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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因为少数民族缺乏古代文献，所以民族史的研究目前主要依据文物或口头传说。然而，文物方面的材料有限，口头传说可靠性差。古代汉文献的有关记载当然也是重要材料，但是汉文献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载实在有限，而且往往并不明确，甚至对于史载的古民族到底是现代哪个族的祖先，也往往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要得到比较切实可信的结论，还应求助于更科学的方法。人类自身有两种最重要的历史记录，一是基因，一是语言。现代人的基因，是人类长期演化的结果，直接记录了人类起源、演化与迁徙的历史。现代人的语言，也是人类长期演化的结果，留存着人类文明的记忆，通过对现代各种语言的比较分析，不仅可以得到人类语言历史变化的谱系，还可以发现各个人群的起源、演化与互相影响。例如，侗台语目前大体分布在中国西南，但在历史上也是这种分布吗？近年来各地汉族基因检测表明，浙江一带的汉族带有侗台的成分。那么，是不是今天浙江一带就是侗台语族在古代的分布区域呢？侗台族群缺乏这方面的文献记录，古代汉族史书的华夏中心史观，也对人产生误导。《史记》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后来的民族史研究往往把古代越国与中原夏族联系在一起。后来语言学家们发现《说苑》中《越人歌》记录的不是汉语，《越绝书》中勾践向全国发出动员的《维甲令》中的一些语句也不是汉语，语言学家把这些材料与现代泰语加以比较，进行了比较可信的解读，认为当时越国的居民实际是与现代侗台语族相近的族群。这个结论恰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相一致。所以，语言史与文明史的研究，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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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近年来，您一直提倡历史层次分析法，它与经典的历史比较法有什么关系？它对民族语言的研究有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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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9 世纪历史比较法在欧洲出现后，一直是语言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是，历史比较法自身有缺陷（不确定性），如果没有文献佐证，要确定其音变的方向及其原始形式，非常困难。所以，20世纪初至今，多少语言学家，经过多少努力，就连发生学关系最近的汉、藏之间，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也未能建立。为什么汉语的p-，有些与藏语p-对应，有些与b-对应，我们还无法回答。系统的借用也会产生语音对应关系，如日语的汉音、吴音，朝鲜汉字音，越南的汉越语，都与汉语之间有语音对应关系。各民族语长期从汉语借词，借词与同源词并存。由于两者都与汉语语音对应，很难区分，中国的语言学家就想暂时避开这个问题，把它们合起来叫作关系词。但是，要研究各语言之间的发生学关系，最终还是避无可避。历史层次分析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民族语的汉借词，在各个时代陆续被借入，各个时代读音会不一样。通过与各历史时期汉语读音的比较，我们能够大致确定其借入年代。因为东亚人群有共同的来源，其语言都应是同源的。它们之间很早就分化了，亲缘最近的汉语、藏语，其分化历史至少也有五六千年。上古汉语，指的是西汉以前的汉语。所以，民族语中的同源词，其读音一定与上古汉语近，与上古以后的汉语读音不同。例如武鸣壮语的“油”为jau＜ju，“牛油”为lau＜lu。“油”的上古汉语为*lu，中古为ju，所以武鸣壮语的jau一定是中古借词，lau可能是上古借词，也不排除同源词的可能。连山壮语中的“四”读θi，显然是借词，因为它与中古汉语的si近，而与上古汉语的读音ph-lis差得很远。于是，民族语历史研究，我们定了以下步骤：第一步，对照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读音，确定民族语中的关系词，分好历史层次。第二步，在上古层次内，把稳定度大的核心词，定为同源词，如侗台语的“喉、肩、乳、屄、腿、脑、屎、胸、下巴、臀、脸、头发、胳肢窝、骨头、手、手掌、脚板”都与汉语有语音上的对应关系，且为核心词，很难借用。再说，上古时期，南方的侗台族与中原汉语接触的可能性较小，这些词很可能是同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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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东亚语言的历史研究，对于东亚地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应有很大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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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是自然。我们的历史比较，一开始只局限于汉、藏缅、侗台、苗瑶语，从沙加尔开始，把发生学关系扩展到南岛语。最近，通过一系列比较，我们认为阿尔泰语也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我给《民族语文》写了一篇文章——《东亚语言中的“土”与“地”》。“土”、“地”在东亚人群中是最重要的词，至今在东亚的许多语言中还能找到它们的同源词，其词根为la，前面带有词头k、kh、ɡ或p、ph、b，还可能带有后缀-l（r）、-ʔ（q）。如上古汉语的“土”*kh-laʔ＜kh-laq、“地”ɡ-lal，塔芒语ʔklaah（地），独龙语ɡaʔ＜ɡlaʔ，柔若语la，缅甸语ja＜la，兴发苗语la，养蒿苗语qala（土），侗语ja（水田）＜la，武鸣壮语Ɣai（旱田）＜ral，日语hara（原）＜para，韩语bala（地），古突厥语jɛr（土地）＜lar，（to）praq（泥土），东裕固语ɡadʒar（土地）＜ɡajar＜ɡalar，巴琉语qalai＜qalal，库伊语kətɛʔ＜kəlɛʔ，Dobei 语bala，Samoan 语pala-pala。“土”、“地”是核心词，在东亚分布又如此广泛，不可能是借用所致，只能是来自最古老的共同语。随着东亚语言历史比较的深入，东亚各语言的发生学关系逐渐显露。根据各种语言中保留的同源词的多少，我们可以推算各种语言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这对于东亚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有重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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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一直认为文化寓于语言之中，那么，对一个民族的语言进行研究，能够揭示这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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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研究文化史的方法很多，通过语言去研究文化史，是其中一种。这些年，我一直努力建立语言考古学这一新的学科。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它带着文化的涓涓滴滴，一路流淌至今。在今天语言的元素中，我们有可能读到祖先的许多故事。如我的一位博士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她研究的主题是“广东藻敏瑶语”，研究中她参考了许多文献，还不能确定这支瑶族是经哪条路线迁至广东的。我当时猜测可能自洞庭湖一带从北到南穿过湖南到达广东，便对她说，这支瑶语中的古代汉语借词，一定借自它沿途的汉族，从这些汉借词的语言特征与周边汉语的比较，可能会得到迁徙的线索。根据我的建议，她从藻敏瑶语汉借词中提取了几个特征，如阳、麻二带圆唇元音，与周边汉方言一比较，具有相同特征的竟是客赣，而不是湘语，说明这支瑶民古代是从江西南下，西折至湘南，最后到达粤北。这使我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瑶民说的汉语是客家话，而不是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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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实在是太普通了，普通得像水，像空气。正因为如此，它又太宝贵了。如果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所以，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小组向保护濒危语言规划项目国际专家会议递交了题为《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的报告，文中指出：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智慧，因此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每一种语言的消亡必将导致其独特的文化、历史与生态知识的消亡，这将是无可挽回的损失。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对世界体验的独特表述。因此，任何单独语言的知识都可能成为解答人类未来重大问题的钥匙。每消亡一种语言，我们对理解人类语言的结构与功能模式、人类史前史以及保护世界多样化生态系统的证据都会有所减少。总之，讲这些语言的人们会体验到，随着自己语言的消亡，他们自身原有的民族与文化认同感也将丧失。广西有如此丰富的语言宝藏，我们务必要珍惜，把它们好好地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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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感谢潘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祝您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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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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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韦茂繁，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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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悟云（1943～ ），浙江瑞安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历史音韵学、方言学和东亚语言历史比较。上海，邮编：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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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老龄社会的人类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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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郇建立[1]答/莎伦·考夫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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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过去30年，莎伦·考夫曼教授一直致力于考察美国老龄社会的文化和意义。通过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她曾经深入考察晚年生活的意义、医学文化的转型和晚期病人的临终等重要议题。目前，她比较关注美国生物医学经济学和卫生保健递送体系如何影响了个体的行为准则和理性选择。在本次访谈中，她不仅回忆了自己的研究历程，还介绍了当前的研究课题，并指出了老年研究的一些未来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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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社会；老年人类学；医学人类学；老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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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一 走向老年人类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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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980年，你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医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你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老年认同：一种文化视角》。你为什么选择老龄化作为研究领域？你能否介绍一下当时你主要受到了哪些老年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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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974年，我遇到了玛格丽特·克拉克（Margaret Clark）博士。她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人类学教授。我遇到她时，她正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教授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博士——她的导师和同事——一起工作。他们正在创办美国第一个医学人类学博士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拉克和福斯特为研究生“发明”了医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事实上，他们创建了一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培养的博士点。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它是仅有的两个联合校区博士点之一。1975年该博士点招收第一届学生，我就是其中一名学生。1976年，玛格丽特·克拉克出版了《文化与老龄化：老年美国人的人类学研究》[3]。该书运用传统人类学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方法，考察了美国城市的老龄化和人们的幸福感，是美国老年经历（the aging experience）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在该书中，克拉克考察了老年人如何改变了他们珍视的价值观，以获得晚年幸福。她发现，在美国社会，那些适合青年和中年人的价值观，如个体主义、自治、竞争和干劲，并不适合老年人。她强调，老年个体需要调整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在任何一个社会机构中，他们都不得不这样做，但没有人去引导他们。她的发现基于对400多个老年人的访谈，其中，一半被访者生活在社区，另一半则因精神问题住在医院或福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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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总结说，要想安度晚年，老年人需要完成五种适应性任务：①要意识到并接受自身身体和精神状况的变化；②有能力重新界定自己生活空间的范围，以便最大程度控制自己的个人环境，同时必须放弃某些角色和责任；③有能力而且愿意替换那些无法再实现的兴趣、活动和关系；④改变自我判断的基础，例如，不能再用生产性工作角色的表现来进行自我评价；⑤有能力修正个体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念，以便让晚年的生活方式具有连贯性、整体性和社会意义。克拉克显然受到了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文化与人格研究分支领域的影响，该分支领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非常活跃的。她非常关心文化规范如何影响了个体，以及个体如何成了文化的载体。她指出，一个人对后期生命价值的理解，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理想；许多老年问题都源于老人缺乏晚年生活的规范和未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脆弱的家庭纽带，晚年缺乏有意义的工作，以及强调生产效率的价值观念，所有这些都导致美国老年人的社会地位较低。由于注意到人类学家历来喜欢研究婴儿期、儿童社会化、成年角色和丧葬习俗，克拉克试图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原理来研究老年进程，以及社会如何对待老人。她对老年的文化维度以及文化与幸福感和精神健康关系的研究，开启了老年人类学研究的大门。她是这一领域的先驱，她的许多著述都涉及晚年生活的文化价值与从属地位，以及美国内城贫困老人和少数族群老人的老龄模式。正是在她的启迪下，我在博士学习阶段特别关注老年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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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宽泛地说，在医学人类学中，克拉克率先研究了医疗实践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模式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在稍后的职业生涯中，随着新的医学技术的出现，她考察了“人性”和“人”的观念正在经历的深刻的变迁。她为下一代医学人类学家研究伦理问题、文化的模糊性、社会变迁的进程铺平了道路。由于医疗发现、技术革新以及文化期待与社会规范的变化，人们关于亲子关系、家庭、亲属、正常的身体、正常的寿命以及死亡本质的传统看法，都变得模糊不清，并经历着急剧的变迁。我考察了她认为至关重要的人类学研究的一些领域。此外，我深受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影响，他为老年心理学和更宽泛的生命周期心理学奠定了基础。他的工作为老年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通过完整的生命周期来考察认同、持续和变迁的模型。他提出了一个人的认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晚年，通过面临的危机和做出的选择而不断成长和发展的进程。读者可以在埃里克森发展模型的背景下审视我的研究。我的第一本著作《永恒的自我》[4]，不仅把文化视为一种解释性的事业（an interpretive enterprise），还把认同发展当作一个动态的、持续的生命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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