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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侗台语和汉语相互接触的成分一点点缕析出来,对于最终认识两者的语源关系的实质是十分有益的。现在国内外汉藏语语料库陆续建立,掌握的语料越来越多,学界对各语族内部的历史演变研究也在深入。我相信今后对汉语和侗台语各自的历史认识更清楚后,有可能解开汉语与侗台语的历史关系这个大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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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主要是研究侗台语的,但您涉猎广泛,视野开阔,不仅调查研究过布干语、户语等几种南亚语言,调查过苗瑶语族语言,还善于运用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材料并结合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进行交叉综合研究,在地名、人名、族名、文化史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我想请您举些具体的例子来给我们讲讲您所进行的非侗台语研究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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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相邻的语言往往有许多相关的成分、近似或相同的规律,多认识一些周边语言对于我们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其实人类语言有不少共性,远缘语言之间也有共通之处。李方桂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对台语先喉塞音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就得益于他在密歇根大学做博士学位论文时对印第安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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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身没有做过苗瑶语专题研究,倒是调查过几种勉语、布努语方言,认识了一些语言情况,掌握了一批材料,这对于相关一些语言接触、区域语言关系及双语问题等的研究很有帮助,对于侗台语研究也很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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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语系语言广泛分布在东南亚、南亚和中国云南、广西,除了越南语、柬埔寨语,其他众多小语种很少为人所知。这个语系的语言除越南语等少数语言已经演变成单音节、有声调的语言之外,绝大多数语言没有声调,构词多带一个念得很轻的前缀(有人将其称为次要音节),所以被称为“一个半音节型”语言。这与南岛、阿尔泰等黏着型语言是不一样的。南亚语的吸引力在于,这种非孤立、非屈折、非黏着的“四不像”语言过去的语言形态如何,将来如何发展,它似乎跟侗台语、汉语也有历史关联。汉语、侗台语这种典型的孤立语没有出现声调之前,是不是就像现在的南亚语呢?有学者借鉴南亚语为上古汉语构拟了“次要音节”。广西隆林、西林分布的俫语和相邻的云南广南分布的布干语是两个使用人口很少的小语种,是深入内地已经演变成单音节、有声调的南亚语言。我调查描写并比较了这两种语言,也将它们与古南亚语拟音形式做了比较,进一步确认这两种曾被认为系属不明的语言属于南亚语系,并指出它们如此远离南亚语大本营可能与元朝征调南诏兵士向东进攻南宋有关。关于这方面的成果在美国达拉斯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出版的刊物Mon-Khmer Studies出版后,引起了著名南亚语专家迪福罗斯(Diflloth)教授等的关注。我调查过的西双版纳的户语、克木语很有意思,它们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克木语有-l、-r、-s和-h等韵尾,越南语被认为就是这样的韵尾脱落后因需要补偿而产生声调的。汉语史研究者也受此启发,通过与藏语的比较等,指出汉语声调的产生走的也是这条路径。认识这些语言对我们思考汉语、侗台语声调的起源发展问题是有启发的。户语接近布朗语,它与傣语接触较深入,一些傣语借词保留了早期傣语清化鼻音、边音和复辅音,而傣语本身已经消失。其傣语借词反映的清化鼻音、边音更有价值,堪称语言的活化石。现代台语支语言中这一套清音都已消失,李方桂先生是根据语言演变规律和古泰文资料而拟定的,户语的材料证明他的构拟是正确的。如果李先生在世时这一语料被发掘、公布并进一步证实他的构拟,老人家应该是很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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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要素,德国著名语言学家、童话作家格林(Grimm)说过,“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南方民族缺乏文献记载,其历史文化研究更应借助语言学。比如说,台语民族由于稻作文明发达,由岭南向西拓展,寻找新的水田和家园,逐渐到达中印半岛北端并建立了泰国、老挝等国家,过去还在印度阿萨姆地区建立过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也算得上一件大事,可是文献并无记载。但是比较泰语、老挝语和壮语、布依语、傣语等便知,它们是很亲近的语言,应该有共同来源而且分化并不是太久。通过基本词汇比较和一些汉借词等的分析看,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应该是一千多到两千年前从岭南分化出来的。栽培稻的起源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重要问题,我通过调查到的仡央语言材料及黎语,构拟出了原始侗台语“水稻”一词的形式,并且发现其与南岛语相通。这说明侗台、南岛关系密切,五六千年前(考古学证明南岛民族文化是五六千年前由中国东南沿海扩散出去的)这些族群已盛行稻作生产。这一研究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深化、丰富了这一热点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也获得了部委级优秀成果二等奖。随后我们与美国同行合作的“从历史语言学的视角研究台语民族稻作文化的起源和扩散”课题,把这一研究引向了深处,主要是对台语民族内部稻作文化的发展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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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越-侗台族系的地名、人名、族名向来有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这方面更需要发挥语言学的作用。地名、人名、族名其实就是语言的符号,其结构是服从语言构成规律的,必须从百越-侗台语言入手才能更好地作出诠释。随着百越退出中心舞台,先秦留下的一些越地地名到了汉代已不能解释,如无锡、无盐、无娄、姑苏、姑蔑、姑熊夷等。王莽索性将“无锡”改为“有锡”,以图吉利,但徒留笑柄,后人还是尊重历史改了回来。其实这类地名是按百越-侗台语齐头式的“大类名+小类名”的构词习惯,音译转写成汉字的,是百越-侗台语名词修饰成分后置的语序的反映,按汉语的“有无”的“无”、亲属称谓的“姑”去理解当然不得要领。“无”、“姑”是两个地名“通名”,“无”可能是“王、首领”,地因人得名,“姑”为“处、地方”。人名跟地名一样,也都是这类语言结构,如于越首领有无余、无壬、无译、无强、无余之等,都是齐头式,即相当于汉语的余王、壬王等。通过语言历史比较,我们也可以把“夷-俚-黎、傣、泰、(布)依”等古今族称联系起来,如此侗台语民族的来源及古今东南、南方一些民族的关系自然也就水落石出了。这方面的很多工作还有待我们去考证、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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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近年来致力于弱势语言、濒危语言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您1998年主持的教育部课题“西南地区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是中国最早的以濒危语言命名的研究立项。2006年出版的《西南地区濒危语言调查研究》便是您多年调查研究的结晶。2002年您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仡佬语群调查研究”,对仡佬、布央、拉基、普标等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开展调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2006年,经过激烈竞争,您成功获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语言学院“世界濒危语言研究工程”共100多万元人民币的立项资助,带领研究团队开展中国仡佬语中柔勒和阿欧这两个濒危程度最高的方言的保护与研究。所以关于弱势语言、濒危语言的保护与研究,您是很有发言权也是很有经验的。请您谈谈研究和保护濒危语言的意义、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以及濒危语言记录保护的方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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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国外学者对中国南方及相邻东南亚国家一些小语种的探讨以及国内前辈学者的开创性研究(如梁敏先生对仡央语言的研究)对我影响很大,于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决定调查描写这些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小语种。我关注的这几个侗台、南亚小语种使用人口都很少,有的语言、方言严重断代,只剩下少数老人还使用。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便投入很大精力调查研究这些濒危语言,没有课题立项或经费不敷就自掏腰包开展工作。我在国内也算是比较早也比较痴迷于濒危语言研究的吧,就个人专业方向而言,重点还只限于侗台语族的仡佬等这些仡央语支濒危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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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96年获得国家民委的仡央语言调查研究的“九五科研规划”立项资助,1998年、2002年先后获得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的关于仡央及新发现南亚小语种的调查研究立项。有了这些资助,我得以更加专心地深入西南广大地区,跋山涉水,寻找、探访、记录这些濒危、弱势语言,掌握了一批语料和语言分布、语言使用情况的信息。近四五年来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及校内“211”工程项目较多的经费资助,并且有好几届研究生及博士后加盟,使得我们对濒危语言的抢救记录工作得以加速、加深。仡央语言既是濒危语言,又是新发现、新挖掘的语言,研究空白多,时间也紧迫,这些年我们总是“与语言的消亡速度赶时间”,要不然就会痛失良机。贵州毕节与四川古蔺交界地带的羿人语、黔东南一带的木佬语,都是与仡佬语很接近的仡央语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先后消失,可惜只得到了很初步的记录。尤其是羿人语,我们只是从最后一位使用者那里记录到了几百个词。当时这位高龄老太太正躺在病榻上。我自己最先较为集中关注的濒危语言是布央语,1994年收集博士学位论文材料时开始到滇桂布央人地区调查,后来又反复多次调查那坡、富宁、广南的5个语言点。黔、滇、桂三省区都有不少布央人传说,明清以来关于央、佯民族的记载也出现在史志中,反映原为布央人居住的“央某”类地名很多,但这些地方多已无布央人踪迹,或迁走或因瘟疫等殁村,个别自称为布央人的村寨使用的也是壮语。这些濒临母语失传的布央人群落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解开关于黔、滇、桂三省区交界广大地区神秘的布央人传说打开了一扇窗户。还在使用母语的布央人村落,有的仅剩下几位老人还能说。经过较具体、详细的记录研究,我们一方面保存了大批珍贵的语料,包括故事、歌谣等成篇语料;另一方面也基本弄清了其内部关系,划分了两个方言,弄清楚了语言沿流及与周边语言的关系、在仡央语支中的地位,并且基本上理清了布央人群体的历史沿革。他们原先主要居住在桂西北、贵州南部一带,后来有的同化于布依族、壮族、汉族,有的南迁进入滇东南、桂西南,族源上与仡佬等较为接近。布央语两个方言的基本材料已被分别整理研究,东部方言于国内出版,西部方言于国外出版。明清以来出现于史志中、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个神秘的部族被揭开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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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也倾注精力调查研究仡佬、普标、拉基等国内仡央语言,特别是仡佬语,近五六年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普标、拉基使用地域集中,内部差异不大,经过两代学者几轮抢救式的记录,已经基本收集到了相关语料,成篇语料已经很难能记录到,记录工作基本完成。而仡佬语不同,它分布地域广、方言土语差别大,许多语言点都未能得到较详细的记录,绝大多数语言点的濒危程度较高。但可贵的是,有的语言点如贵州大方红丰(阿欧方言)、镇宁比工(柔勒方言)等,虽然只是老年人还在使用,语言功能萎缩严重,但几位老年人都还能讲故事、唱歌谣、念祭词,十分有价值。我们通过数码声像记录、保留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通过整理翻译,正陆续出版汉英文对照注释的词典、话语材料集,并撰写参考语法,较全面地介绍其语言文化。比工仡佬语最权威的发音合作人在配合我们调查两年多以后,以93岁高龄辞世。前几年仡佬语的不少语言点还有几位老人使用母语,调查基础尚可,现在仅剩一人或者已经无人会说,这些语言点、土语就这样在一个个地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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仡央语言内部差异大,每种方言、土语都有自身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而且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濒危情况,但目前还有不少未被较全面地记录和研究,因此单是这一语支还有不少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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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有两大价值,即交际价值和文化价值,濒危语言的交际作用已经微不足道,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尽量保存其文化价值。中国是一个语言文化多元、语言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时面临比较严重的语言濒危问题,我们所做的工作、投入的力量还远远不足,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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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语言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一般人觉得很抽象的学科,但是它又是一门现实性很强,人们在生活中时刻都能感受到的学科。因此它又有应用性很强的一面,与国计民生、社会进步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您在语言政策、语言应用上也有独特的贡献。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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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语文工作与文化教育事业息息相关,与日常生活也有密切联系。中国政府很重视语文工作,是少数专为语文工作设立各级政府机构的国家之一。我们有国家语委,有各省市语委,民族自治地区还有少数民族语文工作委员会。作为语言学专业人士,我们也应尽己所学为国家的语文工作、社会语言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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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政策是各国指导语言工作的指南,往往也是敏感的政治、民族问题。我一方面把国外语言政策情况介绍到国内,以供比较、借鉴;一方面也对国内的少数民族语文政策进行归纳总结、介绍,相关论文发表在《人权》等杂志上,还在国家人权网上设立网络课堂宣传,客观、公正地阐述中国的少数民族语文政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也经常积极为国家政府部门的语文工作,尤其是民族语文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意见。近几年,国家人事部门开展高层次人才培训计划,我应邀为民族语文工作干部、业务骨干培训作过多次讲演,与各地各单位学员们共同探讨民族语文工作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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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语文推广运用、民汉双语使用、民汉和外语教学问题,是当前语文工作的热点和难点。民族语文在一定的区域、一定的范围流行,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还不能熟练掌握或根本不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因此需要使用民族语文,但区域通行的民族语文也有其局限性,使用功能较弱。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为了生存和发展,有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和外语的愿望。此外,民族语文还有传承文化的功能。因此,如何处理好语言使用及发展中的民族语、汉语和外语关系,是个相当难的问题。各国政府在处理类似的问题时也都遇到不少麻烦。深入了解民族地区语言使用的实际状况及趋势,掌握好国家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民族文化传承与现代化的关系,是我们开展有关工作的重要基础。新创文字推行使用遇到麻烦,其实可以考虑“语”和“文”区分对待。像壮族那么大的民族,人口多、方言差别较大,不通晓或不太通晓汉语的群众数量庞大,应该考虑壮语方言广播甚至开设电视频道,不然许多人由于不能较充分地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就会被阻隔在现代化进程之外,难以融入国家的发展进步,个人生存发展受影响,素质上不去,还会拖累一个地区甚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方面的工作区域不平衡,有的地方做得较好,如藏语的拉萨、安多、康巴三大方言分别有各种形式的媒体。广西上林县主管宣传的南下干部很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推动该县发展壮语电视新闻,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过后及时将其译成当地壮语播出。这个县的壮族人口比例很高,这一举措很受群众欢迎,群众听到母语新闻播报感到很亲切,这也使得国家政策方针、重要新闻事项能够及时为群众所获知。民汉兼通兼用、学习外语,这大概是民族地区语言使用未来的发展目标。有人担心使用三种语言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其实不然,不同语言功能不同,适用范围不同,同时使用两三种语言的情况不多。学习上能较好地掌握民汉双语并不太难,加上外语对学生的负担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重,学了第二语言之后再学习其他语言会轻松得多,因为语言有很多共同规律,人类大脑的语言习得也有很强的类推能力。西南多民族聚居地区掌握三四种甚至四五种语言的人并不罕见。国家应该大胆积极地在南方实施双语、多语言政策,这将有效地推进南方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缩小其与先进发达地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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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些年来思考现实语文工作问题,尤其是南方民族语文如壮语文工作较多,也积极配合、推动相关工作,希望能推动一些务实的、对民族地区发展进步有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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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语言学是一门国际性很强的学科,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更是离不开国际合作。您曾先后应邀到美国北伊利诺大学、德州(阿灵顿)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与项目合作,并多次赴海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您开阔的学术视野想必与这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经历密不可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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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国的语言学大树根植于两种土壤之上,一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二是西方源源东渐的语言学理论方法。学术乃天下公器,大家共同探索自然和社会现象、规律,必须及时、充分地吸收各国学者的先进成果,才不会成为井底之蛙,才会少走弯路。有时候你研究的东西别人早已讲清楚,你就不必“锦上添花”了;有时候你要做的事别人有很好的佐证材料或是在其他语言上做过类似探讨,对于你来说都是很好的依据和参考。语言学有一套共同的东西,可以记录、标识任何语言,那就是国际音标。国际音标有共同的符号体系、基本规则,就有交流、对话的基础。这是语言学在方法论上优于其他社会、人文科学的地方,它的可操作性更强。所以语言学向来是国际化很强的一门学科。我在求学阶段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尽量争取机会与国际同行沟通、交流信息、互为探讨,逐步建立起一些联系及关系,对自己的学术成长起了不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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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方桂、格德尼(Gedney)等人的作用和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起,侗台语研究重镇逐步由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的学术成果和人才培养都是最突出的。我从读研究生起就有幸结识了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校区)语言学系艾杰瑞(Edmondson)教授,1986年他教授我们语言学理论(专业英语)。他思想活跃,语言研究方法多样化,掌握东西方多种语言,对侗台语调查研究很有贡献。在长期的交往中,我得到了他很多的帮助。语料、讯息、资料,甚至是他还没发表过的材料,他都乐于提供。我在仡央语言研究中常常要使用他提供的越南北部仡央语言的材料。我们也开展了多项研究合作,包括仡央语言的比较研究和我们不约而同地发现的“黔滇桂越北语言走廊”。我常得到艾杰瑞老师的提携与奖掖,他为我提供了在国际学界展示自我的机会。为勉励后学,艾杰瑞教授和太太姚世平女士还在中央民族大学设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奖学金。艾杰瑞先生作为所在学校的十大突出贡献教授之一,事迹为当地媒体多次宣传,他的授课被国际学生广为称颂。我和他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我常直呼其名Jerry,他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法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美国伊利诺大学哈德曼(Hartmann)教授是当今美国最著名的泰语教授,他擅长泰语教学和傣仂(西双版纳傣族)研究,是位很热心、乐于助人的长者。他作为第一负责人与我们合作申请到了“中国南方台语民族稻作起源与传播的历史语言学研究”课题经费,使我们能组成多国学者合作团队开展科研工作,对侗台语民族文化灵魂——稻作文化及其语言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中方多人还得到了赴美研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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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在贺大卫(Holm)教授、罗永现博士等的带领下,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壮语、侗台语研究团队,我与他们一直有来往。数年前我曾有幸申请到该学院的一个半年期岗位,有机会潜心于布央语研究并获得了更多机会去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罗永现博士系来自广西的壮族同胞,是我本科同学的兄长,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逐步在国际语言学界产生影响。他长期支持我们的教学科研工作,常为我们和国际语言学界搭起桥梁,我和其他不少老师、学生一直以来都得到了他的热情相助。我和他合作的布央语研究成果刚刚出版,这是在国外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国内侗台语专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狄勒(Diller)教授是位著名的泰语、傣语学者,拉筹伯大学的罗仁地(LaPolla)教授是藏缅语、语言类型学专家,他们都给我提供了不少帮助。泰国马希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研究所也正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侗台语、南亚语研究基地,在与他们的来往中我们也获益不少。前些年研究经费很困难,成果出版更困难。1998年我们与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小坂隆一博士合作申请到日本科学协会“笹川科学研究助成”一笔小额经费,得以出版《仡央语言词汇集》,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学术作品(合作)。1999年在罗永现博士的引荐下,我得以参加著名语言学家Comrie教授和Peiros博士主持的“洲际比较语言学词典”项目,负责组织国内侗台语和南亚语言的调查记录工作。这次工作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多种语言,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项目组认为我们的工作值得信赖、语料记录可靠,有意委托我们到边界附近境外相邻数国调查相关语言,这正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但我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因为当时安全问题难以保障。2006年申请到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濒危语言研究项目是我至今为止承担的最大的一个国际研究项目,较充足的经费保障和严格的要求使我们对贵州省两个仡佬语方言点的记录研究得以深入、细致地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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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间的个人交往、课题合作、参加学术会议、境外期刊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都是我们积极走出去聆听世界、让世界聆听我们的途径,国际交流确实十分有益于我们的学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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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多年来致力于学科建设和民族语言研究人才的培养,不知您今后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方面有什么新的计划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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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自李方桂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在国内开创侗台语研究先河起,这一学科已经走过了80个春秋。李先生3年连拿本、硕、博三学位,创美国教育史之纪录,其学术成就及人才培养成就令我们后学“高山仰止”。所以也有人开玩笑说:李先生之后我们研究侗台语还能做什么?确实,李方桂先生丰富、准确的调查记录成果已经成为我们重要的参考资料和模仿的对象,他的侗台语演变理论也是我们进行研究的基本准则。李先生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但我们还可以在他搭起的框架下继续挖掘更多的侗台语事实和语言规律。李先生主要研究台语和侗水语支,尤其是台语比较语言学,他的中外学生及其他后代学者在其他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成绩。侗台语及南方其他民族语言研究还会继续发展,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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