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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和陆士嘉在“二战”留德期间，坚持了中国人的气节。1942年德国纳粹政府与中国政府断交，承认汪伪政府，张维等坚决不做汉奸政府的“顺民”，到德国警察局去宣布自己是“无国籍者”〔50〕，从而也就意味着作为身处异国他乡的中国学生不受任何国家政府的保护，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张维的导师是一个纳粹党员，他经常在听完张维的工作报告后问张维：蒋介石为何还不与日本讲和？张维就给他讲一番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等等。两个人各持己见，谁也说不服谁。最后他总是说：“好了，今天不谈这些了。”过了几周张维再次汇报工作时，后半段时间又如此这般地重演一遍。在当时那种客处凶境的情况下，张维能坚持自己观点，不与导师妥协，尤其显示出他的爱国心之切与精神上的坚忍不拔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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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坚持完成他关于“圆环壳轴对称弯曲的一致有效解”这一在当时的计算条件下工作量很大的博士论文，张维在“二战”后期和陆士嘉一起在德国过着艰苦的生活。据张维回忆：除了不得不躲避的空袭轰炸之外，填饱肚子也成问题。因为重要的食品实行配给制，凭票供应。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周只能买到一个两公斤的褐色面包，里面掺有大量的土豆粉。买来之后还必须放个两三天，等到放硬了再切”，他们把一个面包分成七份，每天一份，再加上没有油水，“每天晚上10点，张维的肠胃就咕噜咕噜地响，比闹钟都准”[4.1,4.2]。战争一旦结束，张维夫妇就想尽办法到驻有中国大使馆的瑞士去，为了利于今后回国效力，在为中国东北丰满水电站生产水轮机的瑞士苏黎世的爱舍尔-维斯机械厂找了工作。1946年5月，当他们得知战后欧洲大陆可通过法国恢复与中国的交通，张维夫妇便不等银行存款解冻，与瑞士厂方解除合同，立即带着身边仅有的一点现金去巴黎，向该处友人借款，携幼女启程，历尽路途艰难、漂泊过三大洋，甚至在西贡住过难民营，经法国、绕好望角至越南，历时40多天才回到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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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的座右铭“服从工作需要”深刻地体现了他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甘于奉献的精神。1948年12月清华先于北平解放了，张维夫妇如饥似渴地学习解放后的新事物，在清华大礼堂听报告的听众里，经常可以看到这两位留学回国的教授在认真地记笔记；他们以满腔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了开创新中国工程教育事业的工作中。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原有的一百多位正教授只剩下了40多位，其中只有张维、钱伟长和杜庆华三位力学教授。在担负教学工作的同时，张维这位留德的洋博士、大教授还先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相当于总务长，其任务是负责行政后勤工作）、三校（清华、北大、燕京）建设委员会工程处负责人；1954年，清华为节约经费、加快建设进度，决定学校自营基本建设一年，张维又被临时调离教学、科研和土木系主任岗位，做了一年基本建设工程委员会主任。那时他既不是学校的领导、也不是共产党员，却任劳任怨地从事着一般学者们不屑做的繁杂的事务工作。这是因为：自从1951年9月29日张维亲自聆听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后，他就时时以周总理提出的七个方面要求对照自己，提出对自己的要求。1951年11月23日张维写道：“从个人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是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4.3]，而他正是努力实践着“为祖国、为人民服务，不计个人得失”这一思想。从1956年起至1983年，在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岗位上，他一直担负着教学、科研、外事等方面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1983年至1986年，又以古稀之年，应国家之召，远赴当时还是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去创建深圳大学。在这些岗位上，他总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不讲条件、不摆大教授的架子。是什么思想支持他做这些工作？我们也许可以从张维对余寿文的一席谈话中窥知一二。1992年，余寿文从工程力学系主任调任清华大学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教务长后去张维家拜访他，请教张维如何处理好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的关系时，张维对余寿文说：“从个人看，研究工作会受影响，但为大学，为学生做一些好事，每个学生受益了，他们将来为国为民的贡献，也有我们一份劳动在其中。要服从需要，要看大局”〔51〕。所以，张维的爱国观体现在：只要是为国为民，个人愿为此付出牺牲，服从国家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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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在代表我国担任世界工程师组织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等国际组织职务时，处处注意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1981年当他第一次率领我国代表团参加此前由台湾工程师学会占据会籍的世界工程师组织联合会（WEFO）会议时，一方面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发表声明“中华民国”一词今后不得在WEFO文件中出现，提及台湾时，必须冠以“中国·台湾”；另一方面，又以学者和同胞的亲和力，在会内、会外表示希望台湾学者今后仍积极参加WEFO的活动，与台湾代表主动接触，交换名片，合影留念。在以后的WEFO副主席工作中，他又以他对于世界各国工程教育发展情况与中国工程教育比较的翔实、科学的史料与精辟论述，在WEFO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程师和工程教育界同行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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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在担任中国老教授协会会长等社会工作中，时时不忘发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声。据曾任中国老教授协会副会长的李开鼎回忆：1999年，美国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惨杀我国新闻工作人员，疯狂践踏我国主权。5月19日，张维以两院院士、中国老教授协会会长的名义，通过媒体，公开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罪恶行径！他警告战争罪犯，与人民为敌，逆时代潮流而动，其结果是“玩火者必自焚”！2000年，八国联军践踏北京、焚毁圆明园100周年国耻日，中国老教授协会中国学研究委员会举行座谈会，张维在会上深情地说：“我在圆明园废墟东侧居住了半个多世纪，圆明园废墟是一本国耻教科书。我们和子孙后代都不能忘记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屠杀的惨痛历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忘记过去，就不会懂得国家‘贫穷落后，就会挨打’这条血写的真理。忘记过去，就不会珍惜今天美好幸福的生活。忘记过去，就会对亡我之心不死的强敌丧失警惕〔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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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与李开鼎在张维亲手栽的玉兰树前合影（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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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张维辞世前夕，他以88岁高龄，连续参加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莫斯科三个国际学术会议，不用别人捉刀，亲自写大会发言稿，向全世界宣扬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是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工程师组织联合会大会上，他获得了该组织第一次为中国人颁发的“世界工程师组织联合会工程教育优秀奖章”。当我们清华固体力学几位老教师9月下旬去他家中祝贺他获奖时，他所谈的都是如何搞好我国的力学教学问题；看见他以有力的脚步声匆匆上楼为我们取书籍的姿态，大家感叹：“张先生身体真好！”何曾想到：这一面竟成了永别！张维以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燃烧自己，照亮后人，为祖国人民鞠躬尽瘁的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去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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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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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正直无畏的坦荡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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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在其一生中，无论对社会和对学术，始终坚持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诚实与正直，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正义与真理，绝不为一己之私利而曲意逢迎。老同志们认为张维是一位正直的挚友，是可以共患难的真正的朋友。正如他自己奉行的座右铭“理论联系实际”，可说是遵循了“无欲则刚”的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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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1章曾提到，张维夫妇留德期间，曾居住在哥廷根著名物理学家波尔（R. Pohl）家中，波尔教授在实验物理方面驰名世界，他的《大学物理》已出版十五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许多插图都是波尔教授亲自做的实验照片[4.2]。波尔为人正直，坚决反对纳粹。波尔曾将生平积蓄购置了0.75千克铂，因战乱唯恐有失，在张维夫妇回国时，托付他们带回中国保存，以期有朝一日作为儿子上大学的学费与生活费；并郑重声明，由于时局与今后遭遇都变化莫测，这些铂如有遗失绝不要求赔偿。张维夫妇感其为人与托付之诚意，毅然承诺下来。回国后十多年，因中国与联邦德国长期未建交，通信断绝。直到1958年民主德国一位教授访华，张维夫妇得悉他熟悉波尔教授并有来往，就托他将铂带给波尔并向组织作了汇报。1995年，张维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东西方教育制度的研究。有一回，当他去图书馆想借几本书时，从整个大学的教授名单中发现里面有个姓波尔的教授。这是不是他在战前认识的那个波尔的什么人呢？张维抱着一试的心情，就拨通了这位波尔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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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问道：“波尔先生吗？我是张维。我看你的名字像德国人的名字。1944年在德国，我曾经认识一位德国教授，他跟你同姓。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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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还没说完，就听见那头声音大了起来：“啊！你就是张维？我是波尔的儿子呀。哎呀，你人在哪里？我一定要见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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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图书馆见了面，又一起吃了顿饭。席间，小波尔说：“当年我来美国念书，用的就是你们托人带来的那些白金。”并一再地道谢。饭后带张维再返图书馆，帮他借到了所有他需要的书。然后，千恩万谢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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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很长时间张维都因这件事而被扣上“特嫌”、“里通外国”的帽子，遭受批判与“隔离审查”。直至“文革”以后才得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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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底蒋南翔来清华大学任校长后，张维在工作中逐渐体会到：“在他（指蒋南翔）主持清华大学工作的十几年中，清华大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4.4]。“蒋南翔同志一生唯实求是，献身党的事业”〔53〕，与张维的思想共通，得到张维衷心的敬重。“文革”中，蒋南翔被打成清华大学头号“走资派”，被送到清华铸工车间劳动直至1974年10月，许多以前与他共事的干部都要与他“划清界限”，避之唯恐不及，但张维却敢于去蒋南翔的住处去看望他。1974年夏天，张维去蒋南翔宿舍看他时，只见蒋在“四人帮”黑干将迟群、谢静宜于《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各段旁，用红笔写了大量批注，将迟、谢的观点批得体无完肤。张维写道：“在当时那样的逆境中，南翔同志丝毫不掩盖他的观点，他不但对我们讲，而且在铸工车间也公开地亮出自己对‘四人帮’反动的一套教育思想的反驳意见。南翔同志这种在任何场合下都敢于坚持原则、勇于斗争的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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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1972年1月，张维曾被“解放”而任命为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11月，迟群、谢静宜等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名为批孔，实为批周恩来总理。接着又在清华发动“三个月运动”，批判“复辟回潮”，将何东昌打成“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后撤职。张维不愿意违心地与迟、谢等为伍，做他们的摆设，就要求离开校革委会办公室下机械厂劳动。1975年10月在“四人帮”发起的“批邓”运动中，张维被免去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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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迟、谢等人打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幌子，提出学校要大办工厂，曾经将清华大学原供学生生产实习用的机械厂和提供科研设备加工能力的设备工厂合并为汽车厂，生产过“七二七”牌载重汽车〔54〕，1972年因不符合学校实际而不得不停产。那时，清华大学还办了其他一些纯生产性的产业，如工化系办了一个“聚碳酸酯车间”，当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萨斯库和夫人曾到车间参观过，是文革中全校的“样板”。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这些产业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1977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任命刘达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张维虽没有被正式“解放”，但已经开始介入清华大学科研生产处的负责工作。为解决这些校办产业的问题，张维来到工物馆就车间是否要办下去的问题进行调研，在座谈会上他认真地听取每个人的发言，不停地记着笔记，还不时提出一些关键的问题，让大家讨论。据当时还在工化系工作、后来担任了张维秘书的刘建闽回忆：“张维那种从实际出发，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严谨的调查研究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5〕。经反复的调查论证后，张维认为学校不适于办化工车间，为学校长远发展着想他决定聚碳酸酯车间应立即下马。这在“文革”刚结束时的清华大学是“四人帮”极左思潮泛滥的重灾区、人们的头脑还被“两个凡是”禁锢着、张维自己也没有正式恢复工作的时候，他作出停办“样板”这样的决定确实需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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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7年8、9月份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期间，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当时教育部负责人头脑中仍有较深影响，在下发会议决议的讨论稿中关于招生办法竟仍为“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预选，省市批准”。张维不顾“两个凡是”的禁锢，也不考虑自己并无在高校中的正式职位，怀着对中国教育事业和千百万青年学生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坚持录取学生的权利不应归地方政府，而应当归于培养学生的高等学校，由学校结合专业特点和考生成绩进行录取。为此，他越级通过蒋南翔（也尚未恢复工作）写信向邓小平、方毅反映此情况，逐条提出对教育部下发的“讨论稿”的修改意见。当我们读到清华大学档案馆中保存的张维在那关键时刻所写亲笔信的草稿时，不禁对这位正直的前辈老师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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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对于徇私舞弊深恶痛绝。据他的科研助手任文敏回忆：“有一次听他说起，现在选院士，有些单位到处托人，找门路，给院士送材料，里面放着钱，这玷污了科学院遴选院士这块神圣的净土，绝不能让它滋养生长。后来我听说，他带头揭露了这件事，并交出了这些钱，得到了院士们的支持，受到广泛好评。他对于我们这些学生，请他帮助，总是十分热心，经他推荐出国留学的老师都有这个体会，而对他自己的亲属却实事求是，该推荐的，他不避亲疏，不该办的，他一概拒绝”〔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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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一年要花千元钱订阅专业杂志，这是他借以了解世界上研究动态，指导研究生的工具的一部分。任文敏回忆56：“我们课题有经费，我曾建议他用一部分课题费支付，他说‘不可以，这部分杂志是我个人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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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晚年，致力于研究中国工程教育和世界各国工程教育发展历史的比较，以及工程教育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工业化水平的关系。从张维撰写的大量著作以及清华大学档案保存的张维手稿中（见第3章），我们可以看到翔实的国内外教育发展的历史资料，这是张维在年逾花甲之后花费了大量心血一点一滴通过实地调查研究、阅读文献积累起来的。张维根据这些历史事实和当时我国社会工业企业的实际状况，和中国工程院的同事们向当时的主管我国教育工作的负责人提出了院校工程教育应当“面向工程、稳定规模、调整结构、提高质量”的改革思想。并且大声疾呼：“要稳定工科类专业的总规模，严格控制发展速度，提高办学效益，决不能再铺新摊子”（见第3章）。记得在张维等前辈们写下这段话以后不久，本文作者在我国中部地区某一教育部直属高等工科学院（彼时已经改名为某某大学）参加会议时，看到该校正在大兴土木，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好几座又高又大的大楼，我问该校一位某系负责人：“为什么要盖这么多的楼？”答曰：“扩大招生，我们每年要招四万新生。”我大吃一惊，因为据我所知，清华大学每年才能招收三千多本科生。便问道：“这么多钱从哪里来呀？”他毫不犹豫地说：“银行贷款呗！”我又问：“钱怎么还呀？老师从哪里来呀？”答复没有了下文。当时我心里想，就算给学生上课可以开几百人的大课，实验课、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只有大楼，没有足够符合标准的老师和实践条件怎么办呀？在20世纪末期、21世纪之初，我国某些领导人热衷于办学贪大求全，张维等人的声音看起来是很“不合时宜”的。但是，张维和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的前辈们不顾某些领导头脑发热、听不进去不同意见，仍然坚持提出自己符合教育发展历史客观规律的主张，这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在张维已仙逝十多年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教育界的某些乱象，对照一下以朱高峰、张维为组长的中国工程院工程教育咨询项目组1998年向国务院提交的“我国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咨询报告，更增加了对这位前辈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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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维共事了近半个世纪的解沛基，在纪念张维五周年忌辰时著文“正直的学者”。他写道：“张维同志为人处世，实事求是，认真诚挚，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无论什么意思，正面的还是反对的，他总是如实地表达。记得有一次，有位同志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他不满意，对人表示不赞成。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种情况下发表不同的意见是很不容易的。还有一次，他对政府准备采取的某项重大措施有不同看法，他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向中央提出反对这项措施的意见。现在看来，倒也没有什么稀罕，但在当时言路尚未大开，还是需要有些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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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同志的一生，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奋力前行，作出奉献的一生。唐朝韩愈说过：‘事业功德，老而愈明，死而益光。’张维同志品德的光采，不是我这些杂乱的回忆所能描述的，我只是想在纪念他五周年忌辰的时候，呼喊一声，赞扬他的美德，以引起人们善意的回应。也许这已经不怎么‘入时’了，但我相信正直的人们，诚实的人们，他们会有同感的”〔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