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77231 答：这个问题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一是学科发展和中国国力的提升。倘若说中国教育人类学对国外学界有所影响，那么这个学科要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才能引起国外学者重视，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经过学界30年的不懈努力，我认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研究已经获得了很快很大的发展，很多成果已经面世，引起了国内和国外学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关注我们，跟中国国力的提升有密切关系。本来我们在汉语学术圈玩，他们在英文、德文和法文等学术圈玩，外国学者基本不懂汉语，所以这两个学术圈基本没有交集。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学者的“走出去”和外国学者的“引进来”，学术交流的频率和程度都在增多加深，所以西方学者也逐步了解了中国的相关研究。二是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空间。某种学术研究要想引起学术界重视，首先得有一定的时间积累。回顾中国教育人类学30年的发展历程，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些历史积累才有了今天的成果。还有就是学术空间，在当代社会，只有一个人的研究，一个学术团队的研究，抑或是一所大学的研究，都不能成气候。所以，教育人类学早年作为一个冷门，从很少有人关注或者只有民族院校的人关注，一直到后来非民族院校也开始关注，现在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和机构已经分布在全国许多大学里了。研究队伍的空间分布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包括国内分布还包括国外分布。随着时间的积累和空间的布局，中国教育人类学对国际教育人类学界的影响增大了。现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很多重点大学都在做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连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都设立了民族教育学院。三是与国际接轨。如果没有与国际接轨，闭关锁国，汉语圈玩汉语圈的游戏，英文圈玩英文圈的游戏，这不利于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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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33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实行“引进来，走出去”的学术交流机制，一些学者到西方学习，把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知识引进来。中国台湾的詹栋梁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其龙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的张志坤博士，把德奥的教育人类学引进来。樊秀丽研究员到日本学习，2010年出版了《黄济口述史》。我于20世纪90年代到美国，接触到了美国教育人类学之父、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前主任斯宾德勒（George Spindler）教授和国际教育人类学先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奥格布（John Ogbu）教授，并与奥格布教授一起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术研究工作。回国后，我曾指导我的学生王婧对奥格布进行过专门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我还与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学者、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班克斯教授（James Banks）进行了密切的学术交往。前两年我指导学生朱姝博士对班克斯（James Banks）教授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我目前正在指导我的学生彭亚华和周兰芳用文献统计学方法分别对美国的《人类学与教育季刊》（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和英国的《民族志与教育》（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这两种期刊进行研究。我们“引进来”的同时，也得“走出去”，比如说几年前，我和我的学生巴战龙、马效义到美国参加“少数族群教育肯定性政策国际研讨会”，最近我也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华盛顿大学、马里兰大学等几所美国高校做讲座，对中国的系列教育人类学研究进行介绍。因此，与国际接轨加强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相当一些论文通过各种渠道在国外发表。我曾主持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英文期刊《中国教育前沿》（Fronties of Education in China）2012年第2期的教育人类学部分，在国外获得了不错的反响，英国的教育社会学家惠蒂（Geof Whitty）和美国的教育社会学家阿普尔（Michael Apple）与我们都有联系。另外，香港大学的教育社会学家白杰瑞（Gerard Postiglione）主编的期刊《中国教育与社会》（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也陆续发表了一些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术文章，影响很大。班克斯前两年在编写《教育大百科全书》的“多元文化教育”卷时，我和朱姝博士撰写了有关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与多元文化教育的词条。通过留学或访学、学术会议和学术作品这三个渠道，国外开始对中国教育人类学有了初步了解。但是还有很多国内优秀的成果没被介绍到国外，从研究质量看，目前我们国内的研究并不输给国外的研究，相信国外的学者也会非常感兴趣，并期待深入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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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40 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二 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的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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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42 问：专业学术组织暨研究共同体的建立是一个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2013年6月19日，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由您领衔申报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获民政部批准正式成立，成为国内第一个由官方“授权”的全国性教育人类学学术团体。这是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请您回顾一下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筹备和成立的有关情况，并谈谈对该委员会的工作思路和发展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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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44 答：这一问题涉及专业性学术组织的建立。“共同体”在这里指的是学术研究共同体。一个学科的发展必然涉及专业学术队伍的建立。在国内外学术界，学术研究人员大都分布在各个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学术研究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如果没有一个专业组织，他们在某一研究领域往往各自为政，有时甚至缺乏共同的学术交流话语。那么，如何把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学术研究共同体？这就需要成立一个研究性的专业学术组织或学科组织。这就是我们申请成立中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初衷。教育人类学是教育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在国内学术界通常被认为是教育学和人类学这两个一类学科下的分支学科。因此，我们考虑将中国教育人类学学术组织作为教育学或人类学下的二级学会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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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46 实际上，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申请成立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组织，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终于获得民政部的批准。在中国，要申请登记成立一个带有“国字号”的二级学会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它有比较复杂的申请程序，必须要打通“三关”。首先是由一级学会批准，其次是由一级学会所属的国家政府部门批准（如中国教育学会属教育部主管），最后才是由民政部审批。一开始我们希望申请成为中国教育学会下的二级学会，但由于当时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还不够成熟，而且中国教育学会下的分会已经很多了，民政部暂时不打算批准中国教育学会新成立二级学会。2007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CUAES）成立后，我们开始将申请的重点转移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名下。这样，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申请必须通过三道关卡：一是一级学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的批准；二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批准；三是民政部的批准。我们从2011年1月开始进入具体的申报程序，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和国家民委批准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的过程中，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明甫先生和秘书长黄忠彩同志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我要对他们深表感谢。2012年4月6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批准成立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筹）；5月29日，我们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筹）成立会议。顾明远先生、哈经雄先生、庄孔韶先生莅临会议发言并担任顾问，张诗亚教授、万明钢教授和郑新蓉教授等出席会议并提出宝贵意见。2013年1月25日，国家民委正式同意成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经过多方面的努力，2013年6月19日，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申请终于获得国家民政部的批准。据我们了解，迄今获得民政部批准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下属的二级学会只有三家（另两家是都市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和民族节庆专业委员会）。因此，这个结果可以说是来之不易。这其中，我的博士后海路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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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48 中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只要是对教育人类学感兴趣的学者和研究人员，都可以加入这个团体中，共同交流教育人类学的相关学术议题，努力形成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研究共同体。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建立对一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组织保障，便于整合这一研究领域的各种研究力量，发展壮大这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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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50 就中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制度建设，我参考了美国教育人类学学会的办会模式，现在有一个初步的想法。1954年，斯宾德勒在斯坦福大学召开“教育学与人类学大会”，1970年正式成立“教育学与人类学委员会”。之后，该委员会的召开和负责人的产生是采取会员民主选举，采取各所大学轮流坐庄的模式，这是国外学术团体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这套模式要在中国完全实施不大可能，因为中国社会团体的最高管理机构民政部规定，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的登记成立必须要有固定的法人代表和固定的办公地点，如果要更换法人代表还得重新打报告，让社会团体所属的一级学会和国家部委批准，再逐层上报审批，手续很麻烦。因此，我们尽量在不轻易更换法人代表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目前，我的办会思路就借鉴了美国教育人类学学会的做法，主要想法是：第一，在中国特有国情下坚持民主办会，首要是民主选举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如果是直接任命的话，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就不会有活力。第二，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轮流办会制。我们计划于2014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年会，以后会议就由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轮流来办，谁主持谁就做大会主席。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按照章程定期改选。第三，希望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拥有自己的会刊和网站。西北师范大学王鉴教授提议将他们的期刊《当代教育与文化》选定为会刊，或者可以采取以书代刊的形式。在教育人类学网站的建设方面，陈学金博士做了很多工作，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国教育人类学学会（China Council on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简称CCAE）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542277241），还设计了学会徽标，我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把它建成一个专门的教育人类学网站。这三点是我个人对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建设的一些初步想法，这些想法能否实施，还得经过2014年3月成立的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讨论。总之，我期望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人类学学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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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52 问：由您担任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自2001年推出第一辑以来，至2013年10月已出版到第四辑，共40多种著作。“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既有关于教育人类学、民族教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有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从整体上代表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学术界对“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对“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及影响，您能做一些介绍吗？今后是否要把“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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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54 答：“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是国内第一套有关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系列成果。当然国内也有一些教育人类学研究系列成果出版，但没有冠名为“教育人类学”，比如西南大学张诗亚教授主编的“西南民族文化与教育研究丛书”和西北师范大学万明钢教授、王鉴教授主编的“多元文化与西北民族教育研究丛书”。这些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系列研究成果大都采用了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总体而言都属于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由我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到目前已出版了42种著作，还有一些学术著作正在编辑中。根据计划，我们准备出50种左右。这套丛书的编写目的是将中国优秀的教育人类学研究成果集中展示给国内外读者。“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中除一些学界同仁的研究成果外，相当一部分学术著作是我和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成果，包括一些教育人类学、民族教育学重大科研课题研究成果，以及教育人类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精选。“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涉及教育人类学的理论探讨、教育民族志书写、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汉人社区教育研究等许多方面，特别是有很多中国本土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和经验研究。许多研究都做得非常细致和扎实，比如：张慧真、罗慧燕、张霜对苗族，杨红对拉祜族，巴战龙对裕固族乡村教育的研究；罗吉华对傣族“和尚生”教育、欧群慧对民族地区多元文化教师的研究；我、王远新与海路、马效义、宝乐日、张苗苗对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研究；我和李素梅、张爱琴、班红娟、温润芳、吴杰、王金星等对全国和各省乡土教材的研究；艾力·依明对维吾尔族、王洪玉对甘南藏族双语教育的研究；李红婷对汉人社会乡村教育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国内应该说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这套丛书的推出，极大地普及了教育人类学的学术知识，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国内外的民族教育学、教育人类学研究者对这套丛书的研究成果非常感兴趣，甚至我在民族地区调查、访问时，很多民族地区一线教育实践工作者都说从这套丛书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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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56 我认为，“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应该持续下去。我甚至希望，国内教育人类学研究者应将“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和其他优秀的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研究成果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让国际教育人类学界能从中了解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术发展状况，提升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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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58 问：费孝通先生在领导重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时候，提出学科建设需要从五个方面入手，即：①学会组织；②专业研究机构；③各大学相应的系、科；④要有图书资料中心；⑤出版机构，包括刊物、丛书、教材和通俗读物。如果对照这五项，我们发现，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中，大学中的系、科建设仍是一个薄弱问题，只有少数大学在民族学（或人类学）专业、教育学专业下面开设了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方向，这直接影响了中国教育人类学人才的培养进度。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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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60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到，费孝通先生说的这五个方面主要针对一级学科建设，而不是二级学科建设。就学科建设来看，中国教育人类学还比较薄弱，只有一些综合大学的人类学系（民族学系）和一些师范大学的教育学院设立了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但是，我相信，随着教育人类学影响的逐步扩大，今后西部地区会有更多的大学设立教育人类学专业或方向，东部的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也会跟进。这可能还需要八到十年的普及时间。所以现在要做的是发展和完善组织、建设教育人类学教材、出版学术成果，多做一些基础性和普及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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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67 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三 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的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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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69 问：科研成果获高级别奖项往往体现了研究者的重要学术影响力。2011年9月，您担任主编的《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获全国第四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这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唯一的一等奖；2013年4月，您的专著《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建构》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现在学术界存在一定的浮躁风气，部分研究者重数量轻质量，学术研究欠扎实严谨。您能和青年学者分享自己的科研经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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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71 答：我想，科研成果获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的肯定，但不获奖也未必不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所以不能将科研成果获奖这件事看得绝对化。比如说，引用率就是一项科研成果评奖的重要学术指标，但是不是引用率不高的研究成果学术水平就一般呢？我看那倒也不一定。有的学者研究的领域很偏，研究成果很专，真正能够读懂他的文章、引用他的成果的也就那么几个人，所以引用率低，但是在这个研究领域内就他的学问做得最好，学术成果质量最高。我的研究成果能够获奖应该说是挺幸运的，但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总之，我没有把获奖这件事看得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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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73 关于目前存在的学术风气浮躁的现象，我认为解决的办法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潜下心来认真读书；二是踏踏实实做学问。学术研究不仅是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借以谋生的一个手段或工具，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不挣钱，还要常年坐冷板凳。如果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者，你就必须秉承人类学研究的三个看家法宝：一是要下田野，二是要撰写民族志，三是要进行理论建构。要做到上述三点，你首先就要踏踏实实地读书，具备人类学与教育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其次要深入田野进行实地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撰写民族志；最后就是分析和提炼研究资料，进行理论建构。如果一名年轻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者能够做到这三点，我想他一定能够克服学术的浮躁之风。但是，现在很多研究生都做不到这三件事，主要原因就是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或者是为了一纸文凭或一个工作岗位而求学，功利心太强。所以要做好学术研究，首先不能太多地计较经济利益，其次是不能沽名钓誉。这就需要研究者在获得基本的生活物资条件保障后，应努力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对学术有浓厚的兴趣，能吃苦而且耐得住寂寞。但有理想的人可能是孔子说的“圣人”，一般人做不到，那是大学者、大学问家的“傻气”；多数学者可能会达到“君子”的境界——做一个相对有理想的人，即踏踏实实做学问，在某一研究领域有所建树。我对自己的评价是做一个相对有理想的人，这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坚持做教育人类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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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75 问：教育人类学作为一个交叉的、综合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我看来，事实上它对研究者学术素养的要求极高，教育人类学学者必须至少同时具备教育学和人类学的双重知识体系。然而，我们知道，随着学科知识的细化，一个学者想要在一个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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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77 答：教育人类学是由人类学和教育学相互交叉形成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因此进行教育人类学研究必须具备这两门学科的基本知识与方法。对于文化人类学各理论流派的基本观点、各分支学科的概况和进展、田野工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以及课程、教学、教材这些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和知识，教育人类学学者必须具备，否则很难进行学科交叉的研究。这就涉及一个阅读量的问题，教育人类学学习者和研究者至少要读两门的专业书籍，这需要一个艰难的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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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7279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学科划分是相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综合的、整体的视野。任何一个社会问题不可能仅用一门学科就能解释清楚。教育领域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教育首先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学；教育指向国家的意识形态，涉及政治学；教育可以看作投入与产出的问题，涉及经济学；同时，任何教育现象都是某个族群、国家以及某种文化的教育，这里就涉及民族国家、族群和文化的问题，这些恰巧就是人类学要研究的东西。教育人类学恰恰就是要用人类学的立场、观点、知识、理论和方法去做教育领域的研究，这就是学科特色。因为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教育和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我们做教育研究的时候一定要考察这种教育是哪种文化的教育。举个例子，比如说乡土教材，它和国家教材的文化背景是什么，如果你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你就不知道它们各自的功能是什么，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再如，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为什么不一样？很多人把孩子送到美国去，发现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完全不一样，从理念、方法到目的，都不一样，其原因在于两个国家的文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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