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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玛丽·道格拉斯：《原始心灵的知音》，蒋斌译，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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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rjun Appadurai，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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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Janet L. 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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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玉珠、杨玉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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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蒋斌：《田野方法的特性与使用》，《思与言》197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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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 J. 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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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商务印书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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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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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孙国良[1]答/行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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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行龙教授为核心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团队在中国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等方面，取得了为学界所瞩目的成果。多年来，该团队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理念下，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研究中，衍生出富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形成了独特的治学传统与学术风格，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而且为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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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走向田野与社会；山西；区域社会史；学科互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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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行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能与您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治史理念、研究方法、学术实践等问题进行交流，在对相关议题进行访谈之前，能否简单谈一下您的学术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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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的，那我就先简单谈一下我的学术经历。回首来看，我的学术探索经历了社会史、区域社会史、人口资源环境史、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这几个阶段，简而言之，就是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1982年秋天，我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考取了乔志强先生的硕士生。那个时候乔志强先生就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捕捉学术发展的前沿，开拓性地从事中国社会史的教学与研究。那一年的研究生招生简章，乔志强的名下赫然列出“中国近代社会史”七个字，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习和研究。在乔先生的指导下，我于1985年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近代山西人口问题》，并于1988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资助。1992年乔志强先生身体力行，积十年之心力，主编出版了《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我在此书中承担了有关人口、婚姻、家庭等章节的撰写。那时，我的人口研究、我们的社会史研究还是整体性的、宏观性的，这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最初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发生了区域社会史的转向，区域社会史研究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大亮点，方兴未艾。在这样的学术潮流下，乔先生与我开始了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探索，1998年先生主编、我忝列副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一书，是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理论体系的区域性实践。1995年，我有幸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博士生，师从戴逸、李文海先生从事社会史的学习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试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1840—1937）》虽然是以中国近代城市化为观照对象，但还是延续了我之前对人口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逐渐明确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取向，并在此后的学术实践中紧紧围绕山西的区域社会特征，将学术目光聚焦在人口资源环境史、晋商与地方社会、三晋文化与民俗研究、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研究、集体化时代等研究方向，并一直探索至今。200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走向田野与社会》一书，即是我以山西为中心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本书既是继《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后如何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积极探索，也是我对新学术增长点的粗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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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刚才谈到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关注山西区域社会，并在随后的探索和实践中衍生出极富地域特色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抗日根据地社会研究、三晋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等研究方向，这也是目前中心发力的几个领域，那么这些研究方向是如何开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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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肯定地说，这些研究方向是紧紧围绕山西区域社会的历史实际而确立的。当然，它们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长期的摸索和艰苦的实践。在我而言，研究山西区域社会，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是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的问题。我们知道，明清以降，随着山西人口的急剧膨胀，影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的比例发生重大变化，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由良性互动劣化为恶性循环，并引起系列社会问题。具体的研究是围绕“以水为中心”相继展开的。山西水资源、土地资源相对匮乏，尤其是水资源的匮乏长期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困扰着区域社会的发展。在开展人口、资源、环境研究的实践过程中，“以水为中心”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成为我们的一大亮点，有关生产用水的“水案”研究、民生用水研究、灾荒研究等均在学界产生了良好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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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水为中心”开展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研究的同时，其他几个研究方向也逐渐由分散而集中，由模糊而清晰。长期以来，关于晋商的研究大都“就商言商”，但商业的发展是不可能脱离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的，其兴衰变迁必然会对地方社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我主张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既要拓宽晋商研究的史料，也要丰富晋商研究的内容。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宝库，山西留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和文化遗迹，众多的文化遗存和地方文献为三晋文化与民俗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如我曾经就以祁太秧歌和竹枝词等新资料为基础对晋中地区的农村社会进行过初步性的研究，由我们搜集整理的《退想斋日记》成为学界研究刘大鹏的个人生活史、清末民初的社会变动、科举制等问题的重要史料。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在山西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山西是革命老区，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三晋大地上曾经创立了众多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抗日根据地，但目前学界对根据地的研究大都局限于革命史、党史架构，对根据地社会变迁、政治动员、文化娱乐、日常生活等研究得还很不够，我们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根据地，既可弥补传统研究“干扁”之不足，也可从新的角度去重新理解中国革命的宏观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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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调查和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开始注意到另一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档案，这就是集体化时代的村级原始档案资料。正是随着这些基层档案资料的发现和整理，我们开辟了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这一富有潜力的学术领域。众所周知，山西在集体化时代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直到后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山西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可谓集体化时代的一个缩影。以大量村级原始档案为基础，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山西在集体化时代的历史变动，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重新认识和理解集体化时代。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不懈地以集体的力量积极开展农村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方兴未艾。据初步统计，我们已搜集到山西几十个县市两百余个村庄的档案资料，总量达数千万件。这批数量巨大、弥足珍贵的基层档案资料，得到了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和赞誉。在占有这些资料的基础上，我们也陆续产生了包括专题论文、研究著作和课题项目在内的一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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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些研究方向的形成、确立和推进既需要艰辛的付出，也需要敏锐的眼光和深邃的思索，更离不开中心多年来形成的治学传统，这就是您一再倡导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理念。可以说，正是这种独特的治学传统促进了中心社会史研究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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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多年来，在带领学生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我特别强调“走向田野与社会”。把“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想法付诸文字，最早是在2002年。那一年，为庆祝山西大学建校100周年，校方组织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一本是我主编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此书的副标题就叫《走向田野与社会》，其实是我和自己培养的最初几届研究生撰写的有关区域社会史的学术论文集。2007年，我的另一本书将此副标题移作正题，名曰《走向田野与社会》。2004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山西大学以《走向田野与社会》为题的讲座中谈到，这里的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与原野，指的是基层社会与农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指的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社会，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社会，懂得从现实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也是一个“自下而上”视角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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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走向田野与社会”，是学科互渗的产物，是社会史研究受到人类学影响后的学术潮流，可视为社会史研究中的人类学取向。不过，我强调的“走向田野与社会”，首先是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提倡“走向田野与社会”，其中蕴含的一个重要想法就是进一步扩大史学研究的资料范围。那么，什么可以成为区域社会史的史料？我的回答是，什么都可以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史料，关键在于我们能对这些资料提出什么问题。“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搜集资料是史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能否描述真实的历史，客观地解释历史，实现创新性的研究，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全面详尽地占有史料。我们在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四个方面的研究中，首要一点是都有不同数量新史料的发现，这些一手资料绝大多数是在田野中发现的。较为突出的是水利方面的碑刻、渠册等资料，纠正了学界一般认为北方地区水利文献较少的观点，有助于我们从水利角度认识北方乡村社会；灾荒研究方面，我们也搜集到大量诸如民间碑刻等地方文献，为我们推进灾荒史研究奠定了厚实的资料基础；三晋文化民俗研究方面，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就发现了诸多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秧歌剧本等史料，这为我们揭示三晋文化的丰富面向提供了重要的窗口；还有我们下大力气开展的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的搜集工作，对于我们从社会史视角研究集体化时代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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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史学家，当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讲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开辟新的领域，发现新的问题，很大程度得益于我们能够秉持“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深入乡间，走向田野。尤其是数十年来搜集整理的以山西为中心的集体化时代村庄基层档案，正是取用新材料以研究新问题的学术新潮流。我们虽未能之，但心向往之，努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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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对于任何一项历史研究而言，史料的掌握无疑是第一位的，只有占有丰富翔实的原始文献资料，才能客观地贯彻当时当地的、真实历史情境的研究理念，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原貌。除了丰富和扩大史料范围的考虑外，“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是否还有其他的学术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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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的，史料搜集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但要真正走进历史的深处，还需要历史的现场感，走进田野与社会就有助于我们获得理解历史的现场感。陈寅恪先生曾言“同情的了解”，即要求对研究对象有设身处地的观照。走向田野与社会，并非将图书馆里的正史、地方志束之高阁，不闻不问，而是为了更好地读懂一些文献，只不过是从史书中文字间的漫步，移步到乡野小路。区域社会史研究面临更多的是“地方性知识”，更需要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理解地方的历史和意义，要有历史的现场感。由于地理空间感模糊、地方性知识隔膜等限制，世易时移，我们在建构历史场景时显得十分困难。走向田野，深入乡土，身临其境，在特定的环境中，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被激活，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仿佛回到了过去。感受到具体研究的历史氛围，在叙述历史、理解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向田野与社会，可以说是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三位一体，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紧密关联。在我的具体研究中，有时先确定研究内容，然后在田野中有意识地搜集资料；有时是无预设地搜集资料，在田野搜集资料过程中启发了思路，然后确定研究内容；有时仅仅是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就激发了新的灵感与问题意识；有时是三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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