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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台语言缺乏文献资料，因此我们研究的依据、语料不充分，即研究的基础尚薄弱，我想今后还要继续花大力气记录自然语篇，为学界提供更多的资料。学界对侗台语的演变规律已经摸索得比较清楚，也识别了一批同源词，现在可以尝试编撰一部侗台语比较词典。这样侗台语的历史比较研究将会推进一步，而这也是Diller、Hudak等前辈学者的愿望。在掌握较多自然语篇资料之后，侗台语比较句法学是我希望未来能够涉足的一个领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这一领域受限于语料，基本上还未能很好地展开。我这几年没能顾及南亚语言的调查研究，但一直对此割舍不断，将来还要继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比如认真比较远离南亚语大本营的俫语、布干语与其他南亚语言的关系。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民族语文应用问题。南方的新创民族文字，比如壮文，国务院都批准试行超过半个世纪了，现在该认认真真地调查研究、探讨其归属了，我自己也希望能够在这方面为民族发展、国家兴旺多出点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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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做的事情很多，但个人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希望能吸引同好尤其是培养研究生一起从事这些工作。语言研究，尤其是民族语言研究，田野调查关一定要过好。今后的研究生培养要更加注重基本理论知识与田野调查方面的训练，每个研究生都要有机会较深入地开展两次以上的语言田野调查学习，母语出身的学生要掌握好汉语、学好另一门侗台语，非母语出身的也要能较熟悉1～2门侗台语，同时要能有所专攻。但愿经过中国学者若干年的努力，侗台语的研究中心能回归其故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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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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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彦诚（1975～ ），广西融水人，侗族，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侗台语研究、语言对比研究。广西桂林，邮编：541004；北京，邮编：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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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锦芳（1963～ ），广西田林人，壮族，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南方民族语言文化。北京，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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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旅游其实嵌入生活的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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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徐杰舜[1]答/纳尔逊·格拉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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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格拉本教授看来，旅游嵌入生活的许多方面，与许多东西都有联系。旅游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是很明显的。但是旅游只强调了文化中的某些部分，那些没有被呈现的东西将慢慢被遗忘。人类学家应该为此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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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人类学；少数民族；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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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很高兴格拉本教授第二次访问金钟山。我们从您的书中已经对您的生平有所了解，但是我们的读者还想对您有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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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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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从《人类学与旅游时代》这本书里对您那充满浪漫色彩的经历有所了解，但是中国读者感兴趣的还有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您是英国人，1958年到美国去读大学，除了要规避兵役以外，还有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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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去的不是美国，而是加拿大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对此，我可以详细地解释一下。在英国，人们在成年之后常常到海外去，我家也如此。因为当时的加拿大是英联邦的一员，与美国相比，更像英国。所以当时我想去加拿大读博士，这是我选择加拿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家有一个传统，从我祖父开始，每一代的长子都会在成年之后去加拿大。所以，我在加拿大有许多亲戚，尽管我在去加拿大之前并不认识他们。再者，我从未想过我会去美国，我以为我会在加拿大读完博士学位。但是我在加拿大念书时发现，麦基尔大学并没有人类学的博士学位，我弄错了。所以，我只在加拿大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当我想读博士的时候，整个加拿大只有多伦多大学授予人类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但是这所学校当时并不好。所有人都说，你要读博士的话得去美国。其实去美国并非我最初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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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样，您一去美国，就去了50多年，而且不回英国了。但是您又不入美国籍，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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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大方的国家，尽管你不是美国公民，但你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我可以从政府那里申请研究经费，可以在公立大学里工作。我只有两件事情不能做：一是投票；二是向联邦政府申请富尔布赖特基金（Fulbright Scholarship），因为这类资助只给美国人，当他们在海外开展研究时，政府相当于他们的大使。但是我可以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NEH）、全国艺术捐赠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NEA）申请研究经费。这个国家很大方，并不会强迫你成为它的公民。而且，英国公民的身份是很有用的，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世界上接受英国公民的国家比接受美国公民的国家多。其次，英国加入了欧盟，也就意味着我是欧盟成员国中的一员了。我的两个孩子，既是美国公民，也是英国公民。当双重国籍被允许时，我就给他们办了两个国籍的身份，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在欧盟成员国的任何地方居住。其中一个孩子现在居住在葡萄牙。此外，如果手续相对容易，在我死之前，我可能会加入美国国籍。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和一个美国公民结婚已经超过46年了，据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提交的申请会更快速被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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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您现在在美国这么多年，您本身又是英国人，您从人类学家的眼光来看，美国和英国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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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以前它们确实有相当大的不同。当我从剑桥毕业后去加拿大读书时，我是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一门课的教学助理。但是教授们都是从美国过来的，他们所研究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心理人类学。这是美国人类学中很重要的一个学派，由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创立。但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学派。我们在英国所学的人类学是亲属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我说两个小趣闻。当我还在英国，没有去加拿大的时候，我在伦敦的一家咖啡馆里和一个年轻人交谈，他说他是人类学家，我说：太好了，我也是人类学家！他在西北大学读书，准备去非洲做博士学位论文的田野调查。当时，我很高兴，遇到同行了。我们开始交流，但是5分钟之后我们发现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我们毫无共同语言。另外一个小趣事是我在麦吉尔大学当助教的时候，那门课有150名学生。有一天早晨，教授打电话来说他不能准时到校上课，问我可不可以去代课。我去了就说，你们全部被教错了，你们所学的根本不是人类学，我讲的才是人类学。于是，我开始讲完全不同的英国人类学。所以说，它们一开始是有很大不同的，下面我再说它们是怎样慢慢走向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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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您刚刚讲的两个小故事来讲，说明您不仅很浪漫，而且受过人类学科班的训练。我们还有一个更感兴趣的问题，您的太太是有日本血统的，您怎么找了一个日本太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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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先说一下当我还在芝加哥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我从麦吉尔大学去了芝加哥，又从芝加哥去了加州，在那里遇到了我的太太。我在芝加哥的时候遇上芝加哥大学很重要的一个时期。1931～1937年，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cliffe Brown）教授曾带着一帮英国人类学家在芝加哥教学，他们相当熟悉英国人类学和美国人类学，但是他们仍然坚守英国人类学的方向。另外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时，一些大学者刚刚在芝大开始教学，例如David Schneider，后来的Clifford Geertz，再后来的 MarShall Sahlins。他们虽然是美国人，但他们不是去英国做过博士后研究就是去了法国，所以他们也非常熟悉英国人类学和美国人类学。从这个角度来说，英国人类学和美国人类学开始慢慢接近了。可以说，它们现在没有太大不同。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两者之间切换。我再来说说我个人是怎样获得教职的。我去加州是因为我们一个研究项目。当时我在David Schneider的一个关于亲属关系的项目组工作，David Schneider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Raymond Firth合作。我们当时正在为一个很大的国家项目开小组会，我问Raymond Firth：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人类学学生，即将从芝大获得博士学位，我想回英国，你觉得我有没有可能找到工作？他说，嗯，除非等某个人死了，不然的话我觉得你五年内都不太可能在英国找到教职。我当然不想等五年，我父亲希望我回英国，如果我没找到工作，他会给我提供经济资助。但是我还是想先找到工作，我很幸运地在美国获得了工作机会，所以我决定去加州。来自加州的David Schneider，是我的研习小组顾问，他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加州的情况。所以当我获得工作机会的时候，我就接受了。我就这样去了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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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加州之后，我觉得加州比任何其他地方更有跨种族、跨国籍的现象，欧洲人与亚洲人结婚是很常见的。我们系有一个教授叫Potter，他是一位研究中国的很有名的人类学家，也是20世纪最优秀的人类学家之一。他的太太就是来自粤语区，很可能来自香港或者广东，他们去那里做过田野调查。我遇到Katherine的时候，她还在医院上班，她所接受的培训是营养师。营养师是新兴职业。当时她在医院的工作是发放表格，让病人们填写他们有什么疾病、没有什么疾病等。我们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后来才结婚了，一直到现在。但是她当时跟我说她不可能嫁给我，因为她父母只允许她嫁给日本人。事实上，她父母也曾经安排她和一个来美国的日本商人约会。她当时28岁，她父母希望她能很快嫁出去。但是她不喜欢那个日本商人，不过她还是说，我父母不可能接受你的。后来，她父母与她哥哥、嫂子一起开车从洛杉矶来看我。我很难与她父母交流，因为她妈妈不会英语，她爸爸的日语口音很重。他们来考察我，我想大概是我的大学教授身份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我不是日本人，是英国人。我想，这个身份可能也是有帮助的。这是很长的故事，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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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之所以在人类学的这一块园地里做一个人类学者，是不是由两个传统促使的？一个传统是您的父亲是在东亚，在锡兰工作了那么多年；第二个传统就是您的太太是日裔。这样两个传统，使您做人类学有了异文化的感受，使您能够对日本、中国等国感兴趣，是不是这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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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事实上我的确是在一个充满亚洲文化的环境中长大的，我父母经常带我去中国和印度参观，我们在家做印度菜，我父母也会谈到他们在马来西亚的生活，马来西亚有很多马来人和中国人。家里还有很多老照片。我的大姑嫁给了一个来自斯里兰卡的亚洲人，他后来到英国读法律，在英国的法律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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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厦门的时候，当地的老人们知道Amo这个名字。我还记得2001年我第一次和彭兆荣教授到厦门的时候，当地人知道这个旧称。这个词不是普通话的发音，是当地人起的名字。我大姑和姑父在厦门生活了4年，我有很多他们当时在厦门的照片。他们后来搬去了马来西亚，并在那里工作。我父亲和叔伯们后来也都从英格兰去了马来西亚，因为他们的姐姐和姐夫在那里。他们经常为了不让别人听懂而相互之间说马来话，我的一个叔叔来自印度，他也会说中国话，大概是广东话或者福建话。所以说，我确实和大部分的英国小男孩不同。但是当我上学之后发现，其他的英国男孩也有亲戚在非洲的某个地方或者世界的某个角落，因为当时很多英国家庭成员都去了海外。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会成为人类学家，并不是因为我在亚洲文化的氛围中长大，而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有很多外国朋友，听惯了各种外国语言，吃惯了各种食物，等等。当我成为人类学家后，1959年和1960年，我去了加拿大，与加拿大北部的因纽特人一起工作了两个夏天，那个时候的我非常接近于英国人类学的范儿，但我并不知道我会成为一个亚洲文化的专家。直到和Katherine结婚之后，我才更多地去了解日本，了解她的父母。我们于1974年去了日本，我让我的孩子每个周末都去读日语学校，一直坚持了12年。当我住在京都时，我开始对亚洲旅游感兴趣。因为日本的国内游现象很常见，所以我做了一些笔记，回到美国之后，我发现没有人研究日本的国内游，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多婚制，就是国际旅游，总之不是日本的国内游。但是日本和中国一样，旅游中最多的是国内游。所以我开始写这方面的研究，这也是我做旅游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前，我研究过因纽特人的旅游艺术，这也是为什么《东道主与游客》的作者Valene Smith会问我是否参加她所主持的一个关于旅游学的会议。直到1974年，我和太太去了她在日本的老家，日本南端的一个名叫鹿儿岛郊外的村子，我才渐渐开始对亚洲旅游感兴趣。我们在1978年和1979年再次回到日本，我在日本国立民族博物馆工作，然后就投入对亚洲旅游的研究中了。所以这看上去是一个内容，但实际上涉及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怎么成了人类学家，第二个是我做的是哪方面的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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