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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眉一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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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泽润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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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调整后，陆先生调到北京航空学院，肩负发展我国航空事业的重任。我也已留在清华教结构力学，并师承张维先生，研究壳体结构理论。张先生当时正着手主编《壳体结构文汇》，我协助他编辑出版了五卷，从中熟悉了壳体领域的重要文献和发展趋势，并对这门学科产生了浓厚兴趣，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张先生的指导下，我在创立壳体应力分析新方法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先后提出“计算柱壳和折板的力法”（1962）和“计算圆底扁球壳的初参数法”（1964），在《土木工程学报》和《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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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力学为工程服务的科研方向，亲自与国防部门联系，叫我承担潜艇薄壳发射孔应力集中这个关键课题。在国际封锁的条件下，我们创立了薄壳大孔口问题的摄动法，突破了卢里耶和萨文方法只能用于小孔口问题的局限性，为改进国防设计工作作出了努力。部分成果发表在《力学学报》1965年第2期。张先生还鼓励我积极参加建设部《薄壳设计规程》（BJGl6-65）的制订工作会议。有关球壳开孔、壳体受偏心集中荷载的科研成果，在《薄壳设计规程》中被编入有关的条文和表格。《薄壳设计规程》对全国壳体工程的设计和建造起指导和提高作用。张先生不仅把我领进了壳体结构的科学殿堂，并且指导我去把握正确的科研方向，这对我日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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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出版了《有限元法概论》一书。我把书献给两位老师。不久，陆先生对我说：“你送来自己写的书，我们特别高兴，张维这几天正在认真学习哩！”我听了简直吓了一跳，不知如何答话。后来才知道张先生正计划把这本书推荐给Springer出版社，在国外出版，这使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一幅情景。四五岁时，爷爷每天清晨带我在小河边散步，学作对联。每当小镇里知书识字的客人来家，爷爷总要把孙儿新作的对联朗诵给客人听，从中得到莫大的欢乐。似曾相识燕归来。老师对学生作品的喜爱、偏爱，甚至痴爱的情景隔了半个世纪似乎又在我身上重现了。不过仔细看来，毕竟还是有些差别：从前的老师只是想让一个小镇来欣赏那些对联，而现在的老师却要让全世界来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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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5月，在张维先生80华诞的庆祝会上，我怀着对老师几十年培育之恩的感激心情，报告了自己在新型有限元方面所做的系统工作，并以这方面的成果当作寿桃献给老师，会上赋诗一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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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德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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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红李白竞妖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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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弟子颂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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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新元当寿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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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就听到一种传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天上有一颗自己的星。我不知道我那颗星在哪儿，但我深信天上确实有一个双星座，因为几十年来一直闪烁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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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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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5．回忆张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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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工程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系 郭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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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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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夏，张维先生应聘到清华大学任教授，在机械工程系和钱伟长先生共同承担工学院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课程，并在土木工程系招收研究生（结构工程），为研究生开设“高等材料力学”课。1947年8月，我到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任结构工程助教，系主任分配我担任张先生在土木工程系工作的助教，从此，我开始在张先生领导下工作。但我知道张先生大名，却在这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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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于1929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当时年仅16岁，在校学习成绩出众，尤其是高等数学，193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陇海铁路工作。第二年，应母校之邀回校任结构工程助教，当时唐山交大主持结构工程（专业）的是顾宜孙教授。张先生1937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于1937年9月去英国深造，后留学德国。张先生在唐山交大从优秀学生到助教到公费出国留学，这样的毕业生唐山交大是引为骄傲的，所以张先生离开唐山交大后，他的名声仍在母校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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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42年秋进入唐山交大土木工程系学习。新学生入学总爱打听学校的情况，尤其是关于教授和出众的校友的情况，高班的同学也乐意介绍。当时有一位高班同学黄棠，江西人，因为同乡，我和他接近，他是当时唐山交大数学教授黄寿恒先生的儿子，黄棠在唐山交大出生、长大，对唐山交大的往事知道很多。有一次黄棠和我谈起唐山交大的教授们，谈到黄教授，他说：黄教授在唐山交大教数学多年，教过许多学生，但他最欣赏的是几个特别优秀的学生，有个叫张维的，前几年考取公费留英，黄教授很欣赏这名学生，称赞他“才华横溢”。黄教授是MIT的硕士，教数学，深受学生敬重，他称赞为“才华横溢”的张维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6年夏我在唐山交大土木工程系毕业，学校留我任结构工程助教，当时唐山交大主持结构工程（专业）的仍是顾宜孙教授。顾教授在工作中有时也和我谈到张维，称赞他的学识和工作。1947年5月，唐山交大校庆，这是抗战胜利后唐山交大从内地迁回河北唐山市的第一个校庆，很多校友都回母校庆祝学校回迁。张先生当时在北洋大学（天津）土木工程系任结构工程教授，也回母校参加校庆，他在校庆的学术报告会上做了一个报告，介绍德国高等工程教育。唐山交大是按美国工科大学的模式办学的，所以听众对张先生的报告感到很新鲜，加之张先生报告是基于亲身经历，内容充实，条理清晰，语言生动，有比较，有评论，所以深受听众欢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先生和听他做报告，这时，“才华横溢”四字又在我脑子里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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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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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8月，我到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任助教。我进清华是著名的结构工程专家蔡方荫教授推荐的。蔡先生江西人，当时任江西“中正大学”（现南昌大学）工学院院长、兼该校土木工程系结构工程教授，他在和我父亲的交往中，知道了我的情况，出于对年轻学子的关怀，他向我父亲建议我去清华大学任助教。蔡先生主张“游学”，他说，抗日战争胜利后，很多在国外留学卓有成就的学者回国，其中很多人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他认为我去清华，能接触到很多新回国的学者，能学到很多新的东西，蔡先生表示他愿意向清华大学推荐我去任助教。蔡先生曾任西南联大及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系主任，由于蔡先生的推荐，清华大学接纳我任土木工程系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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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8月我到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报到，接见我的是土木工程系系主任并代理工学院院长的陶葆楷教授，陶先生非常热情，他说：清华大学愿意接纳兄弟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来清华工作，这样可以进行交流，吸取兄弟学校的长处；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现在有唐山交大毕业生多人，有早已在清华任测量学教授的李庆海教授，有今年新聘的测量学教授储钟瑞和在土木工程系招收研究生的张维教授，储、张两位都是很有成就的回国不久的年轻教授，还有你这位年轻助教。听了陶先生的讲话，我对清华大学包容各方人才的胸怀，深为赞佩，也打消了我这个外来的年轻助教的顾虑，因为当时很多大学都是留本校毕业生任助教。1947年9月开学前，系主任分配助教们的工作，陶先生按我的专业分配我任夏震寰教授“结构学”课的助教，吴柳生教授“结构设计”课的助教，批改学生“结构设计”作业，指导学生的材料试验，并担任张维教授在土木工程系工作的助教。张先生当时在土木工程系招收研究生，开设“高等材料力学”课。分配我任张先生的助教，我有点意外，因为“高等材料力学”这门课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我也感到高兴，因为我对张先生敬仰已久，担任“高等材料力学”课的助教，可以在张先生指导下学到很多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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