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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迟、谢等人打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幌子，提出学校要大办工厂，曾经将清华大学原供学生生产实习用的机械厂和提供科研设备加工能力的设备工厂合并为汽车厂，生产过“七二七”牌载重汽车〔54〕，1972年因不符合学校实际而不得不停产。那时，清华大学还办了其他一些纯生产性的产业，如工化系办了一个“聚碳酸酯车间”，当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萨斯库和夫人曾到车间参观过，是文革中全校的“样板”。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这些产业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1977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任命刘达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张维虽没有被正式“解放”，但已经开始介入清华大学科研生产处的负责工作。为解决这些校办产业的问题，张维来到工物馆就车间是否要办下去的问题进行调研，在座谈会上他认真地听取每个人的发言，不停地记着笔记，还不时提出一些关键的问题，让大家讨论。据当时还在工化系工作、后来担任了张维秘书的刘建闽回忆：“张维那种从实际出发，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严谨的调查研究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5〕。经反复的调查论证后，张维认为学校不适于办化工车间，为学校长远发展着想他决定聚碳酸酯车间应立即下马。这在“文革”刚结束时的清华大学是“四人帮”极左思潮泛滥的重灾区、人们的头脑还被“两个凡是”禁锢着、张维自己也没有正式恢复工作的时候，他作出停办“样板”这样的决定确实需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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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7年8、9月份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期间，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当时教育部负责人头脑中仍有较深影响，在下发会议决议的讨论稿中关于招生办法竟仍为“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预选，省市批准”。张维不顾“两个凡是”的禁锢，也不考虑自己并无在高校中的正式职位，怀着对中国教育事业和千百万青年学生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坚持录取学生的权利不应归地方政府，而应当归于培养学生的高等学校，由学校结合专业特点和考生成绩进行录取。为此，他越级通过蒋南翔（也尚未恢复工作）写信向邓小平、方毅反映此情况，逐条提出对教育部下发的“讨论稿”的修改意见。当我们读到清华大学档案馆中保存的张维在那关键时刻所写亲笔信的草稿时，不禁对这位正直的前辈老师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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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对于徇私舞弊深恶痛绝。据他的科研助手任文敏回忆：“有一次听他说起，现在选院士，有些单位到处托人，找门路，给院士送材料，里面放着钱，这玷污了科学院遴选院士这块神圣的净土，绝不能让它滋养生长。后来我听说，他带头揭露了这件事，并交出了这些钱，得到了院士们的支持，受到广泛好评。他对于我们这些学生，请他帮助，总是十分热心，经他推荐出国留学的老师都有这个体会，而对他自己的亲属却实事求是，该推荐的，他不避亲疏，不该办的，他一概拒绝”〔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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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一年要花千元钱订阅专业杂志，这是他借以了解世界上研究动态，指导研究生的工具的一部分。任文敏回忆56：“我们课题有经费，我曾建议他用一部分课题费支付，他说‘不可以，这部分杂志是我个人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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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晚年，致力于研究中国工程教育和世界各国工程教育发展历史的比较，以及工程教育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工业化水平的关系。从张维撰写的大量著作以及清华大学档案保存的张维手稿中（见第3章），我们可以看到翔实的国内外教育发展的历史资料，这是张维在年逾花甲之后花费了大量心血一点一滴通过实地调查研究、阅读文献积累起来的。张维根据这些历史事实和当时我国社会工业企业的实际状况，和中国工程院的同事们向当时的主管我国教育工作的负责人提出了院校工程教育应当“面向工程、稳定规模、调整结构、提高质量”的改革思想。并且大声疾呼：“要稳定工科类专业的总规模，严格控制发展速度，提高办学效益，决不能再铺新摊子”（见第3章）。记得在张维等前辈们写下这段话以后不久，本文作者在我国中部地区某一教育部直属高等工科学院（彼时已经改名为某某大学）参加会议时，看到该校正在大兴土木，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好几座又高又大的大楼，我问该校一位某系负责人：“为什么要盖这么多的楼？”答曰：“扩大招生，我们每年要招四万新生。”我大吃一惊，因为据我所知，清华大学每年才能招收三千多本科生。便问道：“这么多钱从哪里来呀？”他毫不犹豫地说：“银行贷款呗！”我又问：“钱怎么还呀？老师从哪里来呀？”答复没有了下文。当时我心里想，就算给学生上课可以开几百人的大课，实验课、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只有大楼，没有足够符合标准的老师和实践条件怎么办呀？在20世纪末期、21世纪之初，我国某些领导人热衷于办学贪大求全，张维等人的声音看起来是很“不合时宜”的。但是，张维和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的前辈们不顾某些领导头脑发热、听不进去不同意见，仍然坚持提出自己符合教育发展历史客观规律的主张，这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在张维已仙逝十多年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教育界的某些乱象，对照一下以朱高峰、张维为组长的中国工程院工程教育咨询项目组1998年向国务院提交的“我国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咨询报告，更增加了对这位前辈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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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维共事了近半个世纪的解沛基，在纪念张维五周年忌辰时著文“正直的学者”。他写道：“张维同志为人处世，实事求是，认真诚挚，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无论什么意思，正面的还是反对的，他总是如实地表达。记得有一次，有位同志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他不满意，对人表示不赞成。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种情况下发表不同的意见是很不容易的。还有一次，他对政府准备采取的某项重大措施有不同看法，他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向中央提出反对这项措施的意见。现在看来，倒也没有什么稀罕，但在当时言路尚未大开，还是需要有些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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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同志的一生，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奋力前行，作出奉献的一生。唐朝韩愈说过：‘事业功德，老而愈明，死而益光。’张维同志品德的光采，不是我这些杂乱的回忆所能描述的，我只是想在纪念他五周年忌辰的时候，呼喊一声，赞扬他的美德，以引起人们善意的回应。也许这已经不怎么‘入时’了，但我相信正直的人们，诚实的人们，他们会有同感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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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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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求真务实的严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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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这种实事求是、认真踏实的科学态度和人生哲学更多地体现在他日常的科研、教学和在清华大学的教学科研领导工作上。他的这种科学精神与他在德国多年学习养成的良好作风有很大关系。1988年11月在接受联邦德国总统大十字勋章的授勋仪式上，张维致答词时说道：“德国科学、技术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有两点：一是彻底，二是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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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指导的最后一位博士研究生徐刚回忆曾经听张维讲过一段“二战”后期自己在德国柏林的经历：当时盟军的飞机轰炸十分频繁，可能一天要跑好几次防空洞。张维说自己随身带了一个小皮箱，里面是一些书籍和笔纸。在轰炸的间隙，打开皮箱用笔和纸进行公式演算。在听到防空警报时，拿起皮箱跑向防空洞。徐刚感叹：“先生在生命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还在进行科学研究，可见科学研究对于先生的巨大吸引力！”〔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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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对他的研究生特别强调查找和阅读文献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个科技人员必须好好掌握的基本功。据20世纪80年代他的博士生吴怡回忆：“张先生说读文献不但要读最新的文献，知道当前的学科前沿在哪里，还要读以前的文献，了解学科进展的过程，它是从哪里开始，怎么走过来的。张先生把这套方法称作‘顺藤摸瓜’。每次向张先生汇报工作，讨论具体问题之后，张先生总会交给我一个文献清单，或者几个他认为在这个领域里的重要人物，让我‘顺藤摸瓜’，去找到对于我的研究工作有帮助的文章。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查文献’，似乎已经成了张先生的一个特殊嗜好。即使在他的晚年，已经不再工作在科研第一线上了，每次从国外出差回来，他都会带回厚厚的一叠文献卡片”〔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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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对壳体理论的研究情有独钟，一生没有离开过。在他家里有个卡片柜子，里面几乎装满了他收集的有关壳体文献卡片。20世纪70年代后，鉴于40年代国际上曾有学者汇集大量有关平板研究的文献资料，出版了文集，他萌发了一个想法，即系统地收集壳体文献，并出版一本壳体理论研究的资料文集。于是他从美国的《应用力学评论》（Applied Mechanics Review）入手收集资料。他亲自去图书馆翻阅，抄录成文献资料卡片，加上他以前收集的卡片，请秘书刘建闽和专门聘请的一位年轻人，用打字机一一录成卡片。后来发现壳体文献资料很多，他便请图书馆管理人员协助复印，把复印出来的材料，一条一条剪裁下来贴在一张张卡片上。因当时清华图书馆《应用力学评论》订阅不齐，他就请图书馆李京华按月去一机部（后改为机械工业部）情报所复印《应用力学评论》上的有关壳体的文献资料，回来做成卡片，这样持续了将近10余年，收集到从20世纪40—80年代以来的壳体文献资料几万张卡片。更为执着的是其中有大约3千多张是俄文的文献，为了让不懂俄文的学生们能看懂，他专门请了机械系懂俄语的老教授和科研助手夏之熙把这些俄文卡片译成英文和中文。从这两箱几万张卡片中，我们看到了张维对壳体研究的执着情怀和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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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指导他从事壳体理论研究的研究生，在推导理论解的同时，要求他们进行实验以验证理论解是否正确。从“文革”前的研究生叶清环直到“文革”后的博士生夏子辉、王安稳等都是这样。当试件加工发生困难时，他亲自到工厂去找工人师傅和工程技术人员商量讨论，设法克服困难，直至解决问题。叶清环回忆了张维如何亲自到清华设备工厂与有经验的王亥辰师傅讨论如何克服斜锥壳实验模型的加工问题〔60〕。王安稳回忆：“为了解决模型加工问题，张先生亲自和我一起到校实习工厂做调研，后又带我到航天研究院做调研。”“张先生在一次外出开会时认识了时任航天部南京晨光机械厂副总工程师的董珉，了解到该厂在生产大型不锈钢波纹管，具备加工高精度细环壳肋骨的能力。……1988年10月份张先生在外出开会途中特地到南京晨光机械厂研究模型加工问题。”〔61〕当认真进行的实验数据与理论计算结果不一致时，张维就实事求是地与研究生一起讨论原因，发现理论模型建立过程中的问题。据张维在“文革”后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夏子辉回忆：“张先生除了要求我做好理论推导及数值计算外，还坚持要做实验来验证所获得的结果。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弯管的应变测定实验。使我吃惊的是所获得的应变实验数据在弯管与法兰连接区域附近与理论及数值计算的结果相差很大，甚至符号都相反。张先生和我一起分析了原因，发现实际弯管和法兰的连接并不符合理论模型中的固定支撑边界条件。在改进了理论模型后，果然获得了理论和实验结果一致的结果”〔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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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对于他的学生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少年后，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深深体会到学生时代导师的这种要求对促进他们后来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徐刚回忆：“有位德国教授来校做报告后，我到先生家里将报告内容向先生汇报。先生对我当场画的工程草图非常不满，毫不留情地训斥了我，指出我的工程制图水平太差了，距离一个合格工程师的标准差多了。事后，又嘱咐任文敏老师找来工程制图书籍来提高我的制图水平。多年以后，当我在进入石油公司面对各类复杂石油钻井设备图纸进行力学建模时，方才真正理解了先生的远见和苦心，庆幸当年在先生督导下达到了一个工程师应有的制图水平。”58由于课题需要，徐刚在论文工作期间曾由张维安排到德国进行过一段实验研究工作。他回忆：“当我到德国时对力学与工程关系才有了深入的理解，发现了那里科学研究同生产实践是如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德国，大部分工科教授在选拔招聘时就要求具有良好的企业工作经历，所以他们能够深入到企业内部去不断发掘课题。另一方面企业为保持竞争优势迫切需要用前沿科技来解决他们的紧迫问题，所以他们会不断关注并检查教授课题的进展程度。当我自己到石油钻井设备企业参加工作时，才发现生产实践同力学理论的真正内涵关系。经过多年摸爬滚打才掌握力学如何同工程相结合，首先要根据实践需要设计相应力学模型，然后通过实验去标定模型中参数，最后才能用力学模型来指导实践活动并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完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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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不仅对待学术问题如此，对待他所从事的行政领导工作和社会工作，也总是以科学的态度，踏踏实实，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据他的行政秘书刘建闽回忆：“作为校长，张先生每天要处理大量的行政事务。而每一件事务的处理都离不开他的调查研究以及大量资料、数据的积累和分析工作。张先生一生酷爱书籍，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的书库都是他带我常去的地方。在我们的办公室排满了书架，书架上厚重的书籍压得地板都下陷了。张先生很会查阅资料，在办公室和家里都设置了书籍检索卡片柜，便于及时找到所需资料。他平时注重资料的收集和归纳，注重前人经验的积累和消化，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多是有科学依据的支撑。他这种求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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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在中国老教授协会共事的李开鼎在“一代宗师张维院士”一文中写道：“他求真务实，无私无畏。这是他高贵品质的核心。他在社会工作中，与他从事科研工作一样，强调调查研究，切实把握确定事物质和量的界限的科学数据，这是科学工作者的生命线，也是社会活动家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鉴定事物本质的生命线，是方法论的灵魂。他痛恨那些一味空喊‘新情况’、‘新问题’，但却提不出具体问题，也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而是官僚主义者愚弄群众的官话、套话。”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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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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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春风送暖的仁厚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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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张维和陆士嘉夫妇二人是清华园内少有的一对留德博士，一级教授，力学界的知名学者，但他们从回国起直至晚年都不遗余力地提携晚辈，帮助弱者。他们心胸宽阔、助人为乐，用行动实践着“有容乃大”的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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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何东昌从西南联大航空系结业后在上海试图寻找一个在大学里的职业，经西南联大的一位老师介绍去找此时在上海的张维夫妇。由于已经失业好几个月，生活拮据，何东昌穿了一身打补丁的长褂、带了西南联大的成绩单去拜见这二位刚回国的大知识分子。据何东昌回忆：“也许是我功课分数还可以，他们一口答应向北洋大学推荐我。他们是新回国的大知识分子，却平易可亲，对我这个陌生的后生十分热心，使我心里十分感激。不久张维从天津来信，告知北洋大学已同意录用我”。何东昌在北洋大学做了一年张维的力学课程助教。他写道：“我还专门听张维同志的课，从中受到不少教益”。1948年初，何东昌又随张维之后申请来到了清华航空系，并在清华接上了地下党的关系。那时他又成为陆士嘉的流体力学助教。何东昌说：“没有他们的介绍，我一生的机遇也许就很不同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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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黄克智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由于入学时被查出有轻度肺结核，经张维推荐在土木系当了一年助教，解放初期又当了工程力学助教。黄克智以一个助教的微博工资，要供养家中外婆、父母、弟妹共九口人，生活很贫困。张维知道后，就介绍黄克智的父亲为清华大学教材科刻写教材的蜡纸版，以贴补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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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创建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后，因为流体力学专业教师都是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就请自己的夫人陆士嘉帮助指导女教师王学芳。张维、陆士嘉一向关怀学生和年轻教师，不仅是业务、学习、研究上的指导，而且关心他们的疾苦、健康和生活。王学芳深情地回忆：“我永远不会忘记，1962年的秋天，我生病了，不想吃饭，食欲很差，提不起精神来，不知怎么搞的，让陆先生知道了。那时我还住在4公寓三楼的女教师单身宿舍。有一天，我突然听到室外走廊上有人叫‘王学芳，王学芳’。我走出去，走廊很暗，只有楼东西墙上有采光的窗户，来找我们的人很难看清房门的号码。我定睛一看是爱我们的陆先生。她手里端着一碗做好的笋焖黄豆，色香味俱全。她很关心地说：‘听说你身体不好，食欲很差，我给你做了一碗笋焖豆，你一定会开胃的。’我接过碗，看着她像母亲一样慈祥的脸，我感动得流下泪来。”〔64〕王学芳的丈夫吴肇基（清华机械系教师）有“双手震颤麻痹症”，张维夫妇亲自为吴肇基写介绍信，请著名的中医师祝湛予大夫给吴肇基治病。吃了祝大夫的上百副中药后，终于使吴的“双手震颤麻痹症”得到了医治，病情好转。张维喜欢运动，他总对性格安静，不爱运动的吴肇基说：“肇基，生命在于运动。一定要坚持运动。不做剧烈运动，但要天天走路，我们年轻时三九寒冬，顶着刺骨的寒风也要走。”吴肇基听张维的话，至今坚持走步锻炼，十几年来病情和身体确实好多了。王学芳写道：“每每想到这里，总是不能忘记恩师的关怀”。陆士嘉去世后，张维也早已离开清华大学力学系主任的岗位，但仍旧非常关心王学芳的研究工作，几次和王谈话，要她利用清华力学系气动技术研究中心极好的条件进行微元件和微流动的研究，张维说这是世界前沿的科研方向，随着我国科学技术、航天、IT、IC技术的飞速发展，开展微元件和微流动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希望他们不失时机地赶快开展起来。1997年以后，王学芳等对“微管道特征”进行了专门研究，在微管流动实验研究和理论模拟方面得到了与宏观流动规律完全不同的结果，不少是鲜为人知的开创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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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右）和王学芳（时任清华气动技术中心主任）亲切交谈（1997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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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与著名的“汪辜会谈”主角之一的汪道涵之间，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汪道涵“文革”前在一机部和对外文委工作时，张维便与他相识了。但也仅只限于会议、招待会等公开场合，并无私交，也无往来。虽然如此，但他对汪道涵印象甚好，他认为汪道涵是党内才子，思维敏捷，知识渊博，出口成章，气质儒雅。“文革”期间，张维“被解放”后某日，去王府井外文书店找书。走在王府井大街上，与一位看似汪道涵之人不期而遇。一见之下，张维大惊：此人形容枯槁，精、气、神皆无，完全不似他印象中的汪道涵往日形象，张维四顾无熟人，趋前问明知确系汪道涵本人后，忙将他拉入街边小巷，急问究竟。细问之下，方得知汪道涵被打成叛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每月只发几十元生活费，生活十分拮据。问明他当下住处后，二人分手。张维当时担任《机械工程手册》副主编之一，这书系专业性极强的书籍，不涉及政治又不引人注目，遂设法安排汪道涵任《机械工程手册》编辑，每月可有150元工资。张维又独自一人潜往汪道涵住处，通知他去编辑部报到上班。二人约好，不事声张，谨防迟群、谢静宜听到风声，生出是非。汪道涵自此有了度日的收入，直到他的问题解决、平反，重返领导岗位。汪道涵任上海市长后，不忘老友，几次趁张维赴沪出差之机，在锦江饭店宴请他叙旧，向人介绍他们的故事，视张维如恩人。但席间经常不断有汪道涵的下属请示工作，张维为此十分不安，对儿子克澄说：“当年出手帮助汪道涵纯粹是基于革命义愤，同情他的处境，助他度过难关，并无求取回报之意。现在时过境迁，汪道涵在上海公务如此繁忙，而我与他并无公事交集，还占用他的时间，十分不妥，今后赴沪，不再让汪道涵知道了”。虽不再联络，但张维关注着有关汪道涵的消息，看到汪辜会谈的报道，他由衷地为汪道涵在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前进中所起的作用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