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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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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第4章 爱国奉献的学者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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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在人们为他庆贺八十寿辰时说，他自己奉行的座右铭是“服从工作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而悬挂在张维家客厅正中的祖训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46〕。纵观张维一生的工作和贡献，接触到许多他生前的同事、学生、朋友对他的追忆，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不禁深深地为他高尚的品德而感动、为他人格的魅力所折服。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无论在顺境、逆境中都矢志不渝地尽其所能为祖国学习与工作。他是一位正直的学者，一生无论在做人或做学问方面都执着追求、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踏踏实实；不趋炎附势、人云亦云，深恶痛绝虚夸浮躁、徇私舞弊。他是一位仁厚的长者，从他学成归国起就始终热心地扶植后辈、帮助弱者。他虽然在中国学术界、在清华大学有很高的地位，是一位“大权威”，但他却始终将自己定位于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普通的共产党员，服从组织分配的工作，遵守纪律，遵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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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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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矢志不移的忠诚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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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从他少年时代起，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对祖国的侵略，腐败的中国政府对外不能抵御外侮、对内不能强国富民；面对“国破民穷”的悲惨局面，张维、陆士嘉和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钱学森等人一样，从小立志“科学救国”。他们想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自己，为灾难深重的祖国富强起来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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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陆士嘉两人都是幼年丧父，家境不富裕，靠自己的努力才争取到出国留学的机会。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学德国呢？因为张维在“文革”中由其“二战”期间留德之事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作者认为对此有必要加以说明。除了受到张维二叔的影响，了解到德国工业发达的情况外，最重要的原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德国是当时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众多中国学子向往其学术教育的兴旺发达〔47〕。“客观地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3年纳粹上台前，德国大学及其科学水平仍是领先于欧美其他国家的。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为例，从1918—1933年，德国获奖者为14人，英国为10人，法国为3人，美国为4人”〔48〕。在那个时期的中国留德学人中，涌现了蔡元培、叶企孙、王淦昌（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陈省身（德国汉堡大学数学博士）、赵九章（德国柏林大学气象学博士）、贝时璋（德国图宾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裘法祖（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李国豪（德国达姆施达特工业大学工学博士）等我国著名的科技专家。所以，蔡元培坦言：“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49〕。而从20世纪20年代直至1941年，中德两国政府基于商业利益有良好的关系，也造成了中国青年愿意前往德国留学的心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1921年5月20日中德两国所签定的协定是一战后列强与中国签定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这一条约对于德国在华商务活动的蓬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德国人在条约中放弃了“所有的特权、利益和优惠”，放弃了索取“庚子赔款”的权利，并付给中国一大笔钱用以支付战争中被扣德国人的费用。表面上看，德国人失去了很多特权，但从商贸发展的角度，德国人达到了其目的。1921年，德国政府将1900年德军入侵北京时掠去的北京天文台仪器归还中国、1923年西门子中国公司经理吕歇尔博士组织了德国工程师中国协会、1925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创办中国研究院；1926年引发“三一八”惨案的日舰炮轰大沽口事件中，日本联合英、美等七国武力威胁北洋段祺瑞政府，德国也没有参与其中；这些历史使德国人以其“平等”姿态博得了中国人的好感。47张维在“文革”中由于其“二战”期间留学德国之事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是一些人对于历史的无知或者不顾那一代人所处时代历史背景的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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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和陆士嘉在“二战”留德期间，坚持了中国人的气节。1942年德国纳粹政府与中国政府断交，承认汪伪政府，张维等坚决不做汉奸政府的“顺民”，到德国警察局去宣布自己是“无国籍者”〔50〕，从而也就意味着作为身处异国他乡的中国学生不受任何国家政府的保护，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张维的导师是一个纳粹党员，他经常在听完张维的工作报告后问张维：蒋介石为何还不与日本讲和？张维就给他讲一番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等等。两个人各持己见，谁也说不服谁。最后他总是说：“好了，今天不谈这些了。”过了几周张维再次汇报工作时，后半段时间又如此这般地重演一遍。在当时那种客处凶境的情况下，张维能坚持自己观点，不与导师妥协，尤其显示出他的爱国心之切与精神上的坚忍不拔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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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坚持完成他关于“圆环壳轴对称弯曲的一致有效解”这一在当时的计算条件下工作量很大的博士论文，张维在“二战”后期和陆士嘉一起在德国过着艰苦的生活。据张维回忆：除了不得不躲避的空袭轰炸之外，填饱肚子也成问题。因为重要的食品实行配给制，凭票供应。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周只能买到一个两公斤的褐色面包，里面掺有大量的土豆粉。买来之后还必须放个两三天，等到放硬了再切”，他们把一个面包分成七份，每天一份，再加上没有油水，“每天晚上10点，张维的肠胃就咕噜咕噜地响，比闹钟都准”[4.1,4.2]。战争一旦结束，张维夫妇就想尽办法到驻有中国大使馆的瑞士去，为了利于今后回国效力，在为中国东北丰满水电站生产水轮机的瑞士苏黎世的爱舍尔-维斯机械厂找了工作。1946年5月，当他们得知战后欧洲大陆可通过法国恢复与中国的交通，张维夫妇便不等银行存款解冻，与瑞士厂方解除合同，立即带着身边仅有的一点现金去巴黎，向该处友人借款，携幼女启程，历尽路途艰难、漂泊过三大洋，甚至在西贡住过难民营，经法国、绕好望角至越南，历时40多天才回到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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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的座右铭“服从工作需要”深刻地体现了他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甘于奉献的精神。1948年12月清华先于北平解放了，张维夫妇如饥似渴地学习解放后的新事物，在清华大礼堂听报告的听众里，经常可以看到这两位留学回国的教授在认真地记笔记；他们以满腔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了开创新中国工程教育事业的工作中。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原有的一百多位正教授只剩下了40多位，其中只有张维、钱伟长和杜庆华三位力学教授。在担负教学工作的同时，张维这位留德的洋博士、大教授还先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相当于总务长，其任务是负责行政后勤工作）、三校（清华、北大、燕京）建设委员会工程处负责人；1954年，清华为节约经费、加快建设进度，决定学校自营基本建设一年，张维又被临时调离教学、科研和土木系主任岗位，做了一年基本建设工程委员会主任。那时他既不是学校的领导、也不是共产党员，却任劳任怨地从事着一般学者们不屑做的繁杂的事务工作。这是因为：自从1951年9月29日张维亲自聆听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后，他就时时以周总理提出的七个方面要求对照自己，提出对自己的要求。1951年11月23日张维写道：“从个人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是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4.3]，而他正是努力实践着“为祖国、为人民服务，不计个人得失”这一思想。从1956年起至1983年，在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岗位上，他一直担负着教学、科研、外事等方面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1983年至1986年，又以古稀之年，应国家之召，远赴当时还是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去创建深圳大学。在这些岗位上，他总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不讲条件、不摆大教授的架子。是什么思想支持他做这些工作？我们也许可以从张维对余寿文的一席谈话中窥知一二。1992年，余寿文从工程力学系主任调任清华大学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教务长后去张维家拜访他，请教张维如何处理好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的关系时，张维对余寿文说：“从个人看，研究工作会受影响，但为大学，为学生做一些好事，每个学生受益了，他们将来为国为民的贡献，也有我们一份劳动在其中。要服从需要，要看大局”〔51〕。所以，张维的爱国观体现在：只要是为国为民，个人愿为此付出牺牲，服从国家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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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在代表我国担任世界工程师组织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等国际组织职务时，处处注意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1981年当他第一次率领我国代表团参加此前由台湾工程师学会占据会籍的世界工程师组织联合会（WEFO）会议时，一方面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发表声明“中华民国”一词今后不得在WEFO文件中出现，提及台湾时，必须冠以“中国·台湾”；另一方面，又以学者和同胞的亲和力，在会内、会外表示希望台湾学者今后仍积极参加WEFO的活动，与台湾代表主动接触，交换名片，合影留念。在以后的WEFO副主席工作中，他又以他对于世界各国工程教育发展情况与中国工程教育比较的翔实、科学的史料与精辟论述，在WEFO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程师和工程教育界同行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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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在担任中国老教授协会会长等社会工作中，时时不忘发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声。据曾任中国老教授协会副会长的李开鼎回忆：1999年，美国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惨杀我国新闻工作人员，疯狂践踏我国主权。5月19日，张维以两院院士、中国老教授协会会长的名义，通过媒体，公开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罪恶行径！他警告战争罪犯，与人民为敌，逆时代潮流而动，其结果是“玩火者必自焚”！2000年，八国联军践踏北京、焚毁圆明园100周年国耻日，中国老教授协会中国学研究委员会举行座谈会，张维在会上深情地说：“我在圆明园废墟东侧居住了半个多世纪，圆明园废墟是一本国耻教科书。我们和子孙后代都不能忘记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屠杀的惨痛历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忘记过去，就不会懂得国家‘贫穷落后，就会挨打’这条血写的真理。忘记过去，就不会珍惜今天美好幸福的生活。忘记过去，就会对亡我之心不死的强敌丧失警惕〔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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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与李开鼎在张维亲手栽的玉兰树前合影（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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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张维辞世前夕，他以88岁高龄，连续参加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莫斯科三个国际学术会议，不用别人捉刀，亲自写大会发言稿，向全世界宣扬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是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工程师组织联合会大会上，他获得了该组织第一次为中国人颁发的“世界工程师组织联合会工程教育优秀奖章”。当我们清华固体力学几位老教师9月下旬去他家中祝贺他获奖时，他所谈的都是如何搞好我国的力学教学问题；看见他以有力的脚步声匆匆上楼为我们取书籍的姿态，大家感叹：“张先生身体真好！”何曾想到：这一面竟成了永别！张维以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燃烧自己，照亮后人，为祖国人民鞠躬尽瘁的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去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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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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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正直无畏的坦荡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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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在其一生中，无论对社会和对学术，始终坚持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诚实与正直，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正义与真理，绝不为一己之私利而曲意逢迎。老同志们认为张维是一位正直的挚友，是可以共患难的真正的朋友。正如他自己奉行的座右铭“理论联系实际”，可说是遵循了“无欲则刚”的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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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1章曾提到，张维夫妇留德期间，曾居住在哥廷根著名物理学家波尔（R. Pohl）家中，波尔教授在实验物理方面驰名世界，他的《大学物理》已出版十五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许多插图都是波尔教授亲自做的实验照片[4.2]。波尔为人正直，坚决反对纳粹。波尔曾将生平积蓄购置了0.75千克铂，因战乱唯恐有失，在张维夫妇回国时，托付他们带回中国保存，以期有朝一日作为儿子上大学的学费与生活费；并郑重声明，由于时局与今后遭遇都变化莫测，这些铂如有遗失绝不要求赔偿。张维夫妇感其为人与托付之诚意，毅然承诺下来。回国后十多年，因中国与联邦德国长期未建交，通信断绝。直到1958年民主德国一位教授访华，张维夫妇得悉他熟悉波尔教授并有来往，就托他将铂带给波尔并向组织作了汇报。1995年，张维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东西方教育制度的研究。有一回，当他去图书馆想借几本书时，从整个大学的教授名单中发现里面有个姓波尔的教授。这是不是他在战前认识的那个波尔的什么人呢？张维抱着一试的心情，就拨通了这位波尔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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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问道：“波尔先生吗？我是张维。我看你的名字像德国人的名字。1944年在德国，我曾经认识一位德国教授，他跟你同姓。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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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还没说完，就听见那头声音大了起来：“啊！你就是张维？我是波尔的儿子呀。哎呀，你人在哪里？我一定要见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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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图书馆见了面，又一起吃了顿饭。席间，小波尔说：“当年我来美国念书，用的就是你们托人带来的那些白金。”并一再地道谢。饭后带张维再返图书馆，帮他借到了所有他需要的书。然后，千恩万谢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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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很长时间张维都因这件事而被扣上“特嫌”、“里通外国”的帽子，遭受批判与“隔离审查”。直至“文革”以后才得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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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底蒋南翔来清华大学任校长后，张维在工作中逐渐体会到：“在他（指蒋南翔）主持清华大学工作的十几年中，清华大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4.4]。“蒋南翔同志一生唯实求是，献身党的事业”〔53〕，与张维的思想共通，得到张维衷心的敬重。“文革”中，蒋南翔被打成清华大学头号“走资派”，被送到清华铸工车间劳动直至1974年10月，许多以前与他共事的干部都要与他“划清界限”，避之唯恐不及，但张维却敢于去蒋南翔的住处去看望他。1974年夏天，张维去蒋南翔宿舍看他时，只见蒋在“四人帮”黑干将迟群、谢静宜于《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各段旁，用红笔写了大量批注，将迟、谢的观点批得体无完肤。张维写道：“在当时那样的逆境中，南翔同志丝毫不掩盖他的观点，他不但对我们讲，而且在铸工车间也公开地亮出自己对‘四人帮’反动的一套教育思想的反驳意见。南翔同志这种在任何场合下都敢于坚持原则、勇于斗争的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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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1972年1月，张维曾被“解放”而任命为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11月，迟群、谢静宜等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名为批孔，实为批周恩来总理。接着又在清华发动“三个月运动”，批判“复辟回潮”，将何东昌打成“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后撤职。张维不愿意违心地与迟、谢等为伍，做他们的摆设，就要求离开校革委会办公室下机械厂劳动。1975年10月在“四人帮”发起的“批邓”运动中，张维被免去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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