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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差、教育发展起点较低、学校教育发展相对滞后这一现状，国家和政府作为教育决策的主体，应该以公平性作为教育政策选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教育公平的理念贯穿于整个教育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之中。在教育资源配置上，要针对现实情况，采取特殊的倾斜政策，优先考虑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问题。在具体教育实践过程中，要特别关注教育过程公平问题，尽可能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接受到适合其自身发展的教育，使他们的身心和智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为此，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矫正历史形成的教育不均衡，减少不同地域、城乡、性别、族群以及学校之间的差距，继续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的建设，改善少数民族学校的办学条件，逐步实现教育资源共享、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过程公平，使少数民族群体真正有机会与主流群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享受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公平不仅要求公平地分配公共教育资源，还要求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适当地向土瑶之类的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倾斜，使他们享有比主流群体更多、更优惠的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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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学者，您在研究中特别关注少数民族教育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不仅透过现象揭示了问题的根源，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路线和策略，体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对教育和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良知和责任心。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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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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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路（1975～ ），回族，四川隆昌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师，博士后。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北京，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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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同凯（1963～ ），人类学博士，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天津，邮编：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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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一生致力于边疆跨国民族和谐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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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罗柳宁 罗家珩[1]答/马曼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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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曼丽在学术上专注于国家统一、边疆安全和跨国而居的边疆聚居少数民族等现实问题研究，最早提出了“和平跨居”理论。现代跨国民族已经成为民族生态现象，是一种自然发展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任何国家都必须研究跨国民族及其相关问题。无论什么民族、什么制度的国家、什么文化，最终都应追求“人的最大发展”、“人类的发展”以及“全球的和平发展”。当然这还会经过很多曲折。但毕竟，以和平、民主为主流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在矛盾冲突中寻求和谐发展的时代。所以，只有大家“殊途同归”，都为追求“人的最大发展”而共同努力，世界各民族才能达到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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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民族；边疆安全；学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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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马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1年年会的召开，在绿城南宁与您进行座谈。我们都知道，您本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先后从事俄语、德语等外语翻译工作，后来却转到民族史、边疆史、跨国民族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您是浙江宁波人，却留在了大西北，为西北的民族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您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您的个人成长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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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生长在早年的海归家庭，我的父亲毕业于香港大学土木工程专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一个爱国的工程师，他排除万难从台湾回到大陆；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选择随其他归国华侨一样去北京，而是选择到艰苦的大西北参加建设，主张实业救国。他先后在西安、兰州工作。在兰州期间，他参加了当时兰州的第一条柏油马路和黄河铁桥的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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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时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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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时我正在念大学。我最初报考的第一志愿是中央戏剧学院，第二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那年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只招一名学生，但我还是去应考了，落选后被调剂到中国人民大学，但不是外交专业，而是被统一分配到俄语专业，两年后又被合并到外国语学院。我1957年毕业，当时兰州大学来了两名苏联专家，急需翻译人员。兰大的教务长陆润林亲自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来急选翻译人员，选中了我，我就到兰州大学为苏联专家做口语翻译。1959年，苏联专家回国，我就留在兰大当了俄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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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您后来怎么又不搞俄语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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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久，中苏关系破裂，俄语一下子成了冷门，俄语教师纷纷转学热门的英语。我因为父亲从小就教我学英语，大学里的第二外语学的也是英语，所以就转学冷门的德语。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的夜校班，到了冬天只剩我和当时兰大的江隆基校长两个人坚持学德语，我们一直学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父亲因为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从台湾回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认为有特务嫌疑，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我也被定为“黑五类子女”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不过我改造的时间比一般“黑五类子女”都短，不到一年，因为陕西兴平航空机械部急需德语教师，兰大就把我的老师汤镇东和我这仅有的两名会德语的教师“借”给了他们，我们一直教到他们能借助字典看书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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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您之后为什么会转入民族学、历史学和跨国民族研究领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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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973年中苏关系紧张时期，外交部组织西北五省共同编写《沙俄侵华史》中的《沙俄侵略西北边疆史》。由于编写这部著作需要查看很多俄文资料，外交部就将我借调到《沙俄侵华史》编写组，让我主要负责查看俄文资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接触俄国的有关史籍，为编写人员提供有关俄文史料，同时我自己也开始用这方面的史料写一些关于沙俄侵华方面的论文。我发现，《准噶尔汗国史》和《秘而不宣的使命》两个珍本是沙俄侵占中国新疆和乌梁海蒙古地区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前者的价值突出，加上作者兹拉特金引用了不少古俄文的原始档案，翻译难度较大，商务印书馆约我翻译全书。他们对译本较为满意，又约我翻译《秘而不宣的使命》。通过翻译这两本书和发表沙俄侵华以及西蒙古（卫拉特蒙古）史方面的论文，我在学界有了一定影响，跟北京的马大正、马汝珩两位名家被并称为开拓卫拉特蒙古研究的“三马”。就这样，我与民族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研究对象也逐步扩大到西北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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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马老师，是什么原因让您后来选择了跨国民族这个研究方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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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993年我去俄罗斯和中亚考察，苏联的解体使我十分震惊。当时我想了解：这么大的一个社会主义霸权国家为什么会骤然解体？在考察中，我不仅看到了刚解体几年的苏联计划经济所留下的经济弊病，如国营企业“干好干坏都一样”的平均主义体制使人们没有了积极生活的动力，广大人民缺钱、缺生活用品；而且看到了原先说“在苏联帮助下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已经形成为统一的苏联人民”的中亚国家的一些民族，在一些场合却喊出了“俄罗斯人滚出去！”的口号。我私下了解到他们不仅不感激俄罗斯人，反而认为是俄罗斯人夺走了他们的一切。潜伏的民族矛盾令我不寒而栗并思考：中国与苏联会不会有类同的问题？是不是民族关系导致了苏联的分裂？是不是像中亚民族这样跨国而聚居的民族更容易闹独立呢？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回国后，我就明确转向了关注国家统一、边疆安全和跨国而居的边疆聚居少数民族等现实问题的研究。我在1995年出版的《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与当时学界的主流提法“跨界民族”不同的“跨国民族”这个概念，因为我隐约觉得，苏联各民族闹独立并不都是传统的边界两侧争夺领土的跨界民族问题，而是跨居多国的民族的民族性问题。虽然我当时并不明晓引发跨国民族问题的许多非传统安全因素，但总觉得应该引导跨居他国的民族在各自所在国安分地、和平地生活，所以，我提出了“和平跨居”论。不过，这个理论的完善和发扬其实是我的学生周建新博士在其出版的《和平跨居论》一书中进行的。2001年，我曾尝试从经济文化视角来研究边疆跨国民族的稳定发展，在《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构建“中华经济文化圈”结构的主张，主要观点曾被《中国民族报》以《统一所依，振兴所托——中华经济文化圈漫谈》为题转发。我又根据该书中建构现代中华文化的观点写了一篇论文——《论西域文化的重大变迁及其对建设现代中华文化的启迪》，此文探讨了阿拉伯文化对新疆穆斯林跨国民族文化的跨国影响，获得了 2001年世界华人交流协会颁发的“国际优秀论文奖”。该文主要通过新疆民族历史上受跨国文化影响而突厥化、伊斯兰化和古西域领土的丢失，论证了军事占领、政治管辖不过是在一定时期起作用的因素……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往往是决定民族兴亡与国家权力能否长存的内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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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研究跨国民族问题以后，我先后主编了《中国西北跨国民族研究》丛书（共五本），出版了《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研究》等著作。1995年我退休以后，继续完成了“中国与中亚同源跨国民族综合研究”、“中国与中亚同源跨国民族文化发展与政策比较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经济发展比较研究”、“新疆跨界民族外迁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等跨国民族的国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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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跨国民族研究方面，您目前的学术关怀是什么？今后有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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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目前，我很关注世界各国的跨国民族问题的凸显，而且有明显的向各种跨国族体延伸的趋势。因此，我开始思考跨国民族是不是已经发展成为后殖民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新的民族生态现象。也就是说，以多元文化为特征的跨国民族遍布世界，就可能意味着宣告民族国家“同质化和一体化”的时代终结了。如果这真是一种划时代的现象，那中国的民族政策就必须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我认为，美国“熔炉”政策的失败印证了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追求文化一体化已经行不通了。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跨国民族已经成为民族生态现象，是一种自然发展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任何国家都必须研究跨国民族及与其相关的问题。至于我个人今后的计划，一是想从跨国民族和多元文化时代的特征着手研究中国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问题和边疆跨国民族的和谐、稳定发展途径，以在边疆安全与和谐发展方面再做点学问；二是想从跨国民族视角扩大研究国际关系方面的有关问题，为中国的和谐世界主张及其实践提供一些智囊性的观点、建议。具体地说，我先争取把已经写好的两本跨国民族的书出版：一本是与余潇风、徐黎丽合写的，我写的主要是《跨国民族与非传统安全》这一部分；另一本是《新疆跨国民族外迁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我受约正在写的是《欧亚跨国民族研究》。我初步考虑在广泛搜集欧亚跨国民族资料的基础上写出《跨国民族的发展与中国民族政策研究》和《跨国民族与和谐世界》两本书，如果不能出书，也会围绕这些问题写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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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您的工作和学术生涯中，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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