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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见面是2001年9月，也就是张先生去世前的一个月，地点是在张先生家。时逢钱学森先生90华诞，他与清华力学系渊源极深，老师们建议以《钱学森先生与清华力学系》为题，著文祝贺。但这样的文章要写好实在不易，有人提议采访张先生，因为张先生与钱先生是相交几十年、知根知底的老朋友，通过张先生了解钱先生，是条捷径。我作为采访者，有了第二次与张先生见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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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见面使我不仅能面对面地看张先生，听张先生说，而且还能随时随地向张先生提问，与张先生讨论。第二次见面更深刻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张先生去世后，力学系领导委托我执笔写一篇悼念张维先生的文章。我根据第二次见面的笔记，以力学系的名义写下：《张维先生的治学、办学理念与清华工程力学学科》，刊登在《新清华》上。这里，我把采访过程中的细节和个人感受记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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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其中2/3的时间，张先生的谈话内容都与哥廷根学派有关——哥廷根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它的精神和学术传统。后来，我明白了其中的“奥妙”：钱学森先生的导师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是哥廷根学派卓越的传人之一，张先生在柏林高等工业学校的导师特尔克（F. Tölke）也与该学派有关。两位先生都受到哥廷根学派学术传统的影响。因此，张先生在谈钱学森先生时，就不能不谈冯·卡门，从而就必须谈哥廷根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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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哥廷根学派，张先生再三强调：“该学派最具代表性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格，是理论与工程实际密切结合”。也许是为了让我理解这一命题的深刻含义，张先生又紧扣这一命题，对哥廷根学派几位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及其“秘闻典故”进行了“评说”。他评说的第一个人物是自己的导师特尔克。张先生说：“特尔克教授指导博士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一般不给你出题目，而是让你自己去工程实际中找题目，然后理论结合实际，找到解决办法”。张先生认为：“这种风格，对博士生是个很大的考验，要求你不仅能够发现问题，而且能够判断问题在工程和理论上的价值和重要性，并最终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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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评说”的第二个人物是福贝尔（August Föppl）。他喜笑颜开地说：“福贝尔是哥廷根学派的祖师，他可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对工程力学的热爱超乎寻常：他本人是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工程力学教授，把两个儿子培养成了工程力学教授，又把两个女儿嫁给了两位工程力学教授，这样的工程力学世家举世罕见，传为佳话。他的两位女婿中，其中一位便是后来成为哥廷根学派领袖人物的普朗特（Ludwig Prand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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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对普朗特格外推崇。他说：“普朗特精通数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娴熟地将数学与工程力学问题相结合。著名的边界层理论就是数学与工程力学成功结合的结晶。”张先生不仅赞赏数学家和力学家的普朗特，而且钦佩作为科学研究领导者、组织者和教育家的普朗特。他说：“普朗特在哥廷根大学任工程力学教授时，主持建立了哥廷根大学应用数学力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他的领导下，哥廷根大学应用数学力学研究所人才辈出。许多国际知名的工程力学大师，如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铁木辛柯（Stephen Prokofievitch Timoshenko）、普拉格（Willy Prager）、邓哈托（Jacob Pieter Den Hartog）、纳戴（Arpad Ludwig Nádai）等，都出自普朗特门下。”说到这里，张先生还补了一句：“陆士嘉也是普朗特的学生。”最后，张先生再次强调：“普朗特是学机械出身的，具有丰富的工程知识。他虽然有杰出的数学才能，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数学家，相反地自认为是一个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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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说：“普朗特的弟子中，冯·卡门和铁木辛柯是两位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两人不仅是美国近代应用力学的奠基人，而且是哥廷根学派的精神和学术传统在美国的传播者。在他们去美国之前，美国的力学尚排不到世界的前列。他们分别为美国的近代流体力学和固体力学奠定了基础，把哥廷根学派的精神发扬光大了。”张先生还特别指出：“力学家应善于从工程中总结、抽象出力学问题，在这方面，冯·卡门和铁木辛柯都堪称典范。例如将枕木上的铁轨处理成弹性地基梁便是铁木辛柯的首创，是‘力学来源于工程、又服务于工程’的经典范例。”张先生详细地叙述了铁木辛柯从乌克兰到德国，在哥廷根学派中成长的经历以及最终辗转到美国的过程。张先生还对铁木辛柯早期在美国的遭遇颇感不平：“铁木辛柯尽管具有出色的力学才能，但美国人‘不识货’，因此在移居美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他的才能都没被认可，只好默默无闻地在西屋公司任工程师。1924—1926年间，铁木辛柯的经典名著《弹性力学》第一版出版。清华图书馆里有这部名著的英文版和中文翻译版。你去图书馆查一下就知道，作为名著的作者，铁木辛柯署名的头衔是工程师，因为当时他是工程师而不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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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涉及钱学森先生的内容非常广泛。在谈到钱先生对力学的定位时，张先生对钱先生40多年前的一个讲话记忆犹新：“1955年冬，钱学森在北京理工大学做了《谈技术科学》的报告，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应用力学或工程力学应属于技术科学，它应定位于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之间，它的研究对象，应是工程实践中提出的具有共同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张维先生认为：“‘工程力学属于技术科学范畴’是一个新概念、新提法。在《谈技术科学》的报告中，钱学森首次对这一概念的涵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张先生十分赞同钱先生以下的观点：“我们培养的力学家，应该是能够在工程师背后出主意的人，应该是能够与工程师合作共事，能够从工程实际中提炼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力学问题，加以解决，从而进一步促进工程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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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过程中，88岁高龄的张先生惊人的记忆力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在谈到铁木辛柯著述的《弹性力学》第一版写作和出版的时间时，他明确说出1924—1926年间。在谈到普朗特著名的边界层理论发表的年份时，他准确指出1903年，并且还赞叹道：“当时的普朗特年仅22岁”。谈及钱学森先生《谈技术科学》的报告时，他脱口而出：时间是1955年冬，地点是北京理工大学。提及哥廷根学派大师们的名字时，他都能精确地拼出名字中的每一个字母。我清楚地记得，张先生拼出福贝尔的名字时，因我没学过德语，我记不下来，张先生从我手中接过笔，在我的笔记上拼写出Föppl几个字母，还不忘提醒我：“ö上面有两个点儿”。我感到疑惑：他那持久而清晰的记忆是怎么形成的？我猜想：作为思想者，只要思想没有终止，记忆就不会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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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采访，既给我留下了永久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一个永久的、深深的遗憾。采访快结束时，我向张先生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德国的工程力学大师们怎样教授基础力学课？”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两个考虑：一是我自己长期教《材料力学》课；二是当时的《材料力学》和《理论力学》等基础力学课程，基本上都已经是由小年轻们担纲。因此，怎样上好基础力学课，是个重要课题。张先生的回答饶有兴趣：“在德国，一些著名大学的基础力学课程一般在能够容纳一二百人的讲课大厅讲授。讲课大厅与我们的阶梯教室有些相似，但结构是环形的，从周边到中心高度逐步降低，教授讲课的位置就在中心的最低点。教授在讲课时，经常要结合课程内容在课堂上做演示实验。讲课大厅的优点，就是便于学生从不同角度看到演示实验。与四五十年代相比，90年代我去德国时，发现讲课大厅又有了很大改进，都安装了大型投影屏幕。这样一来，学生不论坐在哪个位置，都能从投影屏幕上清晰地看到教授讲课和演示实验的每一个细节。”描述完了，张先生还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个约定：“这阵子，任文敏还在德国（注：任文敏时任《材料力学》课程的主讲教授），我自己的日程安排也比较紧。等他回来，我会抽空让他召集你们小年轻，咱们开个座谈会，我要好好给你们谈谈，怎样上好基础力学课。”我满心欢喜地与张先生道别，充满期待地离开了张先生的家。然而，这个约定最终也没能实现。10月4日，张先生终止了他那繁忙的日程，突然驾鹤西去，而我满心的欢喜和期待，也在那一瞬间化为永久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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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与张先生见面，共计3个小时。时间虽短，但从中了收获丰厚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不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所有得益于他的思想和教诲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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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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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40．忆张维先生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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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振动实验室 陆秋海（工程力学系1993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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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离开我们已12年了，为纪念他百年诞辰，作为他的学生，回忆起几件小事，但却映射出他的高尚品德，至今难以忘怀，写出来以追念师生之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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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生严肃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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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硕士学习第一年行将结束时，面临着两年提前毕业和转博选择。李德葆老师为使实验室后继有人，很希望我读博，但李老师还不是博导，希望把我挂在张维先生门下，便打电话给张先生说明原委，这时张先生并未马上答复。随后，他老人家不辞辛劳，徒步到系里，找了研究生科的王老师，要来我的本科、硕士所有材料，非常认真地仔细审阅，还与王老师交换了意见，听了王老师的介绍，他心里有底了，最后才告诉李老师，同意接收我作为他的博士生，李老师作为副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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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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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有正式活动时，穿着挺讲究的，闲居时却很随便，与一般老年人没什么两样，很平常，不认识他的人，真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副校长、两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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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去工商行办事，正好遇上张先生坐在椅子上，我以为他要办事，就上前问候，并表示想代他排队，他说有人在帮他了，这时我爱人办完事要走，见我和一位老人说话，就催我快走。等我告别张先生出来，我跟我爱人说：“你以为那老人是谁”。她说：“不认识”。我说：“那是我的导师，副校长张先生啊！”她很惊讶，怎么那么朴素无华呀，跟台上见到的不一样啊！没注意还以为是做楼长的老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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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研究生会请张先生来座谈，约的时间是7：30去接他，研究生会的同学提前5分钟去先生家，按门铃后先生出来说：“还没到时间啊！”。落座后等候，他正在用早餐，吃的是煎鸡蛋、面包等，吃到最后盘子里还留些鸡蛋、面包屑和煎蛋的油，见先生拿起盘子，用舌头把盘子里的残渣舔净，然后擦擦嘴，起身，说我们走吧，这时刚好7：30。一位如此知名的教授，当着学生的面舔盘子，可见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作风已深入他的骨髓，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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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视教师的工程实践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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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注重学生工程实际经验的培养是出了名的。听说“文革”前，他带的研究生，我的师兄秦权、任文敏都曾下到工程研究部门参加工作一年，以获取工程实际知识和经验。他认为丰富的工程经验不仅是服务国家工业需求的重要基础，也是对大学教师的基本要求，大学的理论研究不应该脱离工业实际。留校工作前夕，我奉恩师李德葆教授之命到张先生家送材料，并聆听张先生的教诲。交谈中，张先生虽然对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多项工程项目的经历表示赞许，但仍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工程训练和经验的积累，并拿出一大摞欧美名校的招聘材料，一份一份地指给我看：“看看，这些学校都要求应聘教师有5年以上的工程经验。中国虽然和欧美不一样，但工程经验同样重要！你回去跟李德葆老师说一下，让他联系你先到工业部门实习两年再回来教书。”我向李老师复命时转达了张先生的指示。李老师表示张先生意见是对的，但当时实验室正是用人之际，工程经验可以通过多做工程项目进行锻炼。就这样，李老师结合实际情况变通地落实了张先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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