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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有没有差异？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总体上而言，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不存在显著差异。但要注意的是，独生子女是一个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特征的整体概念，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随着年龄和社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我自己做的几项调查研究来看，似乎更趋向于这样一种结果，即在学龄前期和学龄初期（3～10岁），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不同之处较多；而在学龄中期和青年初期（11～18岁），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不同之处也越来越少。换句话说，年龄越小，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越大，不同之处越多；随着年龄的增大，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不同之处越来越少。尤其是到了初中和高中阶段，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几乎完全消失。而在城市和农村这两种不同的社区中，则呈现“农村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比城市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更大”这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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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结果，我提出了“消磨—趋同”理论和“变异关键年龄”理论，这两种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独生子女社会化过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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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消磨—趋同”，指的是两类儿童在幼年时期所存在的一些明显差异会随着他们后期所处的社会化环境的变化及其年龄的成长而逐渐变小甚至消失。在基本社会化的末期，二者的发展状况趋于一致。社会化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可以称作“环境消磨”，年龄的成长所带来的影响则可以称作“时间消磨”。“变异关键年龄”指的是，在某些特定的年龄上，独生子女社会化的某些方面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突发性特点，他们与同龄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别也特别突出。从分析结果中我们看到，独生子女青少年社会化发展过程不是直线式的，而是阶梯式的。或许10岁左右正是一个人从儿童到少年的转折点，是儿童在生活技能学习和培养上最不稳定、变化最大的时期，而此时两类家长在培养和教育孩子的心态、方法以及评价孩子的标准等方面差别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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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没有兄弟姐妹这种特定的人生经历，并没有对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交往带来不利的影响。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交往能力更强、好朋友更多、合群性更好、孤独感更少。在研究所测量的各种指标上，凡是有显著差别的，都是独生子女强于非独生子女。这一结论与常识以及现有的一些研究结果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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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常识中对独生子女交往能力弱、合群性差的认识主要来自对幼儿和低龄儿童行为的考察与分析。在幼儿时期，独生子女的交往实践机会自然少于非独生子女。然而，到了青少年时期，他们开始将信任和依赖的对象从成人（父母和教师）转向自身和同龄群体。他们交往的对象也越来越多地是同龄伙伴。这种同龄群体中的交往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且，由于缺少兄弟姐妹，独生子女“被迫”更多地与同学和同龄伙伴往来。而且由于家庭这一具有首属关系的“我群体”中的交往规则不同于家庭之外众多具有次属关系的“他群体”中的交往规则，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和表现相对强于同龄非独生子女。因此，我们可以用“社会交往补偿”的理论来对这一研究发现进行解释和概括。这一理论解释的含义是：客观条件的不足和欠缺使得独生子女青少年在社会交往方面学到了更多，也得到了更大的锻炼，能力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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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您的调查数据以及您所提出的“消磨—趋同”、“变异关键年龄”和“社会交往补偿”等理论解释，我们可以得知其实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为什么社会舆论会对独生子女存在一种负面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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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来自学术界的成果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与之相反，以大众媒介为代表的社会舆论对独生子女是存在偏见的。我们曾经于2007年3月和2008年5月在新浪“爱问”搜索系统中，对1998年7月10日到2008年5月12日期间以“独生子女”为关键词的新闻进行了搜索。实际搜索到且确实对独生子女（群体、家庭）进行描述报道、议论、评价的新闻一共有586条，以此为样本所进行的内容分析显示：国内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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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一步对转载最多的15篇负面评价报道进行分析，发现它们所表述的独生子女的负面形象集中在五个方面：①婚姻不稳定，离婚比例高；②不能吃苦，就业不受欢迎；③不做家务不做饭，总是到父母家蹭饭；④不会养育子女，对孩子只生不养；⑤性格缺陷多。针对这些负面形象的报道内容，我也利用相关统计数据和具体调查结果对其中的四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证实大众传媒关于独生子女离婚比例高、性格不好、常去父母家蹭饭、对孩子只生不养等方面的评价和描述，与独生子女在社会中的实际表现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也就是说，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的结果并不支持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在这些方面的负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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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众媒体是如何建构出独生子女负面形象的呢？我对新闻报道的内容进行了一些定性分析。概括起来，我认为新闻报道中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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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所采用的事实太特殊。用社会研究方法的术语来说，新闻报道在采用事实方面的错误是“选择性观察”。他们较多地使用个别的、特殊的事实，特别是偏向于采用那些与他们头脑中事先形成的或者他们希望看到的形象相符合的事实，而忽略掉许许多多与他们期望不相符的例子以及与他们的想法相冲突的信息。但是，仅有这样的事实显然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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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所采用的分析方式不科学。依赖常识、传统、经验和权威进行分析，是一些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对独生子女现象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和评价的最主要方式。但恰恰是这几种既普遍存在又相对易得的知识来源中，夹杂着大量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容易形成对现象的错误认识。更为严重的是，“旧观念一旦形成，就会自我强化。对得上号的人就被用作证明，对不上号的就当例外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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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所采用的推理逻辑不正确。此类新闻中最常见的推理逻辑是以点代面，在不具备任何必要前提的情况下，直接由特殊推及一般、由个别推及全体。这是其误导受众、“妖魔化”独生子女形象的关键。实际上，在此类新闻所报道的特定事实与所得出的普遍性结论之间，往往并不能建立起合乎逻辑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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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是不是应该将独生子女的研究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现阶段，您最关注的是哪些方面的研究？有哪些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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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于第一问，可以这样说。我早在刚开始介入独生子女研究的时候就指出：独生子女作为中国社会中新的一代人口在伴随着时间成长，一切与其有关的现象和问题，都在这种成长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变化或消失。所以，我们在独生子女的研究上，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些，提前考虑和探讨若干年后可能出现的状况和问题，如独生子女的婚育以及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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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主要关心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青年独生子女的婚姻与家庭问题，包括他们的生育意愿、婚姻观念、家庭观念，以及他们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另一个是与独生子女家庭有关的问题，因为独生子女特定的家庭结构很可能造成其父母面临“空巢家庭”问题、家庭社会支持网络弱化问题以及家庭养老问题等。目前，我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已经完成，对这些问题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主要的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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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姻稳定性、生育意愿及婚后适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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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各种离婚调查和统计都没有加入离婚者“是否独生子女”这一变量，因此，尚无直接回答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针对目前媒体评价独生子女婚姻不稳定、离婚率高的问题，我尝试利用相关调查和统计数据进行了推断和证明，结果表明媒体对独生子女离婚比例高的负面宣传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对此我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当然，这个问题还有待今后利用全国的数据，尤其是分年龄和独生子女身份的年度离婚统计数据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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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全国5个城市（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和成都）1200位已婚青年的调查，我们发现超过60%的“双独夫妇”依旧希望只生育一个孩子，与同龄的非双独夫妇的生育意愿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别。这一结果对于未来生育率变动状况的计算和结果的预测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这也再一次启示我们这种生育意愿更多的是作为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城市已婚青年这“一代人”的整体特征，而不仅仅是“双独夫妇”这“一类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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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还考察了已婚独生子女婚后独立生活的能力。对全国12个城市1786名在职青年调查的数据显示，无论是在做饭、做家务事方面，还是在独立生活能力方面，广大的已成家的独生子女们与同龄的已婚非独生子女们的表现相差无几。与两类已婚青年无差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未婚独生子女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明显不如同龄的未婚非独生子女。究其原因，除了年龄的差距外，更有可能是结婚成家特别是有了孩子后青年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增加了，其自身的责任感也会增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婚姻对独生子女的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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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结构及养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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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从子女的角度来探讨独生子女婚后与父母的居住方式。根据我在2004年对全国12个城市1786名在职青年进行的抽样调查可知，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小家单独居住的比例高达2/3，成为其婚后居住方式的主流，这一点与同龄非独生子女是相似的。但是，在与老年父母共同居住的那一部分青年中，独生子女与双方父母同住的比例相当，而非独生女性基本上都是与男方父母同住。此外，双独家庭与老年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小；单独家庭与老年父母特别是与女方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大；双非家庭与男方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大。此结果显示出了小家单独居住以及从妻居的特征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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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来探讨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结构。我们2008年在全国5个城市对1005名准老年人的抽样调查发现，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结构相比，中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结构明显不同，其以核心家庭为主，然后是空巢家庭，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所占比例都不高。统计结果还表明，子女在读、就业和待业状况与独生子女父母家庭结构的关系不明显，而子女的婚姻状况与他们的家庭结构密切相关。婚后，大约有50%的人离开父母家庭，导致父母家庭结构成为空巢家庭的比例接近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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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子女角度和从父母家庭角度所进行的调查结果不尽相同，但是排除调查的城市类型不同和调查的对象不同之后，我们仍可以得知目前已有相当大一部分独生子女父母进入了空巢期，面临养老问题。我们2008年在全国5个城市对1005名准老年人的抽样调查发现，总体上，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所具有的养老心态和养老认识是积极的、乐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面临养老，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们已经开始了从“依赖养老”向“独立养老”观念的转变过程，尽管这种转变过程中可能包含由客观条件的限制所造成的某种无奈或者无意识，但这种转变的结果无疑会对他们的老年生活预期和老年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价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这一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在未来中国城市社会中，当家庭养老以及社区养老的方式不能完全覆盖全体老年人的养老生活，特别是不能满足特定老年人群体养老需求的情况下，机构养老或许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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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所提及的调查都是针对城市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展开的调查，并未揭示目前已成年的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是怎样居住的。我在2008年对江苏和四川两省四县810户农村家庭中的529位青年进行了调查，发现与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大多小家居住不同的是，有2/3左右的成年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与父母同住。真正影响他们居住方式的因素不是独生子女身份或性别，而是其婚姻状况，尤其是农村已婚独生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高于同龄的农村已婚非独生子女。这一研究结果实际上是目前中国城乡两种具有巨大差异的养老模式的外在表现，提醒我们要明确区分城乡两类家庭养老问题所具有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要依据子女与父母居住方式的不同现实，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的养老政策和养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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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通过二十几年来对独生子女的研究，您认为目前对独生子女研究的方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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