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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到，费孝通先生说的这五个方面主要针对一级学科建设，而不是二级学科建设。就学科建设来看，中国教育人类学还比较薄弱，只有一些综合大学的人类学系（民族学系）和一些师范大学的教育学院设立了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但是，我相信，随着教育人类学影响的逐步扩大，今后西部地区会有更多的大学设立教育人类学专业或方向，东部的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也会跟进。这可能还需要八到十年的普及时间。所以现在要做的是发展和完善组织、建设教育人类学教材、出版学术成果，多做一些基础性和普及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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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三 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的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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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科研成果获高级别奖项往往体现了研究者的重要学术影响力。2011年9月，您担任主编的《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获全国第四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这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唯一的一等奖；2013年4月，您的专著《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建构》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现在学术界存在一定的浮躁风气，部分研究者重数量轻质量，学术研究欠扎实严谨。您能和青年学者分享自己的科研经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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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想，科研成果获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的肯定，但不获奖也未必不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所以不能将科研成果获奖这件事看得绝对化。比如说，引用率就是一项科研成果评奖的重要学术指标，但是不是引用率不高的研究成果学术水平就一般呢？我看那倒也不一定。有的学者研究的领域很偏，研究成果很专，真正能够读懂他的文章、引用他的成果的也就那么几个人，所以引用率低，但是在这个研究领域内就他的学问做得最好，学术成果质量最高。我的研究成果能够获奖应该说是挺幸运的，但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总之，我没有把获奖这件事看得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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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前存在的学术风气浮躁的现象，我认为解决的办法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潜下心来认真读书；二是踏踏实实做学问。学术研究不仅是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借以谋生的一个手段或工具，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不挣钱，还要常年坐冷板凳。如果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者，你就必须秉承人类学研究的三个看家法宝：一是要下田野，二是要撰写民族志，三是要进行理论建构。要做到上述三点，你首先就要踏踏实实地读书，具备人类学与教育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其次要深入田野进行实地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撰写民族志；最后就是分析和提炼研究资料，进行理论建构。如果一名年轻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者能够做到这三点，我想他一定能够克服学术的浮躁之风。但是，现在很多研究生都做不到这三件事，主要原因就是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或者是为了一纸文凭或一个工作岗位而求学，功利心太强。所以要做好学术研究，首先不能太多地计较经济利益，其次是不能沽名钓誉。这就需要研究者在获得基本的生活物资条件保障后，应努力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对学术有浓厚的兴趣，能吃苦而且耐得住寂寞。但有理想的人可能是孔子说的“圣人”，一般人做不到，那是大学者、大学问家的“傻气”；多数学者可能会达到“君子”的境界——做一个相对有理想的人，即踏踏实实做学问，在某一研究领域有所建树。我对自己的评价是做一个相对有理想的人，这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坚持做教育人类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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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教育人类学作为一个交叉的、综合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我看来，事实上它对研究者学术素养的要求极高，教育人类学学者必须至少同时具备教育学和人类学的双重知识体系。然而，我们知道，随着学科知识的细化，一个学者想要在一个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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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教育人类学是由人类学和教育学相互交叉形成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因此进行教育人类学研究必须具备这两门学科的基本知识与方法。对于文化人类学各理论流派的基本观点、各分支学科的概况和进展、田野工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以及课程、教学、教材这些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和知识，教育人类学学者必须具备，否则很难进行学科交叉的研究。这就涉及一个阅读量的问题，教育人类学学习者和研究者至少要读两门的专业书籍，这需要一个艰难的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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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学科划分是相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综合的、整体的视野。任何一个社会问题不可能仅用一门学科就能解释清楚。教育领域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教育首先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学；教育指向国家的意识形态，涉及政治学；教育可以看作投入与产出的问题，涉及经济学；同时，任何教育现象都是某个族群、国家以及某种文化的教育，这里就涉及民族国家、族群和文化的问题，这些恰巧就是人类学要研究的东西。教育人类学恰恰就是要用人类学的立场、观点、知识、理论和方法去做教育领域的研究，这就是学科特色。因为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教育和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我们做教育研究的时候一定要考察这种教育是哪种文化的教育。举个例子，比如说乡土教材，它和国家教材的文化背景是什么，如果你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你就不知道它们各自的功能是什么，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再如，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为什么不一样？很多人把孩子送到美国去，发现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完全不一样，从理念、方法到目的，都不一样，其原因在于两个国家的文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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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类学研究不仅要有教育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可能还涉及其他学科。比如说，研究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就会涉及语言学的问题；研究少数民族的宗教教育就要涉及宗教学的基本问题；研究族群关系和族群教育的问题就要涉及政治学的问题。因此，开展一项教育人类学研究往往需要三四个或者更多学科的支撑。教育人类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它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态度、思想和研究方法。这就要求研究者的知识面要广博，还要有建立在广博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和阐释才可能做到客观、全面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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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您谈谈研究方法的精致化问题。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涌现了一批方法论专家，并出版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的特点在于综合处理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医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方法论进展，并且把实证主义、解释学、符号互动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和观点融合在一起讨论。从目前来看，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书写显得单一、不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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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什么是研究方法的精致化？我个人的观点是，一项研究要根据研究问题、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来设计。现在的社会科学研究涉及多学科，而且涌现出很多不同范式和理论流派。每种范式或理论都有其优点和弱点。如后现代很具有冲击力和颠覆性，但是它似乎缺乏建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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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民族志撰写和理论建构是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不能忽视。我们可以自己得出理论，也可以借助前人的理论解释问题。学术的魅力就在于研究者能提出独到的想法，而不是重复别人的做法，这是衡量学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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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精致化的研究如何做到？我认为，首先，教育人类学做个案研究是这个学科的特色，人类学做小个案，社会学做大样本，人类学以“小社会”体现“大社会”。其次，扎扎实实做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我看到的、听到的、访谈到的、体验到的，才是真实的东西，我不相信我五官感受不到的东西，包括对二手资料都要质疑。最后，我们要尝试从多角度，尤其是从别人没有思考过的角度，解释教育与社会文化现象。当然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研究者需要不断丰富理论学养，进行不懈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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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四 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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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从教已经整整30周年，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您60岁的寿辰，我们提前祝贺您的寿辰，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对中国教育人类学未来发展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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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60岁就是一个甲子，基本上就是人生告一个段落了。到了一个甲子就要想该想的东西。我到了这个年龄就是“耳顺”了，也就是说，今后你们怎么说我，别人怎么挑战我，我都乐于听取，我都觉得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关于中国教育人类学以后发展的期许，还是围绕费孝通先生讲的五个方面。我把它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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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专业研究机构和培养机构的设置。回顾教育人类学的发展，我刚开始做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时候没有人把它作为专业的领域进行研究。一般都是各地方的中小学校长、教育行政部门人员进行政策性、情况性的研究，学院派基本没有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迈向学术化，成立民族教育研究所、民族教育研究会，创办民族教育研究期刊，这为教育人类学打下了组织基础，它开始进入象牙塔——大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学界开始把西方的学科理论引进来，这些知识不仅在民族院校进行普及，而且一些师范大学，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院校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开始有专门人员成立了一些机构进行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机构发展还不是很普遍。随着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学科的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知识会越来越普及，我相信教育人类学在全国的教育学院、人类学系会有一个很快的发展。因为学术研究常常会有一个传播上的几何效应，发展越快，资源就越多，资源越多，发展就越快。前几天据罗银新等几个同学的统计，我所指导过的硕士研究生有58人，博士研究生有31人，其中有7人硕博阶段的学习都是我指导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有1人。我想至少有1/3的学生会留在学术圈里，这些人都会是“种子”，他们以后会带更多的学生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会把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扩展开去。我相信教育人类学作为一个专业，未来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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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会组织的构建。有了学会组织就会有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从结构功能理论来讲整体大于部分，当这个学会成立之后，大家就会更有信心和活力，会出现一个井喷式的快速发展时期。我相信，大家通过学术组织和学术平台都会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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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专业学术期刊、出版物和图书资料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个领域目前有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教育研究》和西北师范大学的《当代教育与文化》这两种学术期刊，这是我们发表教育人类学学术成果的重要阵地，需要我们充分利用。另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都专门设立过主打教育人类学的专栏或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教育人类学论文；还有陈学金正在做的“人类学与教育”博客，我希望能把它慢慢发展成网站；巴战龙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通讯》，今后我们可以将其作为教育人类学的电子刊物。前边做的16期《教育人类学研究通讯》是个很好的平台，后来因故中断了，我们需要有志者再把它恢复起来，作为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重要的刊物来发展。我觉得必须建设的是专业期刊。最初由李红婷牵线搭桥，巴战龙和海路先后主持的《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的“教育人类学”专栏，连续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论文，也凸显了年轻学者的活力，但是还很不够，全国有那么多教育类期刊和民族类期刊，开办和常设教育人类学栏目的只是凤毛麟角。陈独秀“发家”就是靠《新青年》的历史，提示我们必须要有学科作品发表的阵地。今年我已经60岁了，该做的已经做了，接力棒该由你们年轻学者来接了。今天的采访，是对这个学科和对你们年轻学者的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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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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