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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以反过来你现在提出“古苗疆走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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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就是想强调从整体的地域视野切进去来看民族间的互动过程，而不单纯只关注某一个民族/族群或某一种文化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个我们以前做的已经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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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打破民族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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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嗯，打破民族边界或族群边界，从整体的空间维度切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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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人类学也好，从民族学也好，从地理学等角度来讲也好，“古苗疆走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学术上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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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何评价，尚有待他者的高论，但就我自己的理解而言，在学术层面上，首先将民族/族群置于“古苗疆走廊”这一整体的空间视野下考察，既关注各民族/族群的多样性特点，又高度重视各民族间互动往来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共性”。为此我们提出了对文化的“族界化”现象进行反思等问题。其次，关注明清时代以来西南地区在强大中央集权下的“国家化”过程，重视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多样性背后所隐含的“国家叙事”和汉文化的普遍性表征。这一点我们是和现今区域史研究中出现的“去宏观叙事化”或“去国家化”的动向背道而驰的。在现实方面，我们首先提出了贵州地方文化的“主体性”建构问题。一个地方如果没有文化主体认同，怎么去谈文化创新？但如果要构建起贵州文化的“主体性”认同，其内涵应该是什么呢？通过“古苗疆走廊”概念的提出，我认为既非单纯的少数民族文化，又不单是汉文化，而是少数民族和汉族在相互影响过程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多样性及整体性，这才是贵州文化的真正精髓。其次，我们提出要把“古苗疆走廊”打造成中国西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进而积极准备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项目，以此推动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旅游文化产业的大发展。这对政府的吸引力很大，所以引起了贵州省委省政府相关领导、社会各界以及媒体的高度关注。但目前“古苗疆走廊”概念刚刚提出不久，能否经得起学术上的推敲和验证，还有待于今后大量的调查研究和众多学者的参与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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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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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杰舜（1945～ ），浙江余姚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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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志强（1962～ ），苗族，贵州省黄平人，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方向：历史学、民族学、民族关系与族群认同。贵州贵阳，邮编：5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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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民族典籍翻译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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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张媛[1]答/王宏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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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除翻译实践外，目前，国内译界对民族典籍翻译研究逐渐重视起来，但国内产生的外译本不多，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国外译本情况的考察上。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民族典籍的翻译和研究处于并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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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典籍翻译；学科基础；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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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王老师您好，您在南开大学从事典籍翻译实践、研究和教学工作多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博士生；同时，作为中华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您也在中国典籍翻译和研究领域，特别是民族典籍翻译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很荣幸今天有机会采访您。首先想请您谈一下民族典籍翻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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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历来都偏重于汉语和汉族的文化，即使在对外传播方面也是如此，少数民族文化只是在民族地区有一些影响，在全国的影响不是太大。在典籍翻译方面，目前，国内译界主要关注的还是汉语和英语、法语、德语等比较大的语种之间的翻译，不太强调民族典籍的翻译。民族典籍翻译的问题到现在应该提上日程，其必要性不言而喻，它的重要意义有如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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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可以纠正我们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认识的偏差，将中华文化视为多元文化、多民族文化、多语种文化。中国传统历史观将汉族视为中心和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更替往往都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的角色只是在谈及他们与汉族间的冲突、融合等民族问题时才出现。这种认识在强调民族平等的现代社会已经不太适合了。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对民族平等的问题十分重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反映到文学领域，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民族文学、文化资料的大规模搜集和研究工作，这期间取得了不少成果，也有过一些翻译实践，特别是民译汉。但相对于汉族典籍翻译取得的丰硕成果，民族典籍翻译在国内还没有形成相当的规模，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因此，关注和重视民族典籍翻译对多民族文化平等并存的多元文化史观的形成是有重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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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弥补中国文学史的缺失。在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上，原来总是把汉族的文学史默认为中国的文学史，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一些文学样式是汉族文学比较匮乏的，比如汉族文学中的神话系统产生比较晚，也比较零散甚至缺失；汉族文学中没有史诗，因为汉族缺少游牧民族那样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征战与融合等史诗产生的历史条件。现在通过对民族典籍翻译的提倡，可以促进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和多元文学史的撰写，所以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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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促进民族间的相互尊重、相互了解和团结。在国内，对民族关系的重视，不能仅从政策方面来讲，有的时候从学术和民间交往等方面来实现可能会产生更好的效果。目前学术上已形成的跨文化交际学等专业的研究都有利于促进形成团结和融洽的民族关系。但是我们对翻译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民族平等、相互尊重和促进民族团结与交流的高度。这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做很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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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多年来民族典籍翻译在国内外都取得一些成果，而且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请您大概介绍一下民族典籍翻译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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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民族典籍翻译已经有了一些成果问世，我先说一下国外的翻译情况。早在19世纪，海外汉学（又叫“国际汉学”或者“中国学”）领域就开始重视对中国民族典籍的译介。当时一些到中国旅行或做外交官的海外民族学家、民俗学家开始翻译中国的典籍，当然最初翻译的主要还是汉族典籍。后来一些人类学家进入西藏、内蒙古、甘肃等地区，通过对藏学、蒙古学、敦煌学等的了解，逐渐进入民族典籍研究的领域里。比如藏族和蒙古族史诗《格萨尔王》，最早就是海外汉学家把它当作藏学或蒙古学研究的一部分而翻译的，后来还有法国、俄罗斯等一些民族学家的翻译。仓央嘉措情歌的翻译也比较早，因为它涉及印度梵语和西藏藏语之间的关系，包括藏传佛教的问题，以及仓央嘉措宗教领袖身份问题和诗歌本身的民间文学等因素，所以流传和译本分布比较广。国外较早有英译本，后来逐渐增多，直到现在还在翻译。不同于国外的情况，国内对民族典籍翻译开始得比较晚。新中国成立之前有一些，比如于道泉对仓央嘉措情歌的翻译堪称是藏学方面一项开拓性的成果，但比较大规模的兴起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民族史诗翻译的重视是近年来才逐渐开始的，相对更晚。另外，国内的翻译偏重于民译汉，尽管有人想把中文本译成英文向国外发行，但主要还是为了满足在国内的流通，并没有形成国际交流的视野。除翻译实践外，目前，国内译界对民族典籍翻译研究逐渐重视起来，但由于国内产生的外译本不多，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国外译本情况的考察上。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民族典籍的翻译和研究处于并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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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刚才的介绍中，您提到了海外汉学、藏学、蒙古学、敦煌学。除此之外，民族典籍翻译还会涉及哪些学科？您能否进一步谈谈民族典籍翻译的学科基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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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果将民族典籍翻译当作学术问题来看待的话，就会涉及一些学科。刚才已经提到了几个学科，一个是海外汉学，国内叫国学，就是对中国学问的研究，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还有就是偏重于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研究的学科，比如藏学、蒙古学、敦煌学等。这些学科有的偏重于人种的划分，有时也会研究一些宗教的问题和民俗的问题，比如蒙古学；有的偏重于文献资料的收集、遗迹考据，比如敦煌学。当然这些学科中也会涉及翻译的问题。这些都是属于研究中国本身的一些学科，在比较大的方面可能需要民族学作基础。国内对民族学有了一些研究，原来偏重于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一些讨论，比如提出了民族划分的四个标准，现在看来那些是不够的，太简单，而且与现在新学问发展的趋势也比较有隔膜，因此需要对民族学有新的了解。另外还有民俗学。它不同于民族学对人种、种族标志、体质人类学标志，以及对民族文化（如宗教、信仰、语言等）方面的划定和研究。民俗学涉及的是在共同地域，以共同方式生活和劳动的族群中体现的民俗问题。它是定期举行的仪式化的活动。这是一个专门的领域，也可以归入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民族心理学这一类领域中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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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民间文学的概念。民间文学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学科，这就要求民间文学研究人员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凭借民族感情、像做群众工作那样开展现在的工作，而需要系统地学习和接受专业训练。何为专业训练呢？以翻译仓央嘉措情歌为例，这种专业训练首先要有民间文学的意识，要站在民间文学的立场上而不是把它只看成个人创作。这样，它和民歌就有关系了。其次，在评价将原诗改编成汉语的七言、五言形式时要指出这种改译可能违背民间文学的翻译宗旨，进而指出在英译时要注意哪些问题。这样看来，民间文学和翻译之间是存在一定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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