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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制度建设，我参考了美国教育人类学学会的办会模式，现在有一个初步的想法。1954年，斯宾德勒在斯坦福大学召开“教育学与人类学大会”，1970年正式成立“教育学与人类学委员会”。之后，该委员会的召开和负责人的产生是采取会员民主选举，采取各所大学轮流坐庄的模式，这是国外学术团体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这套模式要在中国完全实施不大可能，因为中国社会团体的最高管理机构民政部规定，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的登记成立必须要有固定的法人代表和固定的办公地点，如果要更换法人代表还得重新打报告，让社会团体所属的一级学会和国家部委批准，再逐层上报审批，手续很麻烦。因此，我们尽量在不轻易更换法人代表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目前，我的办会思路就借鉴了美国教育人类学学会的做法，主要想法是：第一，在中国特有国情下坚持民主办会，首要是民主选举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如果是直接任命的话，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就不会有活力。第二，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轮流办会制。我们计划于2014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年会，以后会议就由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轮流来办，谁主持谁就做大会主席。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按照章程定期改选。第三，希望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拥有自己的会刊和网站。西北师范大学王鉴教授提议将他们的期刊《当代教育与文化》选定为会刊，或者可以采取以书代刊的形式。在教育人类学网站的建设方面，陈学金博士做了很多工作，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国教育人类学学会（China Council on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简称CCAE）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542277241），还设计了学会徽标，我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把它建成一个专门的教育人类学网站。这三点是我个人对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建设的一些初步想法，这些想法能否实施，还得经过2014年3月成立的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讨论。总之，我期望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人类学学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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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由您担任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自2001年推出第一辑以来，至2013年10月已出版到第四辑，共40多种著作。“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既有关于教育人类学、民族教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有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从整体上代表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学术界对“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对“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及影响，您能做一些介绍吗？今后是否要把“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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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是国内第一套有关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系列成果。当然国内也有一些教育人类学研究系列成果出版，但没有冠名为“教育人类学”，比如西南大学张诗亚教授主编的“西南民族文化与教育研究丛书”和西北师范大学万明钢教授、王鉴教授主编的“多元文化与西北民族教育研究丛书”。这些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系列研究成果大都采用了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总体而言都属于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由我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到目前已出版了42种著作，还有一些学术著作正在编辑中。根据计划，我们准备出50种左右。这套丛书的编写目的是将中国优秀的教育人类学研究成果集中展示给国内外读者。“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中除一些学界同仁的研究成果外，相当一部分学术著作是我和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成果，包括一些教育人类学、民族教育学重大科研课题研究成果，以及教育人类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精选。“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涉及教育人类学的理论探讨、教育民族志书写、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汉人社区教育研究等许多方面，特别是有很多中国本土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和经验研究。许多研究都做得非常细致和扎实，比如：张慧真、罗慧燕、张霜对苗族，杨红对拉祜族，巴战龙对裕固族乡村教育的研究；罗吉华对傣族“和尚生”教育、欧群慧对民族地区多元文化教师的研究；我、王远新与海路、马效义、宝乐日、张苗苗对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研究；我和李素梅、张爱琴、班红娟、温润芳、吴杰、王金星等对全国和各省乡土教材的研究；艾力·依明对维吾尔族、王洪玉对甘南藏族双语教育的研究；李红婷对汉人社会乡村教育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国内应该说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这套丛书的推出，极大地普及了教育人类学的学术知识，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国内外的民族教育学、教育人类学研究者对这套丛书的研究成果非常感兴趣，甚至我在民族地区调查、访问时，很多民族地区一线教育实践工作者都说从这套丛书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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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应该持续下去。我甚至希望，国内教育人类学研究者应将“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和其他优秀的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研究成果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让国际教育人类学界能从中了解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术发展状况，提升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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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费孝通先生在领导重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时候，提出学科建设需要从五个方面入手，即：①学会组织；②专业研究机构；③各大学相应的系、科；④要有图书资料中心；⑤出版机构，包括刊物、丛书、教材和通俗读物。如果对照这五项，我们发现，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中，大学中的系、科建设仍是一个薄弱问题，只有少数大学在民族学（或人类学）专业、教育学专业下面开设了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方向，这直接影响了中国教育人类学人才的培养进度。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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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到，费孝通先生说的这五个方面主要针对一级学科建设，而不是二级学科建设。就学科建设来看，中国教育人类学还比较薄弱，只有一些综合大学的人类学系（民族学系）和一些师范大学的教育学院设立了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但是，我相信，随着教育人类学影响的逐步扩大，今后西部地区会有更多的大学设立教育人类学专业或方向，东部的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也会跟进。这可能还需要八到十年的普及时间。所以现在要做的是发展和完善组织、建设教育人类学教材、出版学术成果，多做一些基础性和普及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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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三 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的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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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科研成果获高级别奖项往往体现了研究者的重要学术影响力。2011年9月，您担任主编的《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获全国第四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这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唯一的一等奖；2013年4月，您的专著《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建构》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现在学术界存在一定的浮躁风气，部分研究者重数量轻质量，学术研究欠扎实严谨。您能和青年学者分享自己的科研经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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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想，科研成果获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的肯定，但不获奖也未必不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所以不能将科研成果获奖这件事看得绝对化。比如说，引用率就是一项科研成果评奖的重要学术指标，但是不是引用率不高的研究成果学术水平就一般呢？我看那倒也不一定。有的学者研究的领域很偏，研究成果很专，真正能够读懂他的文章、引用他的成果的也就那么几个人，所以引用率低，但是在这个研究领域内就他的学问做得最好，学术成果质量最高。我的研究成果能够获奖应该说是挺幸运的，但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总之，我没有把获奖这件事看得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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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前存在的学术风气浮躁的现象，我认为解决的办法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潜下心来认真读书；二是踏踏实实做学问。学术研究不仅是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借以谋生的一个手段或工具，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不挣钱，还要常年坐冷板凳。如果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者，你就必须秉承人类学研究的三个看家法宝：一是要下田野，二是要撰写民族志，三是要进行理论建构。要做到上述三点，你首先就要踏踏实实地读书，具备人类学与教育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其次要深入田野进行实地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撰写民族志；最后就是分析和提炼研究资料，进行理论建构。如果一名年轻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者能够做到这三点，我想他一定能够克服学术的浮躁之风。但是，现在很多研究生都做不到这三件事，主要原因就是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或者是为了一纸文凭或一个工作岗位而求学，功利心太强。所以要做好学术研究，首先不能太多地计较经济利益，其次是不能沽名钓誉。这就需要研究者在获得基本的生活物资条件保障后，应努力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对学术有浓厚的兴趣，能吃苦而且耐得住寂寞。但有理想的人可能是孔子说的“圣人”，一般人做不到，那是大学者、大学问家的“傻气”；多数学者可能会达到“君子”的境界——做一个相对有理想的人，即踏踏实实做学问，在某一研究领域有所建树。我对自己的评价是做一个相对有理想的人，这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坚持做教育人类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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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教育人类学作为一个交叉的、综合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我看来，事实上它对研究者学术素养的要求极高，教育人类学学者必须至少同时具备教育学和人类学的双重知识体系。然而，我们知道，随着学科知识的细化，一个学者想要在一个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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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教育人类学是由人类学和教育学相互交叉形成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因此进行教育人类学研究必须具备这两门学科的基本知识与方法。对于文化人类学各理论流派的基本观点、各分支学科的概况和进展、田野工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以及课程、教学、教材这些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和知识，教育人类学学者必须具备，否则很难进行学科交叉的研究。这就涉及一个阅读量的问题，教育人类学学习者和研究者至少要读两门的专业书籍，这需要一个艰难的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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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学科划分是相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综合的、整体的视野。任何一个社会问题不可能仅用一门学科就能解释清楚。教育领域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教育首先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学；教育指向国家的意识形态，涉及政治学；教育可以看作投入与产出的问题，涉及经济学；同时，任何教育现象都是某个族群、国家以及某种文化的教育，这里就涉及民族国家、族群和文化的问题，这些恰巧就是人类学要研究的东西。教育人类学恰恰就是要用人类学的立场、观点、知识、理论和方法去做教育领域的研究，这就是学科特色。因为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教育和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我们做教育研究的时候一定要考察这种教育是哪种文化的教育。举个例子，比如说乡土教材，它和国家教材的文化背景是什么，如果你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你就不知道它们各自的功能是什么，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再如，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为什么不一样？很多人把孩子送到美国去，发现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完全不一样，从理念、方法到目的，都不一样，其原因在于两个国家的文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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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类学研究不仅要有教育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可能还涉及其他学科。比如说，研究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就会涉及语言学的问题；研究少数民族的宗教教育就要涉及宗教学的基本问题；研究族群关系和族群教育的问题就要涉及政治学的问题。因此，开展一项教育人类学研究往往需要三四个或者更多学科的支撑。教育人类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它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态度、思想和研究方法。这就要求研究者的知识面要广博，还要有建立在广博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和阐释才可能做到客观、全面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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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您谈谈研究方法的精致化问题。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涌现了一批方法论专家，并出版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的特点在于综合处理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医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方法论进展，并且把实证主义、解释学、符号互动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和观点融合在一起讨论。从目前来看，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书写显得单一、不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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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什么是研究方法的精致化？我个人的观点是，一项研究要根据研究问题、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来设计。现在的社会科学研究涉及多学科，而且涌现出很多不同范式和理论流派。每种范式或理论都有其优点和弱点。如后现代很具有冲击力和颠覆性，但是它似乎缺乏建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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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民族志撰写和理论建构是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不能忽视。我们可以自己得出理论，也可以借助前人的理论解释问题。学术的魅力就在于研究者能提出独到的想法，而不是重复别人的做法，这是衡量学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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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精致化的研究如何做到？我认为，首先，教育人类学做个案研究是这个学科的特色，人类学做小个案，社会学做大样本，人类学以“小社会”体现“大社会”。其次，扎扎实实做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我看到的、听到的、访谈到的、体验到的，才是真实的东西，我不相信我五官感受不到的东西，包括对二手资料都要质疑。最后，我们要尝试从多角度，尤其是从别人没有思考过的角度，解释教育与社会文化现象。当然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研究者需要不断丰富理论学养，进行不懈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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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四 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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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从教已经整整30周年，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您60岁的寿辰，我们提前祝贺您的寿辰，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对中国教育人类学未来发展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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