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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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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存超（1952～ ），广西宜州人，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小说、广西当代文学。广西宜州，邮编：54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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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佩华（1957～ ），壮族，广西西林人，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文学影视创作及研究。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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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中国教育人类学新进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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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巴战龙 海路 陈学金[2]答/滕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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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作为学科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促进者，滕星教授指出，中国教育人类学目前仍处于“初步学术化”的发展阶段，但正在迈向组织化和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随着与国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和学科知识的积累，该学科很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会进入井喷式发展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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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人类学；民族志；学科建设；学术文化；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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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一 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的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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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是想就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组织化和专业化发展问题向滕星教授请教，感谢您百忙之中拨冗接受访谈。几年前，您对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状况的判断是处于“初步学术化”阶段，您现在是否还坚持您的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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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首先，要理解教育人类学的“初步学术化”这个概念，就得明晰“学术化”的定义和标准。我认为，衡量一门学科是否“学术化”可以有六条标准：一是有学术研究的基本队伍；二是有系列学术成果；三是有独特的研究领域；四是有学科体系和教材建设，学科体系包括目的和意义、内容和特点、理论和方法等，教材体系则是传递学科知识的保证；五是学科的研究范式、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六是学科研究史。一个学科如果追溯不了历史，说明这个学科的学术化水平并不高。教育人类学起源于20世纪初的西方各国。最早提出教育人类学概念的是19世纪俄国民主教育家乌申斯基，而最早开展这方面研究的是美国教育家休伊特（Hewett），他于1904年到1905年先后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较有影响的论文《人类学与教育》和《教育中的种族因素》。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才有系统的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当然，零星的研究可以追寻到民国时期，但是作为一个学科，只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算起。目前，我们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史著作面世。陈学金的博士学位论文梳理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历史发展，出版之后将有助于学科的专业化，弥补学科史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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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对判断学科是否“学术化”提出的六个标准。十年前我认为教育人类学还处于一个“初步学术化”阶段，但是十年后的今天，从这六个指标来看，我认为它还是处于这样一个阶段。第一，我们的研究队伍还不是很壮大；第二，相对于其他学科，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第三，学科领域还不是很明确；第四，学科体系和教材建设正在初步形成中；第五，学科研究范式和理论流派刚形成，还没有形成独特的标志；第六，研究方法正在普及当中，还没有系统完整的教育人类学方法专著出版。所以说，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教育人类学仍处于“初步学术化”阶段，正在向组织化和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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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美国著名教育人类学家凯瑟琳·安德森-列维特主编的《教育人类学：全球学习与学校教育民族志研究指南》于2012年出版，这本书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人类学发展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描述和评论。其中由欧阳护华教授执笔撰写的第十一章《雨后春笋：中国大陆的教育人类学与民族志》对中国大陆的教育人类学发展情况作了专题介绍，重点介绍了您和您的团队的工作，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您对中国教育人类学在国际教育人类学界不断提升的地位和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是怎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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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问题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一是学科发展和中国国力的提升。倘若说中国教育人类学对国外学界有所影响，那么这个学科要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才能引起国外学者重视，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经过学界30年的不懈努力，我认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研究已经获得了很快很大的发展，很多成果已经面世，引起了国内和国外学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关注我们，跟中国国力的提升有密切关系。本来我们在汉语学术圈玩，他们在英文、德文和法文等学术圈玩，外国学者基本不懂汉语，所以这两个学术圈基本没有交集。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学者的“走出去”和外国学者的“引进来”，学术交流的频率和程度都在增多加深，所以西方学者也逐步了解了中国的相关研究。二是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空间。某种学术研究要想引起学术界重视，首先得有一定的时间积累。回顾中国教育人类学30年的发展历程，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些历史积累才有了今天的成果。还有就是学术空间，在当代社会，只有一个人的研究，一个学术团队的研究，抑或是一所大学的研究，都不能成气候。所以，教育人类学早年作为一个冷门，从很少有人关注或者只有民族院校的人关注，一直到后来非民族院校也开始关注，现在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和机构已经分布在全国许多大学里了。研究队伍的空间分布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包括国内分布还包括国外分布。随着时间的积累和空间的布局，中国教育人类学对国际教育人类学界的影响增大了。现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很多重点大学都在做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连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都设立了民族教育学院。三是与国际接轨。如果没有与国际接轨，闭关锁国，汉语圈玩汉语圈的游戏，英文圈玩英文圈的游戏，这不利于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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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实行“引进来，走出去”的学术交流机制，一些学者到西方学习，把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知识引进来。中国台湾的詹栋梁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其龙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的张志坤博士，把德奥的教育人类学引进来。樊秀丽研究员到日本学习，2010年出版了《黄济口述史》。我于20世纪90年代到美国，接触到了美国教育人类学之父、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前主任斯宾德勒（George Spindler）教授和国际教育人类学先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奥格布（John Ogbu）教授，并与奥格布教授一起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术研究工作。回国后，我曾指导我的学生王婧对奥格布进行过专门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我还与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学者、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班克斯教授（James Banks）进行了密切的学术交往。前两年我指导学生朱姝博士对班克斯（James Banks）教授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我目前正在指导我的学生彭亚华和周兰芳用文献统计学方法分别对美国的《人类学与教育季刊》（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和英国的《民族志与教育》（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这两种期刊进行研究。我们“引进来”的同时，也得“走出去”，比如说几年前，我和我的学生巴战龙、马效义到美国参加“少数族群教育肯定性政策国际研讨会”，最近我也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华盛顿大学、马里兰大学等几所美国高校做讲座，对中国的系列教育人类学研究进行介绍。因此，与国际接轨加强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相当一些论文通过各种渠道在国外发表。我曾主持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英文期刊《中国教育前沿》（Fronties of Education in China）2012年第2期的教育人类学部分，在国外获得了不错的反响，英国的教育社会学家惠蒂（Geof Whitty）和美国的教育社会学家阿普尔（Michael Apple）与我们都有联系。另外，香港大学的教育社会学家白杰瑞（Gerard Postiglione）主编的期刊《中国教育与社会》（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也陆续发表了一些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术文章，影响很大。班克斯前两年在编写《教育大百科全书》的“多元文化教育”卷时，我和朱姝博士撰写了有关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与多元文化教育的词条。通过留学或访学、学术会议和学术作品这三个渠道，国外开始对中国教育人类学有了初步了解。但是还有很多国内优秀的成果没被介绍到国外，从研究质量看，目前我们国内的研究并不输给国外的研究，相信国外的学者也会非常感兴趣，并期待深入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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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二 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的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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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专业学术组织暨研究共同体的建立是一个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2013年6月19日，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由您领衔申报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获民政部批准正式成立，成为国内第一个由官方“授权”的全国性教育人类学学术团体。这是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请您回顾一下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筹备和成立的有关情况，并谈谈对该委员会的工作思路和发展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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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一问题涉及专业性学术组织的建立。“共同体”在这里指的是学术研究共同体。一个学科的发展必然涉及专业学术队伍的建立。在国内外学术界，学术研究人员大都分布在各个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学术研究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如果没有一个专业组织，他们在某一研究领域往往各自为政，有时甚至缺乏共同的学术交流话语。那么，如何把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学术研究共同体？这就需要成立一个研究性的专业学术组织或学科组织。这就是我们申请成立中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初衷。教育人类学是教育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在国内学术界通常被认为是教育学和人类学这两个一类学科下的分支学科。因此，我们考虑将中国教育人类学学术组织作为教育学或人类学下的二级学会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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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申请成立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组织，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终于获得民政部的批准。在中国，要申请登记成立一个带有“国字号”的二级学会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它有比较复杂的申请程序，必须要打通“三关”。首先是由一级学会批准，其次是由一级学会所属的国家政府部门批准（如中国教育学会属教育部主管），最后才是由民政部审批。一开始我们希望申请成为中国教育学会下的二级学会，但由于当时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还不够成熟，而且中国教育学会下的分会已经很多了，民政部暂时不打算批准中国教育学会新成立二级学会。2007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CUAES）成立后，我们开始将申请的重点转移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名下。这样，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申请必须通过三道关卡：一是一级学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的批准；二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批准；三是民政部的批准。我们从2011年1月开始进入具体的申报程序，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和国家民委批准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的过程中，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明甫先生和秘书长黄忠彩同志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我要对他们深表感谢。2012年4月6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批准成立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筹）；5月29日，我们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筹）成立会议。顾明远先生、哈经雄先生、庄孔韶先生莅临会议发言并担任顾问，张诗亚教授、万明钢教授和郑新蓉教授等出席会议并提出宝贵意见。2013年1月25日，国家民委正式同意成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经过多方面的努力，2013年6月19日，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申请终于获得国家民政部的批准。据我们了解，迄今获得民政部批准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下属的二级学会只有三家（另两家是都市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和民族节庆专业委员会）。因此，这个结果可以说是来之不易。这其中，我的博士后海路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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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只要是对教育人类学感兴趣的学者和研究人员，都可以加入这个团体中，共同交流教育人类学的相关学术议题，努力形成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研究共同体。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建立对一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组织保障，便于整合这一研究领域的各种研究力量，发展壮大这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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