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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首先要限定“中国独生子女的研究”，因为中国独生子女问题既有与国外独生子女问题相似的一面，更有与国外独生子女问题不同的一面。总的来说，我认为独生子女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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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明确界定中国独生子女的含义和独生子女问题的多重属性。独生子女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和特定政策含义的概念，研究者在讨论独生子女的相关问题时，应将政策条件下产生的大规模的独生子女与政策实施以前自然形成的非常小规模的独生子女区别开来。所以，我们说的独生子女应该限定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要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所产生的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的人口”。这一界定意味着中国独生子女问题具有多重属性。换句话说，从独生子女作为一类特殊的人口来到中国社会的时候起，就在接受社会对其所施加的各种影响的同时，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社会规范、社会价值观念等）产生影响。正是独生子女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密不可分的关联，导致中国独生子女问题及其相关现象成为一个涉及面广、内涵丰富、内容复杂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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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从多学科角度开展独生子女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这主要是指对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的研究要从独生子女自身的层面、独生子女家庭的层面、独生子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层面展开，各个层面所涉及的内容既要兼顾到独生子女人口的各种客观现实及相关现象，又要紧密结合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教育学、青年学、社会保障学等多种学科的学术视野。这种宏观与微观结合、学科视野与现实问题结合的框架，既从宏观上探讨独生子女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探讨独生子女人口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从微观上探讨独生子女的心理特点、独生子女的教育、独生子女社会化过程、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以及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的变化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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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加强系统的、规范的经验研究。一方面，我们要避免一般化的、个别的、空洞的、泛泛的、心得体会式的主观议论；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对现象的单纯描述，要注重对现象间关系的深入探讨。目前，经验性研究在方法上还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研究设计的简单化、资料分析的表面化、数据表达的百分比化；抽样不科学，忽视样本与总体间的推论条件；缺乏对结果的统计检验；有相当多的结果是在对象选择、样本抽取、概念操作化、变量测量、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方面存在许多问题的情况下得到的。样本的规模过小且非随机的抽取方式，加上过于简单且常常缺乏检验的统计分析，很容易使所得到的结论存在某种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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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解读具体调查结果时需要特别关注城乡背景和婚姻状况这两个重要变量。第一代独生子女这一概念既包含城市独生子女，也包含农村独生子女。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城市独生子女与农村独生子女在家庭结构、生活方式、社区文化等方面相差很大，所以在讨论与第一代独生子女相关的问题时，最好对城、乡独生子女进行分别讨论。如果要全面反映城、乡两类独生子女在内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整体的情形，就要有符合总体城、乡独生子女比例分布的随机样本。否则，调查结果就会形成很大的偏差。同时，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婚姻对独生子女的意义重大。结婚作为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事件，会成为独生子女继续社会化路途中一个重要的加油站。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只有当独生子女结婚后，父母才会形成相对稳定、相对长期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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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需要注意不同调查结果比较的前提。对同一现象的研究所产生的多个不同的结果，往往会成为研究者进行比较的对象。一般来说，无论是结果之间的一致性，还是结果之间的差异性，都有助于研究者发现这一现象的一般性规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同一主题的不同调查结果进行这种比较时，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不同研究中的调查对象和样本之间要具有可比性。如果缺乏这种前提，不同结果之间的比较不仅不利于研究者发现一般规律，相反还会对其产生误导。尤其是在对已婚独生子女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时，还要注意区分不同类型的青年夫妇，如双独夫妇、单独夫妇和非独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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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谢谢您的回答，我最后还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您认为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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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米尔斯曾经说过，“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历史，不同时了解这两者，就不能了解其中之一”。在看待独生子女现象时，我们也需要这种被称作“社会学想象力”的眼光和视角。二十几年来，第一代独生子女成长和发展起来了。应该看到，他们身上始终带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文化、特定教育思想、特定价值观念所留下的烙印。许多研究所得出的两类人在发展状况上不存在显著差别的结论，对于人们从总体上正确认识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种现实：目前许多被认为属于独生子女的特征、现象和问题，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一起成长的新一代城市青少年的整体特征、普遍现象和共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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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一种正确的认识方式是将独生子女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分析。只有把发生在这一代人身上的各种现象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社会联系起来，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何以成为今天的他们。我们对这一代独生子女进行评价的时候，既不能用过去的标准去衡量、要求、评价，也很难用过去的经验去预测——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是我们所不曾经历的成长之路，他们是特定的社会历史造就的一代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客观、真实地记录下他们在社会变迁中的成长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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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谢谢您接受访谈。您的介绍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独生子女的成长足迹，更展示了您对社会变迁中的这一代人的人文关怀。期待您取得更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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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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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小璐（1979～ ），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讲师，博士。江苏南京，邮编：21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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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笑天（1954～ ），湖北武汉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邮编：2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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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人类学之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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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人类学研究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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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秦红增[1]答/何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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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学、人类学的核心产品是民族志，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百年发展的历史中，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产生像《江村经济》、《金翼》、《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等一样的民族志。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是完成高水平的民族志的前提。诚如杨成志先生所说：民族学的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不认真做调查，就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民族志。如果只靠拾人牙慧、倒卖洋人的概念，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就不可能进步，不可能对社会产生益处，不可能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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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类学；民族志；海外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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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何教授您好，多谢您能接受我们学报的约稿和访谈。《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自1995年以来，围绕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形成了“封面学者”、“专题研究”等特色栏目。或许正是得益于此，我们的刊物和“人类学”研究栏目入选了教育部“名刊”、“名栏”建设工程，在此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关爱我们学报的学人表示真诚的感谢。2010年我们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合作，推出了费孝通、林耀华两位大师的纪念文章和图片。前一阵我与丁宏教授见面时谈到，今后若是还有类似的任务，我们学报都无条件地支持，以更好地让后辈领略到学术先贤们的学术智慧。云南大学的民族学研究在国内外都具有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学术传承持久而深厚，学术氛围热烈而融洽，学术创新敏锐而独到，学术名家辈出。不知云南大学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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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末。抗日战争期间，是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创建时期。1939年，应熊庆来校长的聘请，吴文藻先生创建了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及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研究室”；同年，方国瑜先生创建了“西南文化研究室”。两个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吴先生延聘了费孝通、林耀华、许烺光、陶云逵等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和张之毅、谷苞、田汝康、胡庆钧等一批青年才俊来云南大学工作，完成了《云南三村》、《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等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经典著作。抗战结束后，费孝通等学者返回北京，熊庆来校长聘请燕京大学教授杨堃来云南大学接任费孝通的工作，与江应樑、方国瑜等继续组织民族学、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进行院系调整的过程中，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一直坚持到1954年，成为全国最后拆并的社会学系，杨堃、江应樑等教授调入历史系工作，与方国瑜一起转入民族史地研究领域，云南大学成为中国西南史地研究的重镇。20世纪80年代初，云南大学开始了民族学、人类学的恢复、重建工作，1980年成立了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所，1981年获得中国民族史博士学位授权并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1988年人类学本科专业开始招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云南大学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进入快速健康发展的时期。1995年获得民族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98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获得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1年民族学学科获准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重点学科，同年获准设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获准设立民族学科研博士后流动站。2009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在云南大学成功举办。同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学科评估结果中，云南大学民族学排名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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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高度重视学科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曾编辑出版《方国瑜文集》。2010年，在林耀华先生100周年诞辰时，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在云南大学举办了纪念活动。随后，在费孝通先生100周年诞辰时，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又与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合作，在当年魁阁所在地云南省呈贡县魁星阁举办了研讨会。此外，我们正在收集，整理《江应樑文集》，计划明年出版。江应樑先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民族史家。他于20世纪30年代初进入中山大学攻读人类学研究生，成为中国最早的人类学研究生之一。其间，他跟随杨成志先生多次到海南岛调查黎族和苗族。研究生毕业后他转至云南做调查研究，曾任云南省边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车里县（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县长，不仅对傣族、彝族等民族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且编著了《边疆行政人员手册》、《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茅沿边开发方案》等，提出了平等对待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开发边疆地区的经济非掠夺边疆地区人民的财富、提高边疆地区的生活和文化水平等边疆开发原则，对抗战时期的边疆政策和边疆建设工作产生了重要作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再有，杨堃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末在云南大学工作期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民族学学者，制订了建立调查研究基地和开展民族调查研究的系统计划，为云南大学的民族学乃至中国的民族学学科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收集了杨先生生前的手稿、用具、照片等遗物，其中包括与其导师、法国著名人类学家莫斯的信件等珍贵文物。有伟人曾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牢记着也享受着先辈留给我们的优良学术传统和宝贵学术遗产，我们有传承、发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合作宣传与纪念前辈的学术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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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的确，今日的纪念是为了明天更好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市场经济和发展理念已潜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学术界也是如此，但学术浮躁风气日盛，如在田野工作、学术论文发表等方面均是如此。我们在追求学术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学术道德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学术先贤们那里是不存在的。我记得杨成志先生曾说过：“不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不写，不经过自己核实的材料不用，民族学的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在此，我也想听听何教授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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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担任《思想战线》主编和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多年，曾处理过几起涉及学风问题的事件，颇有感受。您说的学术浮躁，我认为极端的表现是抄袭、剽窃，更严重的问题是视学术为儿戏，用时髦的话说叫“玩学术”，缺乏对学术应有的尊重，不认真做调查，不认真阅读文献，不认真思考问题。常言说“玩物丧志”，“玩学术”的结果就是败坏了学风，毁掉了学生。因此，培养良好的学风，是目前中国学术界的当务之急。前几年我在《学术月刊》发表过一篇文章《问题意识与意识问题》，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民族学、人类学的核心产品是民族志，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百年发展的历史中，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产生像《江村经济》、《金翼》、《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等一样的民族志。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是完成高水平民族志的前提，许烺光在大理喜州做了14个月的田野调查才写出了《祖荫下》。因此，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特点考虑，近年来我们牢牢地抓住田野调查这一“抓手”来促进学风建设。研究生的田野调查不扎实，学位论文不予通过；教师的田野调查不深入，课题不予结题、著作不予资助。诚如杨先生所说：民族学的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不认真做调查，就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民族志。如果只靠拾人牙慧、倒卖洋人的概念，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就不可能进步，不可能对社会产生益处，不可能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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