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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坚持不懈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荣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他还相继担任20多个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曾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暨书记处书记、国家教委首届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发明学会副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世界工程组织协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老教授协会会长等。有人问：“张维院士您为什么担任如此众多社会学术团体的领导工作？”他沉静而持重地回答：“这并不是我个人的追求。”事实是，众望所归，责无旁贷，碍难辞却。实践证明，他一生的追求，是把自己的科学研究、教书育人和祖国兴旺、社会进步、人类和平紧密地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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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称道：张维院士身兼多职，他不图虚名、不求索取，而是尽忠职守、求真务实、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在忘我的辛勤劳动中，创造出卓著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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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院士在政治生活中，极为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令人开聋启聩的有这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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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以史为鉴，力阻廉价外租洋浦中心地区大量土地。1989年3月22日，张维院士在全国政协第七届二次会议上代表五位政协委员发言，对海南省未经国务院审查批准之前，就决定将海南岛洋浦中心地区30平方公里（合45000亩，约为香港岛的一半）的土地，以每亩2000元人民币的低廉价格租借给一个外资企业，为期70年；协议还承诺，如双方同意，还可以再延长70年。土地租借给外商后，中方对这30平方公里土地就没有使用权、处理权和开发建设权。令人担忧的是，假如外商在这块大面积国土上搞了破坏生态环境和安全的设施，则后患无穷。对此，张维院士等提出忠告和批评，并建议：对国土使用，应健全立法。有法可依，才能正确执行改革开放方针、维护“依法治国”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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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则，心系民生，尖锐抨击破坏长江生态平衡，是人祸助长了天灾。1998年，长江洪水泛滥成灾，威胁几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张维院士以中国老教授协会会长的名誉召开了专家座谈会，深刻剖析造成重大水灾的根本原因，是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和水利设施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是人祸助长了天灾，他不禁感叹道，古人云：“天作孽，尤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他把这次座谈会上的意见和建议专题报告中央、国务院，受到政府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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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则，义愤填膺，声讨敌人暴行。1999年，美国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惨杀我国新闻工作人员，疯狂践踏我国主权。5月19日，张维以两院院士、中国老教授协会会长的名义，通过媒体，公开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罪恶行径！他警告战争罪犯，以人民为敌，逆时代潮流而动，其结果是“玩火者必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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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则，赤子丹心，痛诉圆明园的一部血泪史。2000年，八国联军践踏北京、焚毁圆明园100周年国耻日，中国老教授协会中国学研究委员会举行座谈会，张维会长深情地说：我在圆明园废墟东侧居住了半个多世纪，圆明园废墟是一本国耻教科书。我们暨子孙后代都不能忘记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屠杀的惨痛历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忘记过去，就不会懂得国家“贫穷落后，就会挨打”这条血写的真理。忘记过去，就不会珍惜今天美好幸福的生活。忘记过去，就会对忘我之心不死的强敌丧失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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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则，机智果敢，紧急追讨《基本法》金书庆回归。香港回归，是1997年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中国老教授协会特请专家用纯金书写《香港基本法》册页，作为一份厚礼。“金书”写成，瞬息之间突然走失，张维会长深夜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案情，他机敏地判断，认定窃贼非等闲之辈，失物有外流的危险，于是果断决定，呈请国家公安部和海关帮助追查缉拿，果然不出所料，失物终于在南方边防海关截获，化险为夷。随即，张维会长不辞辛劳，率代表团赴港，把“金书”送交董建华特首，顺利转达了协会全体会员庆祝香港回归的炽热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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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院士在担任中国老教授协会会长期间，我们在他领导下共事多年，大家由衷地尊敬他。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和显著成就，也不仅是因为他的丰富阅历和才华睿智，更因为他的高尚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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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淡泊名利，高风亮节。他在领导岗位上，不居功，不诿过，勇于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不打官腔、不摆架子；不故步自封，不故弄玄虚。他扬善匡恶，嫉恶如仇。对于结党营私、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等腐败现象和丑恶势力，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坚决进行无情的鞭挞。他认为，在坏人坏事面前，如果态度暖昧、明哲保身、患得患失，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就是腐朽的自由主义；如果妥协迁就，纵容包庇、官官相护，这就是一丘之貉。他呼唤：做事、做官者，首先要学会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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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求真务实，无私无畏。这是他高贵品质的核心。他在社会工作中，与他从事科研工作一样，强调调查研究，切实把握确定事物质和量的界限的科学数据，这是科学工作者的生命线，也是社会活动家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鉴定事物本质的生命线，是方法论的灵魂。他痛恨那些一味空喊“新情况”、“新问题”，但却提不出具体问题，也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而是官僚主义者愚弄群众的官话、套话。他实事求是，刚正不阿、严于律己、率先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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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风民主，厚德载物。他尊重人、平等待人、平易近人，所以，赢得人们诚挚的尊重和敬爱。他主持会议，善于引发大家畅所欲言。他鼓励独立思考，虚心倾听各种意见，特别尊重与自己不同的意见。他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以势压人，而是有理、有据，以理服人。他有一个习惯，在归纳会议决议之后，总是要问：“是不是这样？有什么不妥？”人们赞赏他虚怀若谷，大智若愚。每当听到某些溢美之词，他很反感，语重心长地说：“搞个人迷信，是几千年来封建文化愚民造神的遗毒，我们要警惕啊！”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在会员代表大会上号召：我们要遵照周恩来总理早年的谆谆教导：“活到老，学到老。”老教授们也来一个学习竞赛。他学为人师、行为示范。院士暮年，犹壮心不已。每天坚持晨练，要为祖国建设事业多做点事情。在他辞世前夕，以88岁高龄，连续参加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莫斯科三个国际学术会议，不用别人捉刀，亲自写大会发言稿，向全世界宣扬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燃烧自己，照亮后人，照亮科技与进步，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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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院士是科教界的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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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国老教授协会会讯》、《沧桑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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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8．回忆和张维先生相处的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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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 方惠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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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张维先生相识已近50年了。1950年，我到清华土木系学习不久就认识了张先生。我听过他在同方部讲授的弹性力学，他的讲课思路清晰、深入浅出、条理分明，一口洪亮标准的北京话。尽管这是一门比较枯燥的课程，但张先生能够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他在教学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经常引用工程实际中的问题，让学生思考，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为土木系的学生打下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我毕业前不久，学校抽调我担任政治辅导员，那时张先生是土木系系主任，我们经常有很多事情要向张先生汇报，和张先生交往的机会就比较多了。有时要到张先生家里去，还能够见到陆士嘉先生。我毕业后，曾经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系教学秘书，更是直接在张先生的领导下工作。这段时间，给我的印象是张先生工作十分细致，对教学、学生工作都考虑得很周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教学上学习苏联，学生的学习负担比较重，张先生非常关注学生的情况，经常让我们详细汇报各门课程的负担情况，经常提出解决负担过重的办法。张维先生作为一位工程教育家，十分重视工科学生的工程实践教学环节，土木系各年级的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实习，他都亲自到第一线检查准备情况和实施情况。那时土木系学生的实习大都在东北的鞍钢、长春第一汽车厂等地，他都到现场，及时提出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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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我在团委工作，当时的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同志告诉我，张维先生希望我参加他的科研组，在他的指导下做一些工作。清华有“双肩挑”的传统，我也愿意同时做一些业务工作，能够在张先生的指导下做些事情，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但是我也担心我的力学基础不好，不知能不能做好。按照张先生指定的时间，我到工字厅后厅张先生的办公室去找他，一见面，他就拿出一本英文的力学书，从序言开始，让我一边看一边说明内容。到大学以后，我已经近十年没有接触英文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下马威，要在张先生手下工作，必须要学好、用好英语。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尽管已经过去40多年了，我对当时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张先生用的办法也是启发式，让你自己感觉到要认真学习了。后来，我参加了张先生指导的、以他在德国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双曲波纹壳课题，实际上由于我当时工作多，没有做什么研究，只是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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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在“文革”前后两次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分管教学和科研工作，对于清华大学的教学基本建设、学科建设和新专业的成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原来的学科基础就比较宽厚，对于力学、土木、机械等领域都比较熟悉。由于他的外语好，能熟练地使用英语和德语，又可以阅读俄文，能够广泛地了解各个学科的国际发展动态。他经常到大图书馆现刊阅览室，翻阅各国最新期刊，了解学术动向。我记得在60年代他就对自动控制方面的学科发展提出过好的建议。他对于学校学科专业的发展经常提出积极的建议，他常说学校要搞“上天、下海”，近年学校建立了宇航技术研究中心和海洋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和他的积极促进是分不开的。由于他在国内科学技术界的崇高威望，他经常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到学校做学术报告，记得一次他约请航天部总工程师介绍航天事业的发展对各个学科的影响，大大地开阔了大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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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不仅是一位力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参与的活动范围很广，他曾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主席、中国发明家协会负责人等许多职务。我所接触到的是他参与创建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的过程。张先生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曾任这所大学的校长茅以升先生是我国土木工程界的泰斗、我国工程教育的先驱，主持建造我国首座自行设计的钱塘江大桥。茅以升先生逝世后，为了弘扬茅以升先生的丰功伟绩、传承他的治学精神，张维先生和王大珩先生发起成立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在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一项基金，筹措经费十分困难，张先生已年近80岁，仍想方设法、多方募集，在1991年终于建立了这项基金，张维先生担任首任主任，把基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设立了桥梁大奖和青年科技奖等多项奖项，成为在土木工程界享有较高威望的基金。在基金委员会顺利运行五年以后，张维先生主动提出辞去主任职务，交给更年轻的人去主持，这以后，张先生让我担任基金的常务副主任，协助主任做好基金工作。张维先生这种不顾年事已高，仍不断开辟新的工作领域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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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是老教授中入党较早的一位党员，他的党性修养很高，组织观念很强。他身居要职但处处按一个普通党员要求自己。只举一个小例子，就可以说明。张先生在1995年为了收集高等工程教育的一些资料，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行研究3个月，在去了一段时间以后，为了让学校领导了解他的工作情况，他专门写信给学校党委和校长，报告他在美国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计划。当时我担任学校党委负责人，收到张先生的信，十分感动，从字里行间看到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我是他的学生，比他年纪小20岁，是他的下一代，他作为一名党员，以对组织的态度严肃认真地汇报自己的情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以后我给学生和教工讲党课时，我经常举张先生这个例子，说明要向张先生这样的老党员学习。清华大学正是由于有很多像张维先生这样的老教授、老党员，发挥了模范作用，使学校长期保持了优良的校风和学风，让青年师生在这个环境里受到熏陶感染，潜移默化，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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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写，2013年1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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