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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时的现状并不是如此,这只是大体的一种划分,夏、商、周三族虽然居中,但其西、北与戎、狄交错,东与夷交错,南与楚交错,西南与濮蛮交错,东南与越交错。以晋为例,晋国是周初的重要封国,其国除周民族和被统治的夏民族外,还与戎、狄交错杂居;周民族姜姓集团的齐、纪、州、鄣等国与东夷、莱夷等夷人接壤或杂居;周民族姬姓集团的应、蔡、息、蒋、随、聃等国东与淮夷,南与荆楚,西与庸、卢、彭、濮等人接壤或杂居。这些史实都反映了中原诸民族与夷、蛮、戎、狄交错的情景。这都是在文献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汉族的一种自在的状态。这些材料以及后来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五史都记载了汉族历史。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它就是一种自在的汉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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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个自在的汉族史的确如此。那第二种类型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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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第二种类型就是自为的汉族史。所谓自为就是展开和显露的意思,过去不认识汉族,现在认识到了,所以就把汉民族历史呈现出来了,西方民族概念的传入就是新史学的崛起,形塑了自为的汉族史。20世纪 20~40年代是汉民族研究的初始时期,主要标志是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王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明言是中国民族史不是汉民族史,那它怎么就成了汉民族史的开山之作了呢?本来王先生研究的大纲是将中国民族史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称为内延史,以汉族为主干,详细论述了汉族的内聚,指出各个民族是怎样融合成一个汉族的,即汉民族是怎么形成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下篇始终没有出版。为了这件事,我20年前就到处去查,就是找不到,没有下篇,马戎教授最近在研究中华民族历史的过程中也去查,也找不到。说不清楚当时是什么原因,下篇就忽然没有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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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是汉族历史的开山之作,第一次把汉族历史建构起来了。20世纪20~40年代,中国民族史和中华民族历史的研究诸家蜂起。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了吕思勉的《中国民族演进史》;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1947年,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了林炎的《中国民族的由来》,世界书局出版了施瑛的《中国民族史讲话》;1948年,光华书店出版了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以及其他相关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都涉及汉族的起源、形成、结构和发展等问题,但都没有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对汉族历史研究得系统、全面、专门,我觉得王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是汉民族历史研究的第一座里程碑,20世纪20~40年代可以说是汉民族史研究的王桐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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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汉民族史研究的王桐龄时期,这个说法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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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20世纪50~60年代,是汉民族研究的初步开拓时期,其标志是范文澜的汉民族为“特殊民族论”和吴主惠的《汉民族的研究》,这在汉民族史的研究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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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讲范文澜先生的研究和汉民族史研究有什么关系。这要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苏联学者叶菲莫夫访华讲起。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专家遍布中国各部门,连我们的人文社科部门都有苏联专家来,苏联专家很不得了。但叶菲莫夫不懂中国的情况,他在文章《论中国民族的形成》中说,资本主义前中国没有民族只有部族,因为他按照苏联的那一套方法,多少人口以下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的都是部族,没有民族。叶菲莫夫的这个观点对中国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民族都是致命的一击。这样一来,中国人有一点难办了,我们民族都不是,中华民族怎么团结起来?还搞什么民族识别?中国有那么多民族,搞民族区域自治不是变成部族区域自治了?在中国的传统里没有讲部族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范文澜先生非常英明、智慧,写了《自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他巧妙地以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定义为依据,按照斯大林的四个特征来分析汉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提出了中国汉族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民族,这一特殊民族具备了四个特征,即:“书同文”(共同语言),“长城以内的广大地域”(共同地域),“车同轨”(共同经济生活),“行同伦”(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汉族形成于秦汉时期,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不够强大,未能起到民族纽带的作用,因此谈不上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汉民族的形成是在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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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先生运用他的大智慧,认为汉民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所以叶菲莫夫也无话可说了。但搞怪的是,中国的学者们几乎都反对范文澜先生的文章,杨则俊、张正明、宫显、曾文经、魏明经等都说这篇文章不对,只有中学教师章冠英认为范文澜先生讲得对。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这场大讨论的论文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范文澜先生为了坚持真理,为了捍卫汉民族民族身份的认同,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和不怕孤立的勇气。历史证明,范先生是正确的。他的汉民族是“特殊民族论”的论述对中国汉民族史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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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大陆学者为保卫汉民族民族身份认同而战,进入20世纪60年代戛然而止,此时,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开始不动声色地运用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对汉族展开了较规范的民族学研究,吴主惠的《汉民族的研究》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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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主惠出生于台湾云林,早年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后来任教于这个学校以及东洋大学,是当时的“民族学权威”和“文学博士”,他的民族观念极强,求学于日本40年,宣扬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由于受到日本民族学的影响,他将自己对汉民族的大爱和满腔热情,用日文写了《汉民族的研究》这本书,后来由蔡茂丰先生翻译,1968年在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出版,20世纪80年代才传到大陆。我那个时候有幸能看到这本书,是我的一个朋友不惜花巨资帮我复印了一本,让我看到了这本书的全貌。《汉民族的研究》一书以汉民族的概念、起源、本质、构成、基础、个性及海外活动为文章的基本架构,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汉民族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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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60年代,范文澜的汉民族“特殊民族论”和吴主惠的《汉民族的研究》建构了汉民族史研究的范文澜-吴主惠时期。这就是我认为的自为的汉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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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这个论述很重要,一方面说明台湾学者的捷足先登,另一方面又说明,在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这些有眼光、有思想的历史学家已认识到建构汉民族史的重要性了。汉民族史研究的范文澜-吴主惠时期的确是建构自为汉族史的一个关键时期。第三种类型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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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第三种类型是自觉的汉族史。自觉的汉族史,我把它定位为人类学视野的历史人类学表达。文化认同是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和反思,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历史文化责任的主动担当。我是1965年从中南民族学院毕业的,我的老师岑家梧先生是当时中国非常有名的人类学家,但是很可惜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类学被当成资产阶级学说彻底铲除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被全部灭掉了,所有在北京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老师都被集中到中央民族大学。我在20世纪80年代有幸很快地对人类学有了认识,从历史学进入人类学,所以文化的自觉使我更加感到对汉民族的研究一定要有自觉的担当。这么大的民族连自己的历史都没有了,就好像我问你,你父亲是谁,你知道,但问你祖父是谁啊,你不知道了,再问你曾祖父是谁,那更不知道了。哎呀,如果这些都不知道,多么可惜,多么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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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汉族史就是对汉民族历史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但是我觉得历史的自觉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一个民族只有在认识自己的历史,理解并理清本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特征和文化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多元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民族一起,达到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历史都不知道,那很可笑。曾经有一位中国传媒大学的女研究生,说她是水族的,可她根本不知道水族的历史,于是在做论文时回到家乡贵州黔南荔波县做调查。她问家乡的那些人,那些人很好玩,就到百度里去搜索水族的历史,然后将从百度搜索到的东西讲给她听,说水族是从江西来的,搞得她一头雾水。我就告诉她,水族是南方民族当中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因为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说明水族是最古老的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一个核心,它的基因是最古老的,据说有2.5万年到3万年的历史。她一听,感到很自豪。我们汉族如果连自己的历史都搞不清楚,你的位置在哪里?在海外的华人绝大部分是汉族,也有小部分是少数民族,如果自身历史不清楚就很麻烦啦,没有根的民族是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所以,我觉得自觉的汉族史就是人类学视野的历史人类学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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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么呈现呢?我很荣幸地担起了这个担子,我写的《汉民族发展史》于1992年出版了。这本书前后经历了12年,写了6年,出版、审查就等了6年,这是要多么大的耐心啊!我写的这本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所长牙含章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推荐给了四川民族出版社,可是一审就审了6年。我曾想这本书要是能出版,将来我死的时候在墓碑上写上“汉民族发展史作者之墓”足矣。经过6年的等待,1992年终于出版了,这本书的出版很快引起了新闻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央民族大学著名教授陈连开说:“《汉民族发展史》可谓捷足先登。”1995年8月,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大公报》以“中国第一部汉民族史问世”的醒目标题在头版报道了这个消息,说《汉民族发展史》“是一部全方位审视汉民族的史书”,它的出版发行“结束了世界上最大民族没有民族史的状况”。这是一种自觉,因为我的《汉民族发展史》创造性地提出了汉民族起源多元说,并将多元的起源分为主源和支源两大类。主源我认为主要分为两个,一个是炎黄族群集团,一个是东夷族群集团。我详细论证了主源和支源。何为主源?就是说这个族群集团所有出现的人群最后无一例外地成为它的民族组成部分,没有成为少数民族。所以,现在我们动不动就讲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那是不行的,少数民族的同胞会有意见。炎黄子孙只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我还分析了支源,百越、苗蛮、戎狄,这些先秦的各个族群不是全部都成为汉族,有些先后分化、融合而成为少数民族。百越就是现在很多南方民族的祖先,壮族、侗族都跟百越有关系。海南岛有两个少数民族,一个是黎族,还有一个是苗族。支源不是全部变成了汉族,我把这个分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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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汉民族发展史》一书里,您还提出了汉民族形成的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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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汉民族是怎么形成的?我把它建构起来了。先秦,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是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部曲;春秋战国,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是汉民族形成的第二部曲;秦汉时,华夏民族在“大一统”中发展、转化为汉民族,这是汉民族形成的第三部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把华夏民族统一起来了,所以秦始皇不得了,他的功劳太大了,他把文字统一了。民族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本质的标志和表现,是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纽带,汉字在汉民族的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对汉民族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内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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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内部的差异太大了,方言林立、复杂,如果不是秦始皇统一文字,而按照方言的情况去划分,可以说不知道会有多少个民族。恰恰汉民族不管语言怎样不能交流,文字却是通用的,无论讲什么方言的人,只要将其方言写成汉字,除个别的土语俗话以外,在交流上没有什么障碍。因此,可以说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族。汉字的统一性,维系了汉族整个民族的生存,汉字就是汉族灵魂和根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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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汉民族发展史》中分析了汉民族的起源,论述了汉民族形成的三部曲和汉民族发展的三部曲,建构得有板有眼,建构得比较规范。历史是不是如此规范呢?很难说。这本书被审查了6年时间,为什么?因为担心我建构历史建构出麻烦啊。人家要是不认同怎么办呢?但是经过20年的检验,到了2012年得到了两个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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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认同是学术认同。2012年冯天瑜教授主编的“中国专门史文库”就把我的这本书收录进去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全文重印,在学术界中沉淀了下来。我感到很高兴,我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12年磨一剑,终于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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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认同是政府的认同。有一天,我偶然进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点击了汉族的词条,打开一看,傻眼了,怎么全都是抄我的?当时我很兴奋,这是对我所建构的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汉族历史最权威的肯定。然而又有些遗憾,因为网页上没有说明资料来源。我很郁闷,马上拨通了中央政府网的电话,询问汉族词条怎么没有注明资料来源。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士,她回答说:“这条是国家民委提供的!”我想再去追问国家民委可能也是白费,还是算了,别浪费自己的时间。但是,我在后来的著作当中,把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的“汉族”一词中关于汉族历史的解读,全文下载抄录在我的后记中加以说明,政府网站的汉族词条是我的基本观点。几十年的辛勤耕耘,能获得学术认同和政府认同,我还是很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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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对汉民族历史建构的经历体现了一个学者的担当,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那么,以您这几十年的治学经验,可不可以从理论上谈一谈应如何进行汉民族史的学术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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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汉族历史自在、自觉、自为的建构,够了吗?不够。我一直在思考汉族的历史研究要怎么深入,所以,这些年我对于如何建构汉族史也有了一些理性思考,具体来说就是规律论、过程论、结构论和整体论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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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规律论。规律论就是按照民族发展规律来建构汉族史。中国的历史传统、史学传统,都是按朝代来建构历史,所以中国历史的传统模式就是朝代史,帝王将相的王朝更替史。以前,社会史、妇女史都是按朝代来建构的,民族史更加如此。我认为不能把民族史按照朝代史割裂成一块一块的,应该按照民族发展的规律写清楚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不能用朝代的框架把历史碎片化。因此,我在建构汉民族史的时候就强调要运用民族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理论。1988年我在中国民族史第二届学术年会上提交了一篇题为《按民族发展的规律来编写中国民族史》的论文。但会上有人反对说,历代王朝是历史的坐标,怎么能够废掉?不过很庆幸的是,我的这个观点后来被不少有权威的老教授采用,他们在编写中国民族史时就打破了朝代的框架,按照民族发展的规律来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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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按照民族发展的规律来建构民族的历史,对民族史的书写确实是一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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