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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在本科时接受人类学与社会学各占一半的教育。那时教我们人类学理论的先生叫丘其谦，给我们讲的是英国人类学理论。我学了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任课老师是留美回来的叶启政先生。当时引起我兴趣的是石磊先生讲的课，他是老一辈考古学家石璋如的公子，也教过我一些人类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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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磊先生的课上，我读到了曼彻斯特学派，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这个学派当时批评的对象是结构-功能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强调系统的功能性与稳定性，认为在社会上看到的每样东西都是有功能的，宗教仪式的功能是加强社会的凝聚力，丧礼的功能是在失去了一位社会成员之后使得原有的社会关系得以修补。这个理论当时受到的批评是，其描述的系统太完整了，社会成员都是按照既定的规章制度办事，所做的事情都是一成不变的。这个理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质疑，曼彻斯特学派认为社会系统从来都不是完整的，社会系统里面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社会里的人都会在社会提供的行为构架内做选择，并不是完全按照已有的规范做事，社会生活里充满了操弄、竞争和冲突。当时我对这个理论比较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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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读硕士时，我选择做排湾族的研究多多少少是有点浪漫色彩，人类学的研究都有浪漫的成分在里面。排湾族在台湾地区原住民中很有特色，它有世袭的贵族、平民，服装和其他装饰特别漂亮，刺绣非常发达。我想研究这样一个看上去很漂亮的民族。当我深入了解这个民族后发现，冲突理论在这里真的很管用，因为几乎在每一个村落里面都会发现有几家贵族在争吵，他们争论谁的地位更高，在争论时每一家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理由。有的贵族家庭可能会说，我们家在神话中是最早在这个地区建立的，排名第一位，所以应该是我们的地位最高。别的贵族则可能会说，这没有用，你们在部落中发挥的作用没我们大，我们家虽然在神话里是第二位或第三位，但后来我们在与外族的抗争中占有功绩，与另外的贵族通婚，我们变得越来越强大。总之，每一家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理由，这些理由都是从传统规范里获得的，但还是吵成一团。所以，我发现冲突理论在这里很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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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博士时，我们出国读书的学生都存在一个想法：台湾地区的南岛民族、原住民从文化上比较接近大洋洲和东南亚的人群，所以大家都想从中去做比较研究。在比较的过程中，我发现用列维-斯特劳斯的“家屋社会”理论来理解排湾族的社会结构非常贴切，这个理论是列维-斯特劳斯用来修正传统亲属研究的。后来我写博士学位论文时基本上是用“家屋社会”理论去解释排湾族的阶级社会。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之后，我想跨出台湾地区做研究，因为关于排湾族的研究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了，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台湾地区以外类似排湾族的民族。那时候，博士班的导师刚好在做沙捞越的研究，所以我就去了那边做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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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阶级如何产生的问题上，有很多不同的理论。其中一个理论说，贸易会导致社会阶级的分化及一些地区王权的产生。像东南亚一些大的地方，比如马六甲海峡、文莱、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有几个地方会形成王权阶级，都是因为控制了贸易线路。我从贸易影响社会组织的角度来研究燕窝这个话题，不完全是用贸易来解释社会阶级。我在这个研究主题上，还大量引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老师写的书，有一本是Arjun Appadurai 写的《物的社会生命》（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5]，书中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从物的角度来看社会。我喜欢的原因是，物的流通跨越族群和阶级。比如，我们通常认为部落的或原始性的族群，其实它并不封闭，不是说人与人之间不同类别，就要杀戮或者排斥、固守。我们看到，物是可以和平地跨越族群边界进行流动的。我很喜欢这样的一种观点，希望研究怎样通过物把不同的族群及社会结构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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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博士学位论文写到了排湾族的家屋与社会等级（house and social hierarchy of P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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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Hierarchy这个词在台湾地区被翻译成“阶序”。一位人类学系的学长王志明在翻译路易·杜蒙的文章时将其翻译成“阶序”，“阶序”与“阶级”或“等级”之间至少有些区别，如果说的是class（阶级），就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有关系。还有一个词stratification，通常把它翻译成“阶层”、“官僚的”，是政治经济领域的。如果是“阶序”的话，那就是一个文化的界定，不见得是政治权力，也不见得是阶层，不是指经济资源分配。Hierarchy是文化上界定具有高低不同位阶的人群分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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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中关于家屋那部分，我后来补充了一些材料，因为那部分原来不是很透彻。写完博士学位论文以后，我又写了两篇关于家屋的文章：《北部排湾族家屋的空间结构与意义》（1995）和《墓葬与袭名：排湾族的两个记忆机制》（1999）。其实一共三篇，还有一篇最近在出版中。另外，阶序这部分，欧洲有一批人类学家继续探讨杜蒙提出的阶序问题，有些人批评了杜蒙的阶序问题，但是以Tames Fox为首的一批澳洲人类学家有不同的概念，也是从杜蒙那里发展出来的，他们的想法是用“优先权”（precedence）的观念代替hierarchy。他们原来研究南岛民族，后来把这两块纳入进来重新作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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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东南亚研究的基本想法是：南岛民族除了台湾地区以外，还有岛屿东南亚和大洋洲的民族，大洋洲有比较不一样的特性，它们的岛屿离得比较远，南岛民族移到这个岛上以后，大概16～17世纪欧洲人在航海时代进入太平洋之后，他们才接触到外来的文明，但东南亚从14世纪开始就有东西方的文明进来，有阿拉伯文明，有印度的文明，有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不停地进到这个岛屿，婆罗洲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让我们看到不同的文明进入一个地区，然后怎样在这个地区把一个原来看起来像部落性质的区域变成较为分化的形态。很多海港城市由于伊斯兰教、佛教或印度教的兴起，形成了贸易或宗教带来的一些宫廷或统治的概念，于是东南亚很多地方从港口往里走看到的很多都是独立性相当高的部落社会。虽然它是一个多元的情况，但这些部落社会内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我写的燕窝研究一样，很多物品的流通都与港口的王权、王国有一个有机的纽带，这些王权通过海上的贸易流通与中国发生联系。因此，东南亚内陆或高地往往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原始的部落社会，但它有很长的卷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历史，当地土著身上佩戴的东西、传统的服饰，都是外来的。关于东南亚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情况，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欧洲霸权出现以前的世界体系》（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6]。作者名叫Janet L. Abu-Lughod，认为东南亚这一块在欧洲人势力扩张之前就是海上贸易非常频繁的地方，看起来很内陆、很原始、很独立，实际上跟海上贸易有关系。Janet 在人类学领域这个方面的研究多多少少受到Eric Wolf[7]的影响，他在全世界跨区域体系里面探讨欧洲的扩张是怎样让这些人卷进来，当地人怎样在更早的时间被卷进来，这可能跟在欧洲建立起来的体系是不太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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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排湾族贵族制度的再探讨：以大社为例，兼论人类学田野方法的特性》，请问“兼论人类学田野方法的特性”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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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哈哈，那个后来我发表了一篇文章[8]，就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后三分之一。在1970～1980年，人类学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反思人类学田野和田野方法。关于“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在思考：我们跟别人对话，得到的结论就是事实吗？它是不是事实？可靠不可靠？在田野有很多的认识，如果人类学家不以人类学的角度去提问，在当地人没有被问到之前，他脑子里根本就没这回事，当问了以后，在对谈中就会产生一个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系统化的知识。当年人文社会科学在从实证论走向诠释学的过程中，越来越怀疑人的社会现象到底可不可以与自然现象模拟，可不可以以实证主义来研究。早年的人类学认为，人类的社会现象是一门学问，我们要从它背后找到一种原理，这种原理被认为是类似于自然科学的东西。可是，当诠释主义或者人文主义的社会科学出现以后，多半都会说人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不一样，自然现象找的是规律，人文社会科学寻求的是意义。研究者问当事人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在这个角度下，就有更多对方法论的反思。方法论的反思指出，不要认为人类学是客观的、很了不起的，要考虑到研究者是个人，研究对象也是个人，实际上得到的好多信息，都是在互相谈话的脉络与情境之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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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也在考虑到底要不要继续走人类学这条道路，于是就把这个对方法论的反思拿来做硕士学位论文。这篇硕士学位论文也是关于方法论的一个实验，比如我得到的一些材料，有些材料是访谈对象把我当作研究者告诉我的，有些材料则是访谈对象把我当作一个陌生人或一个外人告诉我的，有些材料可能是访谈对象把我当作好朋友告诉我的。换句话说，研究者的角色会影响其得到不同的材料。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有三分之一是写这方面的内容。当时有些老师说我写这个没必要。如果没有这部分，论文前半部分也是可以成立的，可是当时我就是为了好玩。结果我先把它在期刊上发表了。后来我一直关心田野方法的本质是什么，关心了一段时间。可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就有了更多的反思，包括马尔库斯和费彻尔[9]，还有保罗·拉比诺[10]，现在反思的潮流更多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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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您能不能把自己的理论纳入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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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觉得能。当那些反思的书都出来的时候，就有点走极端了，有些否定整个人类学的趋势。这个又回到人类学最早的一个问题，人类学的知识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但一个学科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反而是好的。应该说，所有的学科都有其局限性。讲到方法论，背后还有一些东西。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的一个研究趋势，叫作Ethnomethodology，听起来像“民族的方法论”，实际叫“俗民方法论”或“常人方法论”。所有的科学研究，不管人们认为它有多科学，最后还是依赖于普通老百姓的五官感受，比如人怎样理解潮汐。我们要把研究者跟平常人放到同一个平面上，我们理解世界的方法，就是他们理解世界的方法。这当然是对科学方法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时，我比较向往、比较信仰那样一个方法论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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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蒋老师，人类学田野一般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如果调查时间有限，您认为要怎样才能比较快地去获得我们需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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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曾经举例提过几种可能的方法。有一种方法是，在驻点村子的杂货店，跟杂货店的老板商量能不能在那边坐一整天，从早上坐到下午，连续坐三天，看看到底有谁来买东西，有没有赊账的，人家都买什么东西，是不是来的都是亲戚朋友。透过一个很小的点，看能看到什么样的东西。或者，假定做的是一个有关少数民族的，就选择一个仪式主题。比方可以问那边婚礼是怎么做的，两个人要结婚了，先要办什么东西，再办什么东西。或者看人死了怎么处理。如果不想问人死掉的事情，那就问生孩子也可以，先怎么做，再怎么做，整个程序，一步步问问看。这样做的目的是，集中在一个非常小的点，而且在很短时间内能够提出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什么敏感性，它可以从头问到尾。它的题目大小是容易掌握的。尝试着做一次后，基本要体认到，如何跟人沟通，了解人家脑子里面了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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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还有很多事例，如对当地环境的熟悉，也需要花时间才能累积体会。可是不管调查做几天，不管多短，我相信只要到过这个地方，进行过访谈研究，不管当时感到多么受挫，回去以后你会发现，你对这个东西、这个地方已经有所了解了，绝对比没有来过这个地方的人了解得多。比如说你做的是一个渔村调查，光是去了解这个村子的外观，它是一个多少户的小渔村，在海边的什么地方；或者是海里插了很多竹子，你去问问竹子是干什么的，有没有什么放在里面养；又或者收渔网回来，什么时候收，看网里有些什么鱼，它怎么拿回来，然后怎么样分。类似地选这样一个小题目，我觉得做了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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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田野里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东西，您是如何确定感兴趣的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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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在没有去之前会有个大纲。我对排湾族感兴趣就是因为它有阶级，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从一开始，我就要去了解它的贵族阶级，因为很奇怪为什么在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里人有分等，有些人世袭，出身就是在贵族家庭，而有些人却是平民，背后的概念到底是怎么来的？我想要了解这一点，进去之后基本就围绕贵族这个事情调查，可答案到底在哪里，从什么角度去解释，当时也不太确定，有些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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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沙捞越的时候也是一样，事先都有个概念。那时候我在美国，有一年暑期，虽然我有奖学金，但我问老师有没有打工的机会。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个特别好的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老师说要整理一下里面的文物，其中有一批沙捞越的文物，想要做一个特展。他问我要不要过来做一下特展的整理工作，就是给每一件文物拍照，拍照之后可以做成一个册子，然后来规划特展。整理时我觉得沙捞越文物的样子看起来跟台湾的很像。那位老师在特展做出来以后，做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他特意做了一个针对美国观众的橱窗，因为我们的学校在费城，因此他做了一个橱窗，展出有哪些沙捞越的东西是可以在美国费城买到的。这个展览的特点是，让去看展览的人不觉得这是一个远在天边的、跟自己不相干的民族。那个远远的、听起来名字很奇怪的地方——沙捞越，参观者可以在街边买到它的产品，展览给人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不是说非洲、新几内亚、南美洲等跟观众不相干，而是说这个东西是跟美国观众有联系的。展览中有一个东西就是燕窝，还有高尔夫球，因为马来西亚生产橡胶，是生产高尔夫球的原料。那时候我对此特别感兴趣，认为透过商品可以把世界上很多的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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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相隔很远、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事实上就在你身边，到街上可以买到很多的东西，它们甚至能够把你跟遥远的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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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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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访谈录分别于2012年7月21～23日、2013年7月5日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分四次完成。非常感谢导师麻国庆教授提供的机会和给予的指导，感谢中山大学2012年“田野调查与海岛民族志”研究生暑期学校第五组学员、2013年“海域的社会与文化”研究生暑期学校第三组学员的配合与帮助。访谈录完成后，蒋斌老师先后两次亲自审阅和校对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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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缵（1986～ ），广东罗定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邮编：510275，电子邮箱：ouzuan@mail2.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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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蒋斌（1955～ ），中国台北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新竹“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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