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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基本上是两条路：一是自费，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只要自己或家里有钱，有外国的学校接收，即可成行；二是公费。张家全家五、六口人只靠一点点父亲的遗产和大哥的工资维持生活，张维自己在唐山交大当助教的工资也不多，自费留学绝无可能，只能硬碰硬地去考公费。而公费留学的地点就由不得自己了，哪儿有名额，考上哪儿是哪儿。1937年5月，张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第5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生。同届的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生中还有后来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著名化学家卢嘉锡，张维和他在伦敦时为室友，后来成了一生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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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士嘉收到张维考上公费留学的信后，立即辞了在志成中学的教学职务，着手做自费留学的准备。可当她向母亲要那笔自己辛苦工作节余所存的钱时，这位过分疼爱儿子的母亲却说：“噢，那笔钱哪，我给你六哥开诊所用了。”她急得跟张维商量，张维说：“看来只能求助于你舅舅了。”原来，陆士嘉的舅舅施今墨是北平中医界四大名医之一，手头还算宽裕，又一直喜欢这个勤奋好学而又有骨气的外甥女，当即答应供她留学，可陆士嘉坚持要以借的形式接受舅舅的钱，说将来一定要还的。舅舅拗不过她，只好答应道：“好，就算借吧。”这才把经济问题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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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出国后学什么科呢？张维在大学时学的是土木工程，教书教的也是这一领域的基础结构力学，出去自然还是学结构工程了，于是决定去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上北师大时陆士嘉一度对天文挺感兴趣，但眼看着日本飞机在中国的领空耀武扬威，轰炸我大好河山，杀伤我无辜平民，陆士嘉觉得眼前造飞机远比研究星星来得有用，于是在看了大量文献后，决定去德国学航空，因为那里有近代流体力学的奠基人路德维希·普朗特教授（Ludwig Prandtl，1875—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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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远渡重洋前夕，张维和陆士嘉举行了订婚仪式。由于双方都是幼年丧父，两位母亲就做了主婚人。女方证婚人是舅舅施今墨，男方证婚人请了北师大附中的老师张少文。订婚仪式上除了交换戒指外，陆士嘉又郑重地送给张维一支钢笔，笔杆上刻着她亲笔写下的四个娟秀的小字：“勿忘祖国”。接过这虽不贵重，却饱含情意和期望的礼物，张维几乎落下泪来。他知道两个人的心是相通的：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抛家离国远渡重洋，只为掌握过硬的知识，让自己苦难的祖国赶紧强大起来，不受人欺负。两个人长久地互相望着，眼中全是坚定的鼓励和热切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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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婚照（1937年 在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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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占领了唐山交大校园，学校遭到毁灭性破坏，多年努力积攒起来的仪器、设备、财产等都被劫掠一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唐山交大师生被迫长期迁徙，先后迁校十余次，辗转行程五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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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16日，就在日本人发动“七七事变”后9天，他们仓促地告别了亲人，登上南下的火车去南京办理出境手续。拜谒了中山陵后，又急忙赶到上海，8月11日，双双登上了开往欧洲的最后一班英国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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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听着已经不远的隆隆炮声，眼见着机身上贴着膏药旗的日本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两个人怀着满腔的悲愤，踏上了异国求学的路。这一走啊，不知何日才能归来。望着渐渐模糊的吴淞口，一向不爱哭的陆士嘉的眼睛模糊了。张维把手放在她肩上，想要说几句安慰的话，未曾出声却已泪流满面。他们暗自发誓：“祖国啊，亲人们，等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到手，回来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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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定计划，两人一踏上欧洲，在巴黎看望了先期已在法国巴黎大学郎之万实验室攻读研究生的北师大附中校友汪德昭、李慧年夫妇后，即分道扬镳：张维去了英国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的土木系当硕士研究生，陆士嘉则进了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当研究生，同时学习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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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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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留学及在德国、瑞士工作经历（1937—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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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于1937年9月中旬抵达伦敦，在当时颇有声望的帝国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皮帕德（A.J.S.Pippard）教授指导下学习。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1938年获帝国理工学院文凭（Diplom of Imperial College），相当于获得了硕士学位。与此同时，张维仍利用周末去伦敦西郊的德国侨民聚居区请人教习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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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学年的寒假，为了求索更好的学习条件和深入的工程实际知识，并得到工程应用锻炼，以便将来为祖国服务，张维跨过英吉利海峡到德国进行考察，同时探望未婚妻陆士嘉。他对柏林高等工业学校特尔克（Friedrich Tölke）教授的壳体理论研究很感兴趣。19世纪末，基于Kirchhoff-Love假设建立了薄壳理论，但由于薄壳基本方程在数学上非常复杂，求解非常困难；进入20世纪后，在生产技术的推动下，壳体理论逐渐得到一定的发展。当时，张维看到了薄壳结构本身对承受外载荷的优越性，而解决其中的理论与求解问题在学术上又具有很大的挑战性，预见到壳体理论必将在固体力学和结构工程的研究中大放异彩，决定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几经周折得到中国驻英大使馆同意，将其庚款公费转至德国，驻德使馆同意接收，获准于1938年7月入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土木工程系工程力学教研室，在特尔克教授指导下从事壳体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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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们和德文老师（1940年）（左起：熊伟，林克蒂，张维，王秉周，右1：杨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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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陆士嘉开始与位于德国南方的哥廷根大学接触，为了将来能够对中国的强大有所贡献，她一心一意要投身于世界著名的流体力学权威、哥廷根大学普朗特教授门下学习航空科学。但是，要成为这样一位大科学家的研究生，谈何容易？普朗特教授从来不接受女研究生，更不要说接受处于科学技术落后地位的中国女学生了。陆士嘉抱着“一定要为中华民族争口气”的信念，向普朗特勇敢地提出考试要求，说：“如果我考试成绩不好，我绝不乞求。”面对这位倔强而聪慧的中国姑娘，普朗特只得同意给她出题考试。陆士嘉的考试成绩之好使普朗特深感意外，于是他破例正式接收了她作为博士研究生。1938年，陆士嘉成为普朗特唯一的一位中国学生、唯一的一位女学生，而且是关门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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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夏，张维到柏林后，根据陆士嘉的经验，没有参加柏林大学为外国留学生开设的德语班，而是请私人教师单独授课。他的德文老师就是后来在北京大学担任德语教授的赵林克悌（Käthe Starkloff-Linke）。她在哥廷根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任中学教师。希特勒上台后疯狂迫害犹太人，因她有1/8的犹太血统，即被免职，只好为留学生教德文。Linke小姐的教学法灵活多样而又要求严格。她每天早上来张维住处一小时，先是改前一天的作业，教文法，随后学新课文，再是会话，下课前留下家庭作业。就这样，张维紧张地学了3个月的基本文法，积累了一些词汇。学校一开学，他便顺利地注册上课了，但仍然每周上两次德语课，坚持了一年，打下了较扎实的语言基础。赵林克悌小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丈夫赵锡霖（留德洪堡学者，回国后先后被聘为清华大学、北京钢铁学院教授）来华教授德语，与张维夫妇成为一生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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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在德国的学习，使他进一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思想和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张维在《在德八年酸甜苦辣的留学生活》[1.6]一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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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我从德国学到了不少东西。研究工作归根结底就是追求相对真理和掌握规律。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非常严肃认真，做什么事都要求彻底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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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德八年》[1.4]一文中，张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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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受益的德国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我直接接触的老师那里获得的。我的专业导师特尔克（Friedrich Tölke）教授是我受益最大的德国学者。他任教的基础课工程力学分3个学期授课。他授课内容系统清楚，讲授生动，语言精练，字句清晰，深入浅出，联系实际。如果将他的讲课录下音来，可以说是本很好的教材。他还不时地讲个笑话，使我们紧张的情绪放松一下，因此大家在他的课上时常跺地板（德国学生不习惯鼓掌）表达赞赏。研究工作方面，特尔克教授善于从工程实际中提炼力学的理论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发展了理论。他的研究范围涉及诸多工程方面，如结构工程、力学工程、船舶结构、输油管道的振荡及石油勘探中的地震波等。在他指导下，我的眼界大大超出了单一的土木工程中结构力学的范畴。他对研究生的指导是放手让研究生自己去做。每隔三四周见一次面，听他们汇报这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和想法，然后加以指点。研究生要自己找参考书，想研究方法，听补充课程，他认为这样培养出的人才具有独立的、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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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二位导师狄辛格（Franz Dischinger）教授对研究生的要求更高，连博士生论文的题目都要自己去选。他常说：‘我这里不开博士工厂。不管出论文题。’从而拒收想跟他要论文题目做博士生的人。谁有了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可以呈送给他，请求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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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影响更多的是哥廷根大学的普朗特（Ludwig Prandtl）教授和波尔（Robert Pohl）教授。普朗特教授是陆士嘉的导师，我和他接触只有几次，然而他所代表的德国学术思想，以及他从他的老师、近代应用力学创始人福贝尔（August Foeppl）那里继承的治学方法对我影响极大。人们将它称为哥廷根思想（Goettinger Geist，简而言之，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学派的研究工作既解决实际中的力学问题，发展了力学的基本理论，又解释并预测了自然现象，促进了生产。他们往往从特殊着手发展到一般，再返回到特殊。这种循环式上升很符合辩证法。他对力学界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德国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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