大歌仍然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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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前我们正面临一个大开放、大变革、大转型时期，这对原生态民族文化来说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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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认为，时代的开放性使原生态民族文化至少在两个方面必须实现转型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一是文化交流，二是产业化。前者要求原生态民族文化必须具有文化宽容性和兼容性，对异文化和外来文化不仅能容忍，甚至能够在彼此交流中实现融合；后者是时代赋予民族的一项任务，能使民族进一步发展。但产业化不是单一民族力量和某一狭小市场所能实现的，所以产业化意味着要接受现代化，对原有文化某些原生态形式进行扬弃，这不能不说是一对矛盾。既要保护原生态文化，又要使原生态文化融入现代文明，的确是很为难的事。原生态民族文化在开放时代必须走现代化之路毋庸置疑，但有几点至关重要：一是要尊重民族文化主体意愿，只有文化主体具有能动性，民族文化才能真正得到保护与开发，所以文化自觉和自择是所有原生态民族文化走向新时代的前提；二是对于多民族省份，文化力建设是多样文化系统的建设重点，只有保持文化多样性才能增强其文化力；三是因时、因地、因族制定文化政策，对原生态民族文化进行正确的保护、开发已经迫在眉睫。说实在的，我只是原生态民族文化的一个呵护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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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谢谢您接受访谈，我们对您精心呵护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志趣表示衷心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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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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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盎，女，山东临沂人，西部时报社主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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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羽（1962～ ），男，四川简阳人，访谈时任凯里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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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170597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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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广征语言事实 阐发奥义于微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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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何彦诚[1]答/李锦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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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语言研究对语言学、民族学学科研究有重要意义。田野调查是民族语言研究的基础，民族语言对于缺乏文献记载的南方民族的研究十分重要。李锦芳长期坚持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其研究对壮侗语族、南亚语言、汉语和民族语关系、濒危语言保护研究、民族语应用以及地名学、南方民族历史文化等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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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语；调查研究；李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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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李老师，您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尤其是侗台语族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国内外的相关领域都有着自己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其实，对于很多像我这样的晚辈来说，相比您这些学术成就，我们同样对您的学术道路充满好奇，所以请您先谈谈您是如何走上民族语言研究的学术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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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进入语言学这一行跟本科就读于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的经历密切相关。其实我高考报的第一志愿是地理学，地理成绩是1979年广西百色地区第一名，语文分数不高，但还是误闯误撞进了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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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青少年时期在多语言、多元文化的桂西地区成长的原因，我一直对语言比较敏感，自己能熟练使用壮语北部方言、西南官话、白话（粤语），还对当地及周边地区几种瑶话、蔗园话（平话）、客家话以及壮语南部方言有所了解。我小时候成长、完成中小学学业的桂西田林县定安镇，是珠江、右江上游驮娘江畔的一座古镇，另外还有一条小河清水河在此交汇，深得山水之灵气。这里地处桂、黔、滇交界，是西南高原内陆和东南丘陵沿海文化对接之地，古有句町国，近几百年来成为黔、桂、滇、越民族迁徙走廊的通道，也是西方天主教活跃的地方。“西林教案”就是近代中法战争的导火线。这里还产生了清末壮族土司后代岑氏“一门三总督”，岑氏父子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风云中举足轻重。定安镇是西林老县城，康熙四年（1665）在三省交界方圆数百里中率先改土归流，各省籍汉族官民可以自由进出，许多就落籍于此，变成壮人啦。这里改土归流后就成了重要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近代文化、教育发展也较快。这个地方在接纳吸收汉文化的同时，保留着浓厚的壮族、瑶族文化，动听的壮歌、瑶歌代代唱响，一些优良的民风民俗仍然保留。我之所以絮絮叨叨地讲起家乡的事，一方面是想说明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自然会对民族、文化、语言有比较多的思考，当然我也觉得自己十分幸运能在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成长；另一方面是想说明在桂西山区这么小的一个区域就有那么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历史典籍的记载却很缺乏，那么我们就要多多到民间调查，多做田野调查工作。这样一来，语言学就很重要，因为语言是文化的活化石。口头语料、口碑文献（神话、故事传说、谚语熟语、歌谣等）中蕴藏着大量的信息，包括语言结构要素、借词、语言关系、语言变迁、民族起源和迁徙、道德和价值观、生产生活和知识技能、重要人物事件传说以及民族心理等，都很有研究价值，这些都要靠我们一个词一个词、一句话一句话去记录、翻译、整理。可见语言学在民族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它与民族教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等现实问题关系很密切。这也是我选择走这条学术道路而且越来越迷恋地往前走的原因。我本科学位论文是《广西白话中的壮语借词》，当时就学记录、分析比较广西这两种关系密切的汉语、民族语。毕业没多久，1983年秋，自治区政府下发了红头文件，要求当年毕业的壮族大学生集中到武鸣广西壮文学校学习3个月的壮文，在那个百废待兴、各级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文化的年代，自治区政府的用意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要借助语言文字这条路，促进壮族山乡信息畅通，以尽快赶上全国的发展步伐。可惜这一举措几年后就停下来了。通过壮文的学习，我有机会从理论上较完整地认识了另一个地方的壮语（武鸣标准音），感受到了语言同源和变异、内在结构关系之美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也促使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攻读研究生，进一步深造。我在1985年以本专业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这就更离不开民族语言的教学科研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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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么说来，您从事民族语言研究是一种机缘。我们知道，您是重点研究侗台语族语言的，而且很注重田野调查，多年来您调查研究过的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超过20种，是国内中青年学者当中调查语种比较多的。那么您坚持田野调查的理念是什么？主要调查研究过哪些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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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习调查语言到现在，我记录过的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有20多种，调查的语言点有40多种，侗台语族语言的记录较多，也较详细。我自己的母语是北部壮语方言，侗台语研究开创者李方桂先生将之与布依语归入“北部台语”，将南部壮语方言和越南北部的岱侬语归入“中部台语”，将傣、泰、老挝等语言归入“西南台语”。这些语言都来源于古代台语，关系密切，从北壮、南壮到西南台语，关系由近及远，我在调查这些语言的时候感受到一种语言亲疏距离的错落美及古今语音变化的连环美，很有意思。通过语言调查，我们知道，有的语言、方言还保留着固有词，如bjok、bok、mok、dok、nɔk之类，古侗台语可拟为*blok之类，并由此可知像壮语桂边土语区那样，仅见于几种花儿的名称（合成词，如dok7ja5密蒙花即染饭花、dok7lim6木蓝）而不能单用的dok7这一语素原来竟是固有的“花”一词，另一词nɔk7（花苞、蓓蕾，芭蕉花苞）也来源于古代共同语的“花”。没有田野调查并掌握较多的语料，我们是不可能解释桂边土语这一基本词的演变问题的。我调查了侗台语族4个语支的部分语言。调查目的不同，记录的语料有详有略，有的是补充前辈学者的调查，添些语料；有的侧重某个专题（语族比较词汇集、方言语法比较、语言接触、双语、稻作文化等）的调查，包括海南村话（哥隆话）、布依语、傣语、壮语、毛南语、仫佬语、拉珈语、标话；有的是学术界尚未系统调查，我本人或带领的团队首次较详细记录的，包括侗水语支的茶洞语和仡央语支部分语言。茶洞语分布在桂北临桂、永福两县，使用人口有两万多，比较接近毛南语和仫佬语，受汉语影响较深，关于它的调查成果分别发表于国内的《民族语文》和英国Routledge出版社的The Tai-Kadai Languages（《台-卡岱语》）一书，由此我们为侗水语支补充了一个新成员，茶洞语也为国内外学界了解了。仡央语支语言散落在云贵高原和越北山区，共分六七种，但使用人口都很少，它们可能来源于汉代前后的古夜郎等方国的语言，更早则可能来源于岭南百越地方语。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白保罗（Benedict）通过之前法国人的调查材料，已经发现这个语群部分语言的内部关系及与侗台语的亲缘关系，并将之与黎语合称为“卡岱语”。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语群的调查研究一直未能很好展开，白保罗在1975年出版的名作Austro-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澳-泰语言与文化》）中说：“卡岱语领域的任何进展对于我都是极端的重要，可惜自从史图博1937年发表了关于海南的民族志之后再没有成果面世。”直到1980年前后这个语群才陆续得到调查，越南北部有苏联、越南学者的拉哈语、普标语和拉基语的调查，中国西南有中国学者及个别外国学者对仡佬、木佬、拉基、普标和布央语的调查。但总的来说，多数语言点的调查不够深入。1994年年底起，为了搜集博士学位论文材料，我开始调查这些小语种，除了木佬、羿人语已经消失，仡佬、拉基、普标和布央4种语言我都做了反复调查。我已经记不得拉基、普标有多少话语材料，但都进行了数码录音。仡佬和布央还能记录到丰富的话语材料，我也进行了录音录像。我最近要出版民族语汉语英语对照的《仡佬语布央语话语材料集》，将首次向学界提供较丰富的仡央语言自然语篇，其丰富的语言、历史文化内涵将为相关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仡佬语、布央语的一些语言点是我们最早较详细地披露的，近些年我们研究团队关于这方面的著作、论文及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不断发表。最近出版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著名的“太平洋语言学”系列丛书中的The Buyang Language of South China（《中国南部的布央语》，李锦芳、罗永现著），是第一部向国际学术界系统介绍中国仡央语言的论著。可惜的是，有的仡央语言仅分布在境外，希望将来我们能到邻国记录这部分仡央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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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一方面使得我们自己对侗台语各支系的语言有了比较感性的认识，丰富了相关语言的研究材料；另一方面也填补了部分侗台语语种、方言基本面貌描写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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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侗台语与汉语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但它们的接触关系是不争的事实，而您在研究侗台语的过程中也一直关注它们与汉语尤其是粤方言的接触关系以及早期汉语与侗台语的相互影响问题。您在这方面的研究体会一定不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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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要弄清侗台语和汉语的历史关系，关键的一步是要把双方相互借用的成分识别出来，然后拿双方相对“固有”的成分来比较。这个工作往往从汉语影响侗台语，即分析侗台语中的借用汉语成分开展。因为近两千年来汉语处于强势地位而且文献丰富，容易确定其早期成分。而侗台语缺乏文献记载，现代口语成分很难找到来源于古侗台语的文献依据。学界普遍认为双方相似的成分是侗台语借用汉语。我也分析了一些侗台语的“汉源”成分，如壮语汉借词的语义与语法意义变异、壮语中粤语和平话借词的区分等，也指导过不少研究侗台语的汉借词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但更注意分析汉语的“台（侗台）源”成分。因为两千年来汉语在向南扩展的同时，不断从百越-侗台系语言吸收一些成分，有的是间接地从东南汉语方言的百越语言底层吸收的。比如原产于南方的茶汉语古有“槚”、“皋卢”等异名，还有“橄榄”、“干栏”、“桄榔”等源于南方之物的名称，恰巧可以构拟出古侗台语*kl-这样的复辅音声母。因为汉语早期有复辅音时用一个复辅音字（槚）来译写，后来复辅音消失了就用见母（k-）加来母（l-）两个字来摹音译写侗台语的复辅音词。粮食的黏软汉语原为“秫”（中原早期主食小米之黏软），在中古被当时先出现在东南地区的“糯”字替代。“糯”先是指稻米的黏软，这个被认为来历不明的汉字就是源于古侗台语的“黏软”*mla，在某些侗台语方言读为之类的音时被吸收入古代东南汉语方言，进而融入中原汉语。这项工作虽然难，但是通过比较现代侗台语、构拟古侗台语形式，比对汉语古音，再联系相关历史文化背景，我们还是可以寻找出汉语中的一些侗台语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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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一带从古到今侗台语和汉语的接触不断，侗台语很明显地从汉语吸收了不少成分，而汉语粤方言、平话，甚至是西南官话等，也从相对弱势的侗台语里吸收了一些成分。这就是当代仍在发生的活生生的汉台语言接触现象，是古今数千年汉台语言接触历史的写照。两广粤语，尤其是珠三角一带的粤语，有一批词和一些语音、语法规律与古今汉语或其他现代汉语方言格格不入，但与侗台语相似。这里有粤语创新成分，也可能有从古侗台语吸收的成分，主要是岭南古越人在经历漫长的汉越（侗台）双语过程之后，放弃母语，但又渐渐把母语的一些成分移入新的汉语地域变体粤语之中去的。例如岭南各族人民都好食用未下蛋的小母鸡，这大概是古越人之遗俗，广州话按口语读音，记音转写为“鸡项”，其他方言区的人会误以为这是指“鸡脖子”（在广州鸡脖子叫鸡颈），其实这是个地道的侗台语“底层词”，从广东到印度阿萨姆地区的侗台语都把这类鸡称作kai hong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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