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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人类学方向的研究生参与了访谈，其中博士生周兰芳、硕士生罗银新和王江鹤帮助整理了本文初稿，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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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战龙（1976～ ），甘肃肃南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北京，邮编：100875。海路（1975～ ），四川隆昌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北京，邮编：100081。陈学金（1982～ ），北京通州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北京，邮编：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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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滕星（1953～ ），浙江绍兴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北京，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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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古苗疆走廊”的提出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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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徐杰舜[1]答/杨志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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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杨志强教授的访谈，探讨了“古苗疆走廊”形成的历史背景、族群文化多样性背后的“国家化”和汉族移民文化的普遍影响、跨民族/跨族群的地域文化整体性、近年来出现的文化“族界化”现象等问题，对“古苗疆走廊”沿线周边地区的各民族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共生”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回顾，并对今后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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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苗疆走廊；驿道；国家化；地域文化；文化的“族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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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杨教授，你好！你在日本留学多年，近年来回到中国，在贵州大学工作，在进入主题以前，请你先谈一下你以往的学术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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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谢谢！那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老家是贵州省黔东南黄平县重安区的一个苗族村寨，家父儿时读过几年私塾，1950年贵州解放后参加了革命，所以我基本上是在城市中长大的。1979年我考入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从事民族史专业的学习，现民族学界的一些学者，如潘蛟、徐平、马建钊等都是当年的同窗好友。1983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贵州省凯里市委党校，后调至凯里师专（现凯里学院），1986年通过全国统考重新回到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跨界民族研究”，导师是陈永龄先生，此外还有朱宁、胡起望、陈观胜、李培珠先生负责具体指导。毕业后到了贵州民族学院（现贵州民族大学）工作。1993年5月自费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专业学习；1996年毕业后直接升入同专业读博，师从日本著名的中日关系史学者并木赖寿先生。并木先生是颇为中国学术界熟悉的学者，身边汇集了不少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地区以及韩国的学生。在中国学习、工作和赴日留学期间，我一直从事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具体主要关注苗族社会的历史文化、汉族移民、族群边界及知识精英的认同意识等，后来视野又拓展到近代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建构”问题。2005年我获得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拿到学位后回国与贵州大学签约就职。2006年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的“外国人特别研究员”（博士后）赴日，在东京大学以客座教授身份与恩师并木先生进行了两年的合作研究。2007年8月，在日本上智大学举办的一次由联合国主办的大型国际学术会上，我与北京大学教授兼中国计算机语言小组组长冯志伟先生一起，被推为两名中国代表之一，作了大会主题发言。回国后，我一直在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现除了大学的本职工作，还担任新成立的贵州省人类学学会首任会长、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贵州省苗学会副会长、《苗学研究》主编等社会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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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听说杨教授在回到贵州后不久，就提出了一个很新颖的学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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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所说的是“古苗疆走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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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的，现在请你介绍一下“古苗疆走廊”概念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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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先简略地介绍一下背景吧。此前一些学者在从事西南民族研究时，尤其是从事贵州地方史研究的人，无论是研究城镇的、研究音乐的，或者是研究贵州民族关系的，很多都把目光投到一条驿道上。这条驿道是元代开辟、明代用重兵驻守的一条连接内地与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它起于今湖南省常德，沿沅江上溯至贵州省东部重镇的镇远县，然后改行陆路，东西横跨贵州省中部的施秉、黄平、凯里、盘江、贵定、龙里、贵阳、清镇、平坝、安顺、关岭、晴隆、盘县等地，进入云南富民县，经沾益、曲靖等地至昆明。其走向与今天的湘黔滇铁路线大致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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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德沿水、陆两路至贵州省的镇远，再由水路改行陆路，终点是云南省的昆明。其实此前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这条驿道的影响。我对这条路的关注大约可追溯到十几年前，当时在日本留学，在从事自己的课题研究“苗族迁徙及汉族移民史”时，就注意到这条驿道的重要性。回国后，也不断提醒研究团队的同仁要关注这条驿道。三年前，和曹端波、刘锋等人经过反复讨论后，我决定将这条驿道冠名为“苗疆走廊”，后经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贵州日报》社长姚远的提议，在前面加了一个“古”，变成了“古苗疆走廊”，我认为这个提法是很富于政治智慧并经得起学术验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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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有人觉得使用“疆”这个字似乎很敏感，那为何要用“苗疆”来命名这条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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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认为，“疆域”在传统王朝统治体系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缘政治上的空间概念，不能因为现在的一些因素就要回避它，这在西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以贵州为例，明代因迁入贵州的汉族军屯、民屯大多沿驿道沿线分布，所以虽然出现了“苗疆”这个词，但非常罕见。目前我查阅的明代文献中只出现过两次，一处是在明熹宗时期的奏文中，另一处是黄才贵先生给我提供的一份大臣的奏文中。贵州大学的林芊先生认为，明王朝对“不服王化”的少数民族地区多使用“生苗地界”、“生界”等措辞。清代康熙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苗疆”这一用语才开始大量出现在官方及私人文献中。用现在的话说，只有属于中国领土范围，才能使用“疆”。所以说“疆”指的就是中国的领土空间，为何要回避它？其实我们出于慎重起见，此前也讨论过能否使用其他的名称，如“黔中走廊”、“湘黔滇民族走廊”、“西南国家走廊”等，然而最终我决定仍使用“苗疆”来冠名这条驿道。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苗”作为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非汉族群体之一，其最初出现即和这条驿道有关，如明人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所言，“其在黔中者，自沅陵至普安两千里，总称曰‘苗’”；二是“苗疆”这一空间概念形成、扩展及消退的过程与明清时代以后西南地区“国家化”及“内地化”进程有密切关系，而最初这一概念的形成和扩展都与这条驿道有内在的因果关联。但需要说明的是，“古苗疆走廊”概念主要强调的是这条驿道的重要性，至于如何称谓，我们持完全开放的态度，如果称之为“西南国家走廊”或“西南走廊”，我觉得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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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你认为研究这条驿道的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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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条走廊，如果以常德作为起点、昆明作为终点的话，按现在的行政区划看，大约穿过了33个县市，面积达到将近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0多万，而分布在沿线的民族或族群，如算上待识别民族或一些民族中的亚支系族群的话，有20多个。直到今天，这条路依然是西南的一条交通大动脉，也是西南地区城镇最集中、人口最密集、经济最活跃、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带。与此前名闻遐迩的“丝绸之路”或“茶马古道”等比较，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方面，这条驿道的沿线不仅是西南地区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并且沿线的各民族/族群文化，现今仍处于鲜活的频繁交流中，可以说，“古苗疆走廊”是现今中国为数不多的一条既留下厚重的文化积淀，又保持着历史延续性变化的活态走廊；另一方面，回顾历史，这条走廊对西南边疆地区尤其对贵州省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明清时期以后的汉族移民进入、“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等“国家化”进程都和这条路有很大的关系，进而对云贵两省城镇体系的构建、贸易及市场圈的形成及扩散、民族民间文化的整体性及多样性特征的形成等，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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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关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云南的学者做得比较深入。老一辈的有方国瑜先生，现今的有方铁、陆韧、蓝勇、杨永福等学者，海外的有美国华裔李中清先生等。这些学者其实都注意到了这条入滇“东路”，即我们所说的“古苗疆走廊”，对稳定西南边疆地区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关注的是这条驿道所连接的两点，而对于处在两点间的贵州省却多有疏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炒得很热，接着又是“藏彝走廊”，而这条历史上曾对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产生重要影响的驿道却无声无息。如果说，“茶马古道”或“南方丝绸之路”所关注的多是“商道”上流动的经贸关系或文化交流，那么，元明清时代以后贯通的入滇“东路”（也包括“西路”在内）却是不折不扣的“官道”，用美国华裔学者李中清教授的话说，是“国家驿道”。可以说，西南边疆地区真正“国家化”的推进和大量汉族移民进入导致的“内地化”，实际上是在“古苗疆走廊”开通以后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苗疆走廊”和其他走廊最大的区别是：第一，它是条“官道”，即所谓的“国家走廊”。明代动用了洪武时期全国1/10以上的军队守卫这条路的沿线，因此，西南边疆地区的“国家化”进程事实上是沿着这条驿道向四周辐射的；第二，2013年贵州省正好迎来建省600周年，而1413年贵州建省的直接动因就是保护这条驿道的安全，反过来也可以说，因为这条路，中国西南地区的政治版图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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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一个国家为一条道路而设置一个省的情况，不知有无先例，但至少这是极为罕见的一个例子。因为当时贵州地域内几乎全是少数民族或土司分布的地区，贵州建省及大量移入汉族屯军，就是为了防止土司和少数民族对通道的阻碍，所以“古苗疆走廊”在明代又被称为“一线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一线”，指的并不是周边的山川地理形势，而是因为它穿越了平原、丘陵、高山、高原等若干呈阶段性变化的地形地貌带，很难用地理空间的形势来概括，所以其背后的真正含义是指周边的社会环境，即少数民族或土司势力，文献用所谓的“两岸皆苗”来比喻。换句话说，国家动用政治、军事力量强力开辟的这条通道，犹如在异文化的丛林中打通的一条国家权力和汉文化的通道，因此史书中也常用“孤悬一线”来比喻这条道路周边社会环境的严峻。在这点上，它和以前提出的“藏彝走廊”、“武夷走廊”和“河西走廊”不一样，这些“走廊”大多指的是受自然地理形势的影响形成的狭长地带。所以我们要谈的这条走廊，更多意义上是指由国家力量造就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线性空间。清代以后，随着大量汉族的迁入和贵州省的“内地化”，文献中有关“一线路”的记载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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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换句话说，这条路就相当于现今我们所说的“国道”，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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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它就是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国道”，明文献中常称之为“官道”。通常中原王朝权力在全国各地都会建立发达的驿道网络，这些驿道广义上都应属于“官道”，但官方文献中刻意强调其“官道”地位的现象其实是不多见的。明初在贵州设置的24个卫中，除五开卫和铜鼓卫外，其余都分布在驿道沿线。其中，有16个卫密集分布在由湖广进入云南的“东路”驿道沿线。这也充分说明了明王朝对这条驿道重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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