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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980年，你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医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你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老年认同：一种文化视角》。你为什么选择老龄化作为研究领域？你能否介绍一下当时你主要受到了哪些老年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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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974年，我遇到了玛格丽特·克拉克（Margaret Clark）博士。她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人类学教授。我遇到她时，她正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教授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博士——她的导师和同事——一起工作。他们正在创办美国第一个医学人类学博士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拉克和福斯特为研究生“发明”了医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事实上，他们创建了一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培养的博士点。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它是仅有的两个联合校区博士点之一。1975年该博士点招收第一届学生，我就是其中一名学生。1976年，玛格丽特·克拉克出版了《文化与老龄化：老年美国人的人类学研究》[3]。该书运用传统人类学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方法，考察了美国城市的老龄化和人们的幸福感，是美国老年经历（the aging experience）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在该书中，克拉克考察了老年人如何改变了他们珍视的价值观，以获得晚年幸福。她发现，在美国社会，那些适合青年和中年人的价值观，如个体主义、自治、竞争和干劲，并不适合老年人。她强调，老年个体需要调整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在任何一个社会机构中，他们都不得不这样做，但没有人去引导他们。她的发现基于对400多个老年人的访谈，其中，一半被访者生活在社区，另一半则因精神问题住在医院或福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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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总结说，要想安度晚年，老年人需要完成五种适应性任务：①要意识到并接受自身身体和精神状况的变化；②有能力重新界定自己生活空间的范围，以便最大程度控制自己的个人环境，同时必须放弃某些角色和责任；③有能力而且愿意替换那些无法再实现的兴趣、活动和关系；④改变自我判断的基础，例如，不能再用生产性工作角色的表现来进行自我评价；⑤有能力修正个体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念，以便让晚年的生活方式具有连贯性、整体性和社会意义。克拉克显然受到了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文化与人格研究分支领域的影响，该分支领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非常活跃的。她非常关心文化规范如何影响了个体，以及个体如何成了文化的载体。她指出，一个人对后期生命价值的理解，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理想；许多老年问题都源于老人缺乏晚年生活的规范和未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脆弱的家庭纽带，晚年缺乏有意义的工作，以及强调生产效率的价值观念，所有这些都导致美国老年人的社会地位较低。由于注意到人类学家历来喜欢研究婴儿期、儿童社会化、成年角色和丧葬习俗，克拉克试图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原理来研究老年进程，以及社会如何对待老人。她对老年的文化维度以及文化与幸福感和精神健康关系的研究，开启了老年人类学研究的大门。她是这一领域的先驱，她的许多著述都涉及晚年生活的文化价值与从属地位，以及美国内城贫困老人和少数族群老人的老龄模式。正是在她的启迪下，我在博士学习阶段特别关注老年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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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宽泛地说，在医学人类学中，克拉克率先研究了医疗实践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模式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在稍后的职业生涯中，随着新的医学技术的出现，她考察了“人性”和“人”的观念正在经历的深刻的变迁。她为下一代医学人类学家研究伦理问题、文化的模糊性、社会变迁的进程铺平了道路。由于医疗发现、技术革新以及文化期待与社会规范的变化，人们关于亲子关系、家庭、亲属、正常的身体、正常的寿命以及死亡本质的传统看法，都变得模糊不清，并经历着急剧的变迁。我考察了她认为至关重要的人类学研究的一些领域。此外，我深受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影响，他为老年心理学和更宽泛的生命周期心理学奠定了基础。他的工作为老年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通过完整的生命周期来考察认同、持续和变迁的模型。他提出了一个人的认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晚年，通过面临的危机和做出的选择而不断成长和发展的进程。读者可以在埃里克森发展模型的背景下审视我的研究。我的第一本著作《永恒的自我》[4]，不仅把文化视为一种解释性的事业（an interpretive enterprise），还把认同发展当作一个动态的、持续的生命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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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二 永恒的自我和晚年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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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第一本著作《永恒的自我》源于你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这本书中，你运用对60位年龄在70岁和97岁之间的美国人的访谈资料，考察了人们晚年生活的意义源泉。你是如何作出结论“自我是永恒的（不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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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978年，我开始对70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我花了2年的时间去深入了解各行各业的老人，有时一个访谈就持续几个月。访谈资料显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老了”。换句话说，他们知道自己的实际年龄，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老人和老年公民，但是，“老”本身并非他们认同的核心部分。他们并不把自己视为老人。确切地说，他们认同自己那些一生中都稳定不变或已经变化的价值和性情。同时，他们通过自身人生轨迹中的重要关系和生活情境来思考他们的认同。他们并没有把上述因素与实际年龄联系起来。英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永恒的自我”这一主题，他们喜欢使用衰老“面具”（the “mask” of aging）这一说法。这一观点假定，即使身体逐渐变老，衰老的身体也不能代表真正的自我，因为自我是不会衰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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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老年认同是你第一本书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你看来，哪些文化因素影响了老年人的认同？它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你能否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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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反复阅读我的访谈资料时发现了一些主题，它们阐明了个体如何在反思和描述他们生活的过程中提炼自己的认同。自我提炼（self-formulation）并非基于实际年龄。此外，老年人并非直接通过依次发生的生活经历来认识自己。他们并非凭借对他们经历的过去或历史时刻（如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的看法来认识他们自己。他们也非仅仅或主要使用扮演的角色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尽管他们都曾经扮演一些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母亲、父亲、女儿、儿子等。相反，他们会把他们的经历和认同形成一些主题。这些主题，我称之为重新提炼的经历，就是认同的基石。老年认同——永恒的自我——的基础就是过去经历的目前意义，也就是说，它是生命中重要标志和事件的当前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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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被访者在描述他们的生活时都会提炼出几个主题。并且，这些主题都有多重源泉，如过去的事件、做出的选择、面临的挫折、碰到的机遇以及拥有的文化价值。随后，这些主题把经历整合起来，并使认同富有意义。它们提供了生命阶段的持续感，并使回想起来的实际生活进程符合早期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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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米莉是一个80岁的被访者，她围绕她的情感纽带来界定自己。对她来说，讨论情感纽带的质量和数量，是描述她是谁、她一生如何与人相处以及她如何理解发生在她周围的事件的最好方式。我对她持续8个月的访谈基本上是围绕她的人际关系展开，既包括她过去的人际关系，也包括她在接受访谈时的人际关系。从最早的儿时记忆开始，她始终强调，她需要发展、维持和表达亲密的情感纽带。她描述了她依恋谁、谁依恋她，以及谁怀念、爱慕或喜欢她。这既有她可以依靠的爱她、关心她的家庭，也有情感纽带对她而言不可靠或不持久的陌生人。米莉的生命故事的第二个主题是她的婚姻。她说，“我有三个丈夫，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她把三段婚姻视为她生命的主要转折点，她不得不通过重塑她的日常生活和家庭角色来适应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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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1978年、1979年访谈老人时，你还是一个年轻的博士生。在理解他们的生活故事方面，你是否遇到了一些挑战？你是怎样做这项研究的？能否描述一下你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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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不同的场景下，找一些有兴趣做访谈的老人并不困难。在读博士期间，甚至在写博士学位论文之前，我就同几家养老院的职员和老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还同许多居家养老的老人建立了联系。我制定和使用的访谈提纲，不仅基于我希望了解价值观念、文化认同和老年进程之间的联系，还基于我想尽可能诱导出他们完整的生活回顾和生活故事。我读过人类学关于生活史的文献，也比较熟悉老年学生活回顾的文献。我通过上述知识去制定我的访谈提纲（详见《永恒的自我》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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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了几个月去总体了解不同场景下的许多老人之后，我决定对善于表达而且有兴趣的老人进行深度访谈。我选择的老人都能够深入表达某些话题，没有被访者患有老年痴呆症、认知失调或严重的精神疾病。然而，许多老人都有身体缺陷或慢性病，一些人还非常虚弱。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参与深入访谈。我对每个访谈都进行了录音，因为我想在分析中使用所有的材料。理解他们的生活史并不困难。然而，很难确定如何才能最出色地分析和解释他们的故事。我在该书的第二章描述了我的方法论。我的主题源于我对每份访谈资料的反复阅读。我使用了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安塞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提出的“扎根理论”的分析思路，在此过程中，我对反复出现的特定单词、语言运用和一般思维模式进行了编码。我也指出了总体生活故事的结构和支配着叙述的话题。此外，我还指出了我们谈话中很少或从来没有出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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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三 治疗者的故事与医学文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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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第二本书是《治疗者的故事》[5]。在这本书中，从医生的视角出发，你考察了医学从作为照料病人和精神抚慰的职业到作为治愈疾病和延长生命的职业的转型。这一医学转型是怎么发生的？它的驱动力是什么？又产生了哪些意想不到的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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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一整本书的篇幅！就7位被访医生而言，我感兴趣的时段是他们的从业时期（20世纪30～70年代）。崇拜生物科技企业是早期医学转型的一个明显特征。这一进程在7位医生接受训练时就开始了。医学开始日益依赖科学——尤其是科学实验以及实验结果在病人治疗方面的运用。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科学领域产生的新技术和新程序改变了医疗实践。在20世纪30年代，洛克菲勒研究所是一个主要的医学研究机构，它在整个20世纪都是医学研究行为的一个典范。那里的活动基于如下假设：病人的疾病诊断和治疗能够与实验室的疾病研究结合起来。当时，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理念。洛克菲勒研究所附属医院建于1910年，从那时起，它将实验研究和治疗病人融为一体的运营模式为医学院系的学术性临床研究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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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我的访谈所揭示的，医学的特有本质——有时治愈，经常帮助，总是缓解和抚慰——依然被视为是一成不变的。这些医生在接受培训时就已经出现了两种特征的历史融合：其一，医学开始转向科学实验和方法，以便解决照料病人的常见难题；其二，医学的总体目标和目的被认为是永远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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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40年代，医学的认同进一步演变，而且医学发展出现了四种明显的趋势：首先，专门化急剧加快；其次，医院已经完全成为医疗世界的中心；再次，医生开始治愈疾病；最后，医学完全信奉科学，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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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和公众开始相信，如果有充足的资金用于生物医学研究，那么，所有的疾病都能被治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们联合起来，普遍支持政府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生物医学研究。这一统一战线孕育了一种新的文化意识——运用政府资金，促进全民健康。当时，公众十分乐观，认为政府和科学的伙伴关系有助于推动医学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府投资医学研究，新的治疗方法不断涌现，并且，随机临床实验的价值观念日益盛行，治疗的标准化问题变得日益重要。注重学术的医生、研究者第一次认识到，凭借单个医生确定治疗方案的传统应该让位于标准化的治疗，以便最好地服务病人和训练医生；他们极力倡导使用有计划的随机临床试验去评估新的干预措施。随着大学内医学系的增加，坐落在那里的临床试验公司也不断增加。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开始要求试验及其结果的客观和量化，这进一步强化了研究中量化的重要性，尤其是统计验证的重要性。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注重学术的医生从内部悄悄地重新构思医疗实践。1965年，老年医疗保险制度浮出水面，它促进了学术医学的扩张，并强化了学术从业者实施的变革。医学不再被认为是无处不在的科学的实际应用；相反，它本身正在变成一项科学活动，其基础则是流行病学和统计推理。今天，这种推理就是人们所说的循证医学。它积极寻求并使用最好的医学研究发现，强有力地影响了卫生保健干预措施的确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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