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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小说是虚构的产物，作家可以虚构一些人物、故事、背景，设置情节细节，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因此，书写文化和展现文化价值是必然的。《生生长流》写的是一个家族的百年故事，人物众多，命运各异。小说时间跨度较长，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淘洗，经过岁月的沉淀呈现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自然会显得有厚重感。小说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还说明，我写的题材人家感兴趣，它是属于中国的，属于中国南方的，而且是纯粹壮族的。当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愿意出版这部作品，证明他们是有远见的。当然，这种被西方评论界称为编年史小说模式的作品，其写作的难度也是相当高的。2006年，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美国，有幸参观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并与亚洲部主任李华伟博士餐叙。据李先生介绍，这个图书馆建于1800年，是美国的四个官方国家图书馆之一，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我认为，自己的作品被这样的图书馆收藏并得到这样的评价，也算是一种国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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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小说相当明显的一个标志是以河流作为叙事的依托背景与元素。你在小说中写自己家乡的两条河流：驮娘江和红水河。这两条河流似乎是你小说创作的素材之源，也成为你的小说中民族文化性格与人文精神的核心寄托。最初那些描写女性命运的中短篇小说，多以驮娘江为背景，而其后描写男子命运的中长篇小说，则多写红水河。这明显有一种象征意味：驮娘江婉转迤逦，富有女性意味；红水河雄奇险峻，极具雄性色彩。同时，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在这些小说中，给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女子和老汉的故事与形象。两条河流，女子和老汉，这二者联系起来，是不是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与民族精神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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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滇黔桂边界的壮族有个民间故事，说是在洪荒时代，滔天的大水淹没了桂西北高地。造物主布洛陀挥斧开辟了两条大河排洪泄水，一条叫公河，一条叫母河。公河被引到了大石山区，称为红河。母河则被引入平地，称为驮娘河。不知经过多少年，洪水逐渐排干了，大地现出了原貌，桂西北两条河畔就成了世世代代壮族的栖息地。我认为，河流承载的文明远比山地深远厚实得多，历史文化随着河水的流淌而源远流长。流过我家门前的驮娘河不仅以鱼米养育了我的生命，更在我最初的认知里成为我心目中最大的河流。河上的独木舟让我对河下怀有无限的遐想。长大后，我才知道这条河边曾经发生了许多大事情。河边曾经出土了西汉时期的铜棺古墓，曾经发生过震惊中外的马赖事件，曾经走出清代岑氏父子一门三总督。我还知道这里曾经出现过长达四百年的古句町国。由此，你完全可以知道我早期的作品为什么多是写驮娘河了。雄性十足的红河距离我们村只有几十公里，小时候我只是有所耳闻，后来下乡来到河边，那种震撼让我难忘。在我看来，红河给我的想象空间更加广大而深远。所以每当想起红河，我总是心潮起伏，写作起来更是得心应手。至于你提到的两条河流、女子与老汉之间的联系问题，在我的小说中呈现的既是一种寓意，又是一种民族精神。雄性的红河与老汉代表阳刚，阴柔的驮娘河与女子代表婉约，这也是一种写作的意境，文学作品的意境。在桂西北壮族生活形态中，女子与男子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是男人和女人共同撑起了家庭、村寨和民族的天空，在创作地域文化小说时，这个文化符号不应该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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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文化是地域文化小说内涵的矿藏，应充分显示出人与文化的亲和关系。作为地域文化小说，其不可或缺的正是对色彩斑斓的文化内涵的揭示，使之成为小说的“形”中的“神”与“魂”。如果在地方色彩的表现中，仅仅是为营造环境而去描写自然环境，未能揭示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效果也就不过是一种地域“标签”，是“风物志”、“地方志”似的介绍。所谓“地域文化小说”，应该具备地域人种、地域自然、地域文化三个要素。地域文化小说不仅应描写现实自然地理，同时，也应描摹历史文化地理，揭示由于地理环境或风俗禁令等因素所形成的地域民族文化心理。或者可以说，地域自然是地域文化小说形成的外部审美因素，地域文化则是地域文化小说的内在因素，地域人种才是地域小说表现的根本。请你谈谈这个方面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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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地域文化小说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形”和“神”必须兼备。山川、河流、人种、道具等一般被称为“形”，而“神”则是飘荡在“形”上空的“魂”，它包括历史、宗教、习俗、风物、故事传说等。西藏的小说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最具地域特色的小说，如果它缺少了藏族、寺庙、高原、宗教、藏经、青稞等文化的元素，那么就不能算是地域文化小说。在红河、驮娘河沿岸，聚居着汉、壮、苗、瑶、彝、仡佬、布依、傣等多个民族，他们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创造了属于桂西北高地的文明。桂西北这片广阔的地域所富含的文化元素是异彩纷呈的，多民族杂居、河流、高山、风物、民俗、气候等都是独有的。谁要是写桂西北题材的小说，却抛开当地的民俗风物、舍弃掉那里独有的文化符号，那么他肯定不是犯傻就是有意而为。在桂西北的土地上，“形”和“神”是浑然一体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从来就不缺少文化的熏染。我在创作桂西北题材小说时，不刻意地去用文化包装作品，文化却随时出现在人物和故事之中，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个人认为，作家书写地域文化小说更能忠实于自然与人的原貌，也更能反映地域文化的原生态，有利于人们鉴别什么是伪文化、伪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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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文学地理学理论认为，“地理”之于“文学”，存在“价值内化”作用。所谓“价值内化”，就是经过创作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升华而为文学世界的精神原型、精神动力和精神家园。浙江师范大学梅新林教授认为，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应该包括作家籍贯地理、作家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和作品传播地理等四个层面。研究者通过对这四个层面的综合分析研究，了解作家的生态环境，复原经过作家重构的时空场景，揭示隐含在作家意识深层的心灵图景，由此探究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特殊规律。我觉得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研究你的小说创作，应当是有意思的，或许也是很有效的。你是否可以就此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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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记不起是谁说过，去过一次的地方你甚至可以说上一辈子，但住了一辈子的地方，反而连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我理解这话的意思是，前半句是外延意义上的“地域”，也就是作家活动地理和作品描写地理；后半句应该属于内涵意义上的“地域”，就是你说的籍贯地理。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的时间长了，往往容易对这个地方产生某种忽视，重视不够，甚至对这个地方缺少足够的理性思考。这个问题在我写完长篇小说《生生长流》时感受很强烈。我觉得，我离开桂西北到城市生活以后，那片土地的一切反而在脑子里变得愈来愈清晰，愈来愈有一种要去表达的冲动。这种现象绝不是个案。桂西北的不少作家因为离开自己出生、成长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生活，不仅作品多了，而且作品的品质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而一些留守在故乡的作家，因为没有在这方面获益，创作上也难有明显的进步。这种“地域”意义上的转换使得我在创作中有如神助，之后写的两部长篇小说《公务员》和《杀牛坪》都很顺手。我想如果我还在西林居住，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因此，我觉得作家的写作姿态很重要，回望、记忆、记录、寻根、反刍都是很受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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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随着时代的发展，原先那种凝固的民族文化形态被骚动的反文化因子破坏，由此在地域文化中所形成的亘古不变的稳态文化结构已经面临巨大的裂变。今天的桂西北正在丧失原貌的不仅是河流、植被、飞禽走兽，还包括原生态的古朴之风，作为一位少数民族作家，不仅应意识到对于即将消失的原生态地域环境和民族生活记写的历史责任，也应意识到新的写作姿态的重要性，这就必然存在一种两难性，需要思考，需要探索。实际上，你在长篇新作《杀牛坪》中对于这种思索已经有所体现。在这里，能否展开来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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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果我不写作或许就不会有这方面的疼痛感。写《杀牛坪》只是我某种意识的延续，其实我在1990年就写过一篇叫《弃族》的短篇小说，说的也是牛事。事实上，人类的贪婪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短短几十年间，我们桂西北的河流上筑起了无数的大坝，农田被肆意侵占，水和空气被大量污染，地沟油和劣质食品、转基因食物无处不在。我今年暑假去青海，亲眼看到人们在疯狂地进行冬虫夏草的采掘、交易。当地人说他们也知道这样做会破坏植被，但是当一斤虫草卖到20万元时谁还去管什么植被保护呢？在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代，人类文明遇到的挑战已经接近底线。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但是所有的人都不能自已。然而，写了《杀牛坪》后，我的这种疼痛感并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重了。为什么会这样？需要我去作更深层次的探讨和思考。这方面，也希望得到你们评论家的帮助。在此我申明，作家并不是唯我独醒，唯我独痛，而是他们手中有笔，就如同摄影家手里有相机一样，因此他们必须记录，必须书写。这是良知，也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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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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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存超（1952～ ），广西宜州人，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小说、广西当代文学。广西宜州，邮编：54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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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佩华（1957～ ），壮族，广西西林人，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文学影视创作及研究。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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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中国教育人类学新进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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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巴战龙 海路 陈学金[2]答/滕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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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作为学科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促进者，滕星教授指出，中国教育人类学目前仍处于“初步学术化”的发展阶段，但正在迈向组织化和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随着与国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和学科知识的积累，该学科很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会进入井喷式发展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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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人类学；民族志；学科建设；学术文化；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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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一 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的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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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是想就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组织化和专业化发展问题向滕星教授请教，感谢您百忙之中拨冗接受访谈。几年前，您对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状况的判断是处于“初步学术化”阶段，您现在是否还坚持您的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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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首先，要理解教育人类学的“初步学术化”这个概念，就得明晰“学术化”的定义和标准。我认为，衡量一门学科是否“学术化”可以有六条标准：一是有学术研究的基本队伍；二是有系列学术成果；三是有独特的研究领域；四是有学科体系和教材建设，学科体系包括目的和意义、内容和特点、理论和方法等，教材体系则是传递学科知识的保证；五是学科的研究范式、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六是学科研究史。一个学科如果追溯不了历史，说明这个学科的学术化水平并不高。教育人类学起源于20世纪初的西方各国。最早提出教育人类学概念的是19世纪俄国民主教育家乌申斯基，而最早开展这方面研究的是美国教育家休伊特（Hewett），他于1904年到1905年先后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较有影响的论文《人类学与教育》和《教育中的种族因素》。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才有系统的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当然，零星的研究可以追寻到民国时期，但是作为一个学科，只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算起。目前，我们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史著作面世。陈学金的博士学位论文梳理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历史发展，出版之后将有助于学科的专业化，弥补学科史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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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对判断学科是否“学术化”提出的六个标准。十年前我认为教育人类学还处于一个“初步学术化”阶段，但是十年后的今天，从这六个指标来看，我认为它还是处于这样一个阶段。第一，我们的研究队伍还不是很壮大；第二，相对于其他学科，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第三，学科领域还不是很明确；第四，学科体系和教材建设正在初步形成中；第五，学科研究范式和理论流派刚形成，还没有形成独特的标志；第六，研究方法正在普及当中，还没有系统完整的教育人类学方法专著出版。所以说，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教育人类学仍处于“初步学术化”阶段，正在向组织化和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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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美国著名教育人类学家凯瑟琳·安德森-列维特主编的《教育人类学：全球学习与学校教育民族志研究指南》于2012年出版，这本书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人类学发展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描述和评论。其中由欧阳护华教授执笔撰写的第十一章《雨后春笋：中国大陆的教育人类学与民族志》对中国大陆的教育人类学发展情况作了专题介绍，重点介绍了您和您的团队的工作，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您对中国教育人类学在国际教育人类学界不断提升的地位和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是怎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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