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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就是翻译学本身，涉及翻译时要用何种翻译原则、翻译策略等问题。我们一般比较强调异化的翻译策略，尽量保持那个民族的特色，保持它最重要的一些概念、词汇，有时甚至可以用音译的办法，当然注解也是可以的。总之，重要的是如何把它的精神翻译过去。最后还有传播学的问题，原来不太提。传播学认为翻译和传播是一个概念，翻译是为传播服务的，如果只是把字面直译视为忠实的翻译，那就偏离了传播的意义。另外，传播不仅指书面传播，还有口头传播、媒体传播，而且出版本身、杂志上的发表、介绍、评论等也都是传播的形式，所以传播学的概念在民族典籍翻译中应该涉及。这样总结下来至少会涉及七八个学科，这些学科都需要一定的专业训练。这种训练的缺乏是目前国内民族典籍翻译领域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会影响到译者和研究人员基本素质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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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民族典籍翻译的学科基础来看，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您认为译者和研究人员应具备哪些专业素质？在完善这些专业素质的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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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个学科就是对他们的专业要求，这都是些最基本的学科，还没有涉及他们要搞的具体民族的研究。具体到对某个民族的研究时，还要求研究者具备了解该民族起源、历史、文化、习俗、宗教、文学等著作和相关文献的专业素质。在最近翻阅的一些少数民族史方面的书籍中，我发现他们的写法有些比较陈旧，有的连民族起源、人种学的来历和体质特征以及该民族最早居住地之类的问题的叙述都不太连贯，而且多数是依靠汉族历史的一些记载书写的，甚至有些译名都不太统一。现在看来，这一部分的学术基础和研究水平还有待夯实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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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语言方面的素质，它要求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在掌握汉语的同时，要懂民族语言和外语。我们现在的外语学习多数集中在英语、法语、德语之类，民族语言好像没有被放到语言学界中进行讨论，民族语言专业的设置和相关课程的讲授只是在民族地区一些高校和中央民族大学及各地民族院校系统中有，而且多数只局限于有民族背景的学生中。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从事具体的翻译工作，尤其不搞民族文献的翻译工作，而真正需要做研究和翻译的人又不懂民族语言，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此外，外语也是一个问题。无论是汉译外还是民译外，都需要译者的外语足够好。目前国内从事汉译外的人中有一些有出国学习的经历，他们的外语会好一些，但是民族地区的外语水平相对较低。总体来说，外语还是不够强。在语言学习方面，尽管有些民族地区做了一些尝试，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比如有些民族地区高校招收少数民族身份学生，让他们同时学习外语、汉语、民语，但在短短几年内将三种语言都学好是很困难的，而且有些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掌握得都不是太好。在民族典籍翻译的过程中，有的要先把民语翻译成汉语，然后再翻译成外语，在这种情况下，三种语言的掌握程度前后不一致，就会对翻译质量的保证带来很大的质疑，因此语言问题应该是比较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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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专业训练和翻译观的素质培养也都要引起注意。中国翻译史上曾有过辉煌的成就，比如佛经翻译、《圣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的翻译，还有外国文学的翻译，积攒了很多重要的经验，但从现在的专业角度来说，我们之前的翻译观念和方法显得有些陈旧和过时了。虽然现在仍有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译成汉语，但是真正高水平的译作不多，也极少会出现像傅雷、张谷若这样的翻译大家。在目前国内对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整体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要想把中国民族典籍翻译成高水平的外译本，就一定要在语言训练之外加强译者在翻译方面的训练，只有让这一领域的译者和他们翻译出来的译本达到类似于霍克斯翻译《红楼梦》的水平，才能保证出版的译作是高水平的，否则即使翻译出来也不好出版，就算出版了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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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应要求这一领域的译者和研究人员具备翻译和创作、评论、研究多方面结合的素质。从事翻译的人同时又从事民族研究，而且自己也进行文学创作和评论，这样的人比较全面，这种综合性的学者、翻译家现在还比较少，还没有完全形成群体。所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也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要将少数民族作家、少数民族身份的民族文学翻译家、翻译理论家、评论家，以及从事民族文学翻译研究的汉族学者，有意识地组织起来进行协作，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会要做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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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最后想请您谈谈这些年来您在民族典籍翻译与研究中取得了哪些成果，近期有哪些发展目标和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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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最近这几年的努力中，我们对民族典籍翻译比较重视。在南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民族出版社在陆续出版“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这套丛书计划出版5～6本，或者更多，主要是有关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目前已经出版了两本，一本是李宁的《〈福乐智慧〉英译研究》，另一本是崔晓霞的《〈阿诗玛〉英译研究》，接下来会陆续出版关于《格萨尔王》、仓央嘉措情歌、《蒙古秘史》等民族典籍的英译研究。这套丛书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规范，在国内翻译界可以说起了开创的作用。民族出版社责任编辑赵文娟在2013年的全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上给予这套丛书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在民族典籍翻译领域开了先河。另外，2013年，我们申请到了新闻出版总署“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项目，获得36万元资助，现在正在努力写作，预计在2014年会有四五本书出版。此外，我们还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两套英文翻译丛书，一套是图解中国十二生肖的，另一套是图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两套丛书中有相当一部分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俗学专家，虽然不是专门的民族典籍翻译，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了民族文化，比如在服饰、器具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部分的介绍中就讲到了少数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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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近期的目标，我们有了一些想法，实际上很多事情已经着手进行了。一是我们想通过全国典籍翻译研讨会加强对这些丛书出版的后续宣传和研究工作。此外，我们还想组织翻译一些民族文化典籍作品，并以丛书的形式出版。通过这套翻译丛书，可以弥补一些翻译空白，比如西南民族的好多文化典籍至今没有译本。我们也可以集中翻译数量较多的各类少数民族诗歌，因为少数民族典籍主要是指他们的民歌、叙事长诗、史诗等不同的诗歌作品和说唱文学，基本上没有什么经典的散文、小说和戏剧作品。现在这个条件基本上已经成熟，因为在大中华文库的翻译过程中已经组织了不少国内优秀的翻译家。另外，也想从国外和国内曾经出版的民族典籍译本中精选一些，做成汉外对照本，主要是汉英对照本，以丛书形式重新出版。我们准备选取一些译本本身比较成熟的作品，比如《阿诗玛》，戴乃迭按照民谣体的翻译已比较成熟，这个本子原来不是汉英对照的，也没有研究性质的序言，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出一个汉英对照本，并把原来的民语附在后边，形成一个学术性较强的对照本。又如仓央嘉措的情歌，原来有好多译本，比较乱，我们可以精选出几个，包括于道泉的民歌体翻译本，以及一些外国人的译本，然后和中文本对照，放到一起出版。通过这些尝试，我们想在近几年把民族典籍的翻译搞起来。我们还计划继续组织召开一些全国性的会议。2012年10月在广西民族大学已经召开了首届民族典籍翻译研讨会，我们计划于2014年在大连民族大学召开第二届研讨会，以后每两年开一次，和全国典籍翻译研讨会的召开时间错开，保证每年都有学术研讨型的会议召开，进一步加强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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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王老师，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与您的谈话让我受益匪浅，相信您的这些见解对当下中国民族典籍翻译实践与研究工作会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再次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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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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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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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媛（1983～ ），女，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典籍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天津，邮编：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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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宏印（1953～ ），陕西华阴人，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典籍翻译与中西译论。天津，邮编：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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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中国传统医学的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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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赖立里[1]答/冯珠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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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核心在于医学可以开启一扇了解当地文化经验与日常生活的窗户，包括鲜活的身体生命、日常生活、本地人的历史意识等。医疗的重要性在于医者必须干预真实的生命，而这些生命一定带有形形色色的特征及各色各样的不适。知识存在于社会中，追踪“社会中的知识的生命”，可以为人类学和人文科学乃至注重实践的医疗相关人员提出许多有趣的哲学和实践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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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民族医药；文化人类学；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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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冯教授，您好！感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给我们的研究团队这样一个“集体亮相”的舞台。我想利用这次访谈与您探讨一下我们的合作研究，同时这也是一个让中国的同行学者接触您学术思想的难得机会。因此我的问题主要包括您的学术思想、研究旨趣以及合作研究三个方面。我们先从您的学术思想开始。您已经出版了三本专著：《认识实践：遭遇中医临床》（Knowing Practice：The Clinical Encounter of Chinese Medicine）、《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Appetites：Food and Sex in Post-socialist China）、《万事万物：当代北京的养生之道》（Ten Thousand Things：Nurturing Life in Contemporary Beijing）。这三本专著是您不同学术阶段的三个主要研究项目成果，都或多或少表达了对传统医学，尤其是中医的关注。能否请您再谈一谈您这三个研究项目之间的关系，它们相互之间有着怎样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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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所有的研究都关注中国的多元的医疗健康文化。在我看来，无论哪里，医学都可以为我们开启一扇了解当地文化经验与日常生活的窗户。要系统地研究最为普通、日常的各种生活形式，其实对民族志研究者来说并非易事：“进入田野以后”我们往往发现那些实践层面的生活很快在我们眼前显得太过普通，以致无法描述它们。然而，在人类学的比较视野中，世界的多样性正是从这些日常、现实中的文化与历史特殊性中体现出来的。这也是我在《饕餮之欲》中尤其关注的，包括鲜活的身体生命、日常生活、本地人的历史意识等。那么医疗的重要性如何体现呢？医者必须干预真实的生命，而这些生命一定带有形形色色的特征及各色各样的不适。医者是实践性的唯物主义者，这是我在《认识实践》中想要表达的。那些在北京的公园、胡同和四合院中做养生的普通人也是实践性的唯物主义者，我和张其成在《万事万物》中描述的就是北京人的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保健方式。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人类学家可以用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的方式，而不是意识形态或理想主义的方式，来切入关于文化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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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一定程度来说，我认为您在目前这个“发展少数民族医药”的项目中延续了您对“知识/认识实践”（knowing practice）的兴趣。您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民族医药研究项目有什么不同的、新的兴趣点吗？您最初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最让您兴奋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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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国是一个异质多样的多民族国家。我们经常会看到通过舞蹈、服饰、饮食、民俗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多元主义，但是这些文化形式容易被看作简单的审美表现而不受重视。其实中国的各民族对待他们自身的文化是很严肃的，其中民族医学恐怕是最实质、最有影响的文化形式之一。我们现在这个少数民族医药的研究项目，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见证新的知识如何被产生并付诸实践。在中国，有如此数目众多、种类多样的医学，人类学家需要总体性地考虑这些知识自身的性质。对于那些实实在在生活在当地的人们来说，“懂”草药和医技医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关系是什么？在文化知识的形成中，什么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什么是必须要摆明了拿出来相互争论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家传/自成的医生，他们的治疗与教科书培养出来的医生、医院和正规诊所中符合临床规范的医生的治疗不一致。可以这样认识：知识存在于社会中。跟随中国的变化，追踪“社会中的知识的生命”（the lif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可以为人类学和人文科学乃至注重实践的医疗相关人员提出许多有趣的哲学和实践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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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万事万物》在2013年11月的美国人类学年会上获得了许烺光奖，这本书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您与张其成教授的合作。能否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合作研究的情况，是什么让您想到与别人合作研究？事先有什么选择的标准吗？您现在对于这项合作有怎样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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