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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1982年高中毕业，顺利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中国民族史专业。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就是高考填志愿时，我的意愿是填报兰州大学新闻专业，但我父母因为听了李荣昆老师对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大力推荐而更改了我的志愿。就这样，我来到北京求学，多少年后想起这件事，觉得人生既是偶然，也有其必然，命运似乎有自己运行的轨迹，如果没有这个改动，也就没有今天的访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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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我能感受到母校在学术水平、学术地位与学术话语权等方面实力强大，因此学习十分用功。我在民族学院学习，接触到的大多是少数民族同学，学习的专业也与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有关。当时，对于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没有“族群”这一基于文化内涵表述的专业词语，学界大多用的还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等政治色彩较浓的词语。说实话，当时更多的是对民族观的学习。在民族观、民族认同上，我大学四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坚定了对藏族的认同，并以自己是藏族人而感到光荣和骄傲。我们班上共有七个藏族人，一个来自西藏拉萨，一个来自云南迪庆，两个分别来自甘肃的夏河与天祝，其余的来自四川的成都、阿坝与凉山州。因为是同一个民族，我们虽然来自不同地域和方言区，但并没有太多的陌生感。我们相互认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感。在选修北方民族史、南方民族史时，我选择了陈燮章先生的藏族史，真正开始了生活中对藏族的了解、书本上对藏族历史的学习，强化了藏族这个概念和对藏族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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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学院充分体现了各民族的平等，各民族的学生在这里都有属于自己的传统节日，比如：蒙古族有“那达慕”大会，傣族有“泼水节”，南方一些民族有共同的“三月三”，彝族有“彝族年”，满族有“满族年”，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开斋节”、“古尔邦节”，当然还有我们藏族的“藏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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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都记得，每年藏历年全校藏族学生都会有一次较大规模的聚会和共餐，地点基本都在临长安街的民族文化宫。当时十世班禅大师和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的领导大都来参加并祝贺。十世班禅大师还接见我们，与我们握手并摸顶，祝福和鼓励大家刻苦学习、报效祖国。那时，每次过藏历年，他都会给每个藏族学生发几斤从拉萨空运而来的酥油和糌粑。因藏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系“食牛羊肉的民族”，每月生活费要多五块钱。因此，我时时都能感觉到自己是藏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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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读大三的时候，我表弟也考入了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我们在一个系里共同学习，经常对自己的族属进行争论和交流。表弟从小在多续人聚居的伍宿堡子长大，对多续比较了解，从小听长辈们讲的是多续、西番，上大学学习的又是民族史，因此，我们俩偶尔会讨论我们到底是不是藏族的问题。我们偶尔有怀疑和不确信，但很快便坚信自己是藏族的。我这种短暂的摇摆主要来自上大学之前在冕宁中学的经历，这种经历往往又来自周围极少数多续人在个别学者的影响下认为自己可能是单一的、独立的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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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大学毕业之际，我有幸考上王辅仁、索文清两位先生的民族学硕士研究生，主攻藏学，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在面试的时候，王先生问我是哪里的藏族。我告诉他我是四川凉山州冕宁县的藏族。王先生说，“冕宁西番，那你应该是普米族”。我不同意王先生的意见，于是说“我是藏族，不是普米族，西番就是藏族”。当然，学术界的朋友都清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历史大调查和民族识别时，在云南他称“西番”的历史族群被单独划成了单一的少数民族——普米族，而在四川境内他称“西番”的历史族群自愿认同藏族身份，认为自己是中国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一个他称的历史族群，因在不同省份，其历史发展的脉络不同，因而有了不同的民族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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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自1989年至今，您一直在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工作。做学问需要有高度的热情和不懈的努力，是什么支持您坚持多年的科研工作呢？这当中的学术积累是怎么进行的？是否得益于当时的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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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是肯定的。前辈们对冕宁“西番”的调查给我们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可以借助他们对“西番”其他支系的民族志描述与相关研究成果，来研究沿安宁河流域的“西番”多续人。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就在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工作，从事民族学、藏学、民族史、民族问题、民族教育学等研究，对四川世居的14个少数民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部分研究。2000年之前，我一直从事“想象的人们共同体”——少数“民族”的研究，偶尔也看看当时流行的“族群意识”、“族群边界”、“族群认同”等“族群理论”，也听到了一些从事民族工作的同志对“族群”一词的批评，认为不能用“族群”取代“民族”，“民族”不能去政治化而文化化。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族群”是“民族”之下的一个小一些的学术性词语，用它来表述某某民族之下的支系最为合适，相当于过去常用的“支系”、“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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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其实我还有一个私人问题想问您，就是您的职称已经是研究员了，而且主持了多项国家与省部级课题，各种头衔与荣誉也很多，您怎么又想到去中山大学学习人类学呢？在那里的学习对您的族群观有哪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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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的是民族史专业，读硕士时专门对藏族史进行了系统学习。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深知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我认为，我是为了学问而不是学位读博士的，就是说我并不需要博士学位去找工作、评职称。在21世纪到来之初，我就想早日完成我的博士梦，但由于诸多原因而搁置下来。当然，在工作近20年后再进入校门求学，还是需要很大的毅力和勇气的。因此，我在我论文的后记里提到，“博士是一种经历、一种追求、一种境界，而不是附庸风雅或时尚或傻帽或其他你所需要的代名词”。2006年9月，我来到中山大学马丁堂，开始了广州的求学生活，终于实现了成为一名博士生的学术宏愿。有意思的是，我的祖籍在东边，落籍在西边，在北方读大学、硕士，最后在南方取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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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后，我跟随周大鸣教授从事族群与区域文化方向的研究。在考试前，周老师就不断给我鼓励，在进入人类学专业学习后，他对我更是悉心指导，严格要求。我们在我所在的单位搭建了“中山大学四川人类学教学研究基地”这一学术平台，共同建立了“中山大学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平武科研教学基地”并召开多次学术会议。在平武、九寨沟等藏、羌民族聚居地区的田野考察令我难以忘怀，从成都到拉萨，风景如画的千里川藏线的跋涉更令我铭刻终身，不忘周师的栽培。我读博士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学习新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研究，提高研究水平。这三年中我除了阅读了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之外，就是对族群理论和历史记忆理论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学习，并将这些理论运用到对多续族群的研究上。另外，我在这里还结识了一批致力于做人类学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老师，以及有志于研究人类学的年轻一辈，这都是我这一生不可多得的非常珍贵的资源。有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使得多续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研究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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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记得袁老师是在中山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从多续到藏族：藏彝走廊中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初选题的初衷和缘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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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本来我的导师周大鸣教授建议我选木里县的纳西族作为研究对象，但我从上大学到读硕士，甚至进入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工作以来，心中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写一本关于自己民族、自己族群的小书，结束“他们不能表述自己，他们只能被别人表述”的历史，并在书中记录藏彝走廊中小族群的过去、现在，进而展望这些小族群的未来。还有，就是我的老领导——四川省民委主任孙自强（后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我刚参加工作之初，就希望我能研究川西南地区的各藏族支系，所以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也算是对老领导指示的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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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一点，是多续族群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学术意义。我的故乡处在藏彝走廊汉、藏、彝三大民族的交汇地带，族际交往和文化互动十分频繁、剧烈，文化接触、文化涵化现象十分突出。因此，族群认同建构呈现多元性、特殊性、地区性与民族性特点，这为我们认识和把握藏彝走廊核心区的族群认同特征提供了鲜活的典型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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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能不能请您讲讲写博士学位论文的心得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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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最大的心得与体会，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文化自觉”。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已经没有不变的文化，没有不变的传统了。作为藏族多续人，我有自己的文化自觉观。其实，我觉得我是“我者”和“他者”糅合在一起的，在研究中我有时也分不清我究竟是“我者”成分多一点，还是“他者”成分多一点。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拥有更强的“文化自觉”，用更人文的心态看待多续族群的历史文化发展与交流互动，而我自己始终都是自律自省的。我要在温情与敬意中根据历史记忆与文献记载，回溯与梳理多续的历史渊源与文化要素；我要摆脱内心的纠结和矛盾，用平和的心态看待多续发展变迁的式微与未来的前途命运；甚至在夜深人静、窗外灯火阑珊时，我也身在异乡、心系故乡，反省我敲打在电脑上的每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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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博士学位论文时，我脑子里时常萦绕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父亲为什么要让他的四个孩子都回归多续人的族群认同，选择藏族身份，并让自己的小儿子改随母姓，取一个完全藏族的名字。我要声明一点，我父亲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品行高洁，绝不是功利主义者，在我们回归藏族身份的时候，虽然政治气氛有一点点的宽松，但政策并没有松动，个别人仍然存在“大汉族主义”思想，对少数民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照顾。他当时也不可能预见到后来国家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如果预见到会有照顾、优惠的话，我大姐在1978年高考前就会更改民族成分了，也就会享受“照顾”上大学了。实际情况是，我父亲是顶着我爷爷的巨大压力而做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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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的祖籍。我的祖先是明朝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到建昌平定月鲁帖木儿叛乱，从原籍湖广武昌府兴州大冶县来到了冕宁县（当时叫宁番卫），是四川宁番卫中右所世袭百户。后来在今冕宁县泸沽镇先锋南山营扎下了根，是一个比较大的家族。我爷爷、我父亲和我是家族中的长子、长孙，爷爷的传统观念十分强烈，对他的几个孙子成为“少数民族”十分不满，对我弟弟改藏族名字更是意见很大。为了尊重老人的意见，在我爷爷、奶奶仙逝后，在他们的墓碑上我弟弟的姓名仍然是按照汉族的字辈来排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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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反思：我父亲为什么坚持让我们放弃汉族身份而选择藏族身份呢？我父亲是极为孝顺父母与长辈的人，可以肯定地说，从无顶撞和抱怨我爷爷、奶奶的时候。我认为，让我们选择藏族身份是由于他的文化自觉和他对弱势少数族群的认同与感知。其实，在北京、成都的学者到冕宁做西番调查、冕宁西番藏族过结立局、举办藏文扫盲培训等活动背后，都有我父亲的亲力亲为。在我上大学之后，父亲还订了《西藏研究》，认真研读，并与我在书信中交流。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懂语言学的那一套记音方法、规则和分析，却从北京的孙宏开教授那里手抄了日本学者西田龙雄的《多续译语之研究》附录中今西春秋先生收藏的清初的手抄本“多续译语”词汇。受词汇分类的启示，我父亲开始坚持每天上班之前、下班之后抽空请我外婆给他讲多续话。数年之后，他分门别类，按词性和日常用语记下了厚厚的两大本多续语。虽然他用的是拼音、汉字夹杂，记的不科学、不完整，但这毕竟是冕宁汉族地方知识精英对多续语在当代的首次记录，体现了他对多续文化的认知，他的文化自觉，以及他对弱势族群的心态。人有自然的属性、文化的属性和社会的属性，自然的属性靠血缘、亲情、感情维系，社会的属性靠文化、文明调整。我的父亲娶了一位多续藏族女性为妻子，他们感情极其融洽，相敬如宾，情深似海；我父亲也以此为基础，进行了一次跨越文化偏见的观察体验，对待“他文化”有了自己的见识、自己的领悟，抛弃了对“他文化”不习惯的偏见。他的感情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超越了文化的界限，超越了传统的禁锢。这种血缘与情感的交织、相融，这种文化的超越性，使得我父亲放弃了文化传承的原则而“变服从俗”，从而让我们坚定地选择少数民族的身份，选择对弱势族群的认同。我以为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一种汉族通过族际交往、族际婚姻而对本民族文化的再认识与自觉反思，这种反思包括了对汉族自身文明和多续藏族文明的再思考，在复杂、微妙的跨文明对话、跨文化交流的人文活动中，让弱势族群体会到了“人文关怀”与“主体感受”，这也是人性最伟大、最光辉、最无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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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非常赞同已故学者费孝通先生的一句话：“文化上的唯我独尊、故步自封，对其他文明视而不见，都不是文明的生存之道。只有交流、理解、共享、融合才是世界文明共存共荣的根本出路。”我个人认为，父亲让我们几个认同藏族身份是历史上常见的中原汉族到民族地区变服从俗、融入当地少数民族的典型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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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多续藏族研究对其他较弱势的族群以及藏彝走廊中多民族和谐共居的问题研究有哪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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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藏彝走廊中小族群的研究，过去往往是以区域而不是以族群为单位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相关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对冕宁他称“西番”藏族调查时，比较集中地对雅砻江流域的里汝、纳木依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但并没有对安宁河流域的多续进行民族学调查。前人对多续族群的关注不多，笔墨不浓，资料不足，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许多谜团，也错过了民族学、人类学调查的黄金时期。当然这也给后人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虽然这个空间比较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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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和李星星研究员讨论过，由于较小族群长期共生，受到藏、汉两大文化的影响，文化涵化和变异强烈，很难将多续的原生文化清楚剥离出来，只能就不同历史时期民族或族群的活动，对多续文化的层级进行大体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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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启示，我觉得主要有三点：一是要对这些族群，尤其是处于高濒危语种的族群的历史、文化以及语言进行抢救性保护；二是切实保障较小族群在多方面的权益，在某些方面还应给予倾斜与照顾；三是积极面对当今潮流，积极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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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最后，请袁老师以多续藏族为例，谈谈您对当今世界族群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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