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84650
这一时期也出版了一些郑和研究专著和通俗读物，其中束世征的《郑和南征记》（青年出版社1941年版）、郑鹤声的《郑和》（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年版）和《郑和遗事汇编》（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最有代表性，颇具成就和影响。
1705984651
1705984652
学界对明人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此书虽是明人小说，但得到郑振铎、鲁迅、冯承钧、向达、陈子展等大家的高度重视。在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西洋记）成为人们研究了解郑和下西洋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赵景琛先生所著的《三宝太监西洋记》（北新书局1937年版）和《西洋记与西洋朝贡》（《小说论丛》1947年6月）对《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内容进行了辑录比较，认为该书主要是依据《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虽为人神相杂，鬼怪百出，不甚可取”，但“也并非完全荒诞之书，有好些部分是有根据的”。
1705984653
1705984654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正常的学术研究活动屡受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有不少学者排除各种政治干扰，坚持不懈地对郑和下西洋历史进行研究探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这表现在：
1705984655
1705984656
第一，一批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原始资料陆续整理出版。早在1935年，冯承钧就校注出版了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1954年中华书局将两书再次整理出版。1960年代初，向达完成了对《郑和航海图》、巩珍《西洋番国志》、《两种海道针经》等古籍的校注，中华书局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形式陆续出版，方便了学术研究。1980—1989年间，山东齐鲁书社陆续出版了郑鹤声、郑一钧父子编写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该书200余万字，分上中下三册，汇集了各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资料，成为郑和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史料。
1705984657
1705984658
第二，出现一批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论文有：向达的《试说郑和》（《进步日报》1951年11月13日）、《三宝太监下西洋）（《旅行家》1955年第12期）、韩振华的《试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包遵彭的《郑和下西洋宝船制度考》（台北《大陆杂志》第18卷第1期，1959年1月）、陈得芝的《试论郑和下“西洋”的两重任务》（《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3期）、周世德的《从宝船厂舵杆的鉴定推论郑和宝船》（《文物》1962年第3期）、杨熺的《郑和下西洋航线的形成以及停航的原因》（《大连海事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潘群的《郑和使日问题初探》（《文史哲）1982年第3期）等。研究专著有：朱偰的《郑和》（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周钰森的《郑和航路考》（台北海运出版社1956年版）、徐玉虎的《明代郑和航海图之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版）和《郑和评传》（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8年版）等。朱偰的《郑和》吸收了郑和研究的成果，考证了56处国外地名，超过了此前学者考证的西洋地名数量，论述了郑和在东西方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并附录了郑和研究参考文献目录和中外地名古今对照表。
1705984659
1705984660
这些研究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拓宽了研究的视野，研究涉及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动机和历史作用，与亚非洲各国以及台湾地区的关系，宝船和远洋航海技术等。这一时期出版的一些中国通史，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尚钺的《中国通史纲要》等均对郑和下西洋的性质、目的、历史地位等进行了探讨。20世纪50—60年代，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质等展开了争鸣。50年代中叶，学术界开始重视对郑和下西洋与中外关系问题的研究。如周一良的《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郑鹤声的《十五世纪初叶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友谊关系》、徐玉虎的《明代与东南亚关系之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群工部编的《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刘如仲的《郑和与南亚》等，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海外各国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1705984661
1705984662
中国香港、台湾学者也相当重视郑和下西洋与台湾关系的研究。他们发表的论著数量甚至超过了祖国大陆，其成果多属考证性文章。
1705984663
1705984664
这一时期郑和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郑鹤声、向达、朱偰、包遵彭、徐玉虎、张维华、顾颉刚、束世澄、周世德、方豪、毛一波、朱杰勤等人。他们对郑和下西洋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高水平的论著，其中以郑鹤声先生研究成果最为丰富，造诣最深。
1705984665
1705984666
海外汉学家对郑和下西洋史研究也有不少优秀成果。自1954年至80年代初，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先后主持撰写了七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轰动了西方汉学界，书中对郑和下西洋远航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成就进行了探讨。1969年，日本学者小川博翻译出版了马欢的《瀛涯胜览》日文译注本。1970年，英国学者米尔斯（J.V.G.Wills）在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基础上翻译出版了《瀛涯胜览》的英文版。
1705984667
1705984668
20世纪80年代中叶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郑和研究的学术活动日益活跃。适应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郑和研究逐步与国家外交政策、海洋开发和国防安全等方面结合起来，通过总结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经验教训，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中国大陆学术界与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郑和研究学者的交往更加密切，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加入郑和研究的行列，郑和研究的国际化趋势明显。
1705984669
1705984670
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决策地和始发地，也是郑和生活多年的地方，保留着多处与郑和有关的历史遗迹。1985年7月，南京召开了“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次大会的影响和促进下，1986年3月，南京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郑和研究的学术团体——南京郑和研究会，同时出版了会刊《郑和研究》，有力推动了全国郑和研究在学会方面的发展：1992年12月，“昆明郑和研究会”成立；1994年江苏省“郑和航海研究基金会”成立；1996年12月，“江苏省郑和研究会”成立；1998年7月，江苏省“太仓市郑和研究会”成立；2001年7月，福建“长乐郑和研究会”成立；2002年12月，“云南省郑和研究会”和“香港郑和研究会”相继成立；2004年7月，“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成立，并出版会刊《郑和下西洋研究》；2005年2月，台湾“中华郑和学会”成立；2006年7月，上海市“上海郑和研究中心”成立并出版《郑和研究动态》。各地的郑和研究会定期或不定期举行有关郑和的学术研讨会，出版相关的研究期刊和专著，使郑和研究逐步走向正规化、系统化，推动了郑和研究的不断繁荣和持续发展。
1705984671
1705984672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界常以重大纪念为契机来推进郑和研究。
1705984673
1705984674
1985年是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纪念，于是各地纷纷举办活动：1983年4月北京成立了全国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中国航海学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在江西九江召开了“郑和航海学术讨论会暨中国航海史研究年会”，大会收到的学术论文数量之多、涵盖领域之广前所未有；1985年7月，南京举行了“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规模空前，声势浩大，对郑和下西洋历史的探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以往。
1705984675
1705984676
1995年7—9月，在福州、长乐、南京三地召开了纪念郑和下西洋590周年大会，形成了郑和研究的繁荣局面。1998年是“国际海洋年”，学界把国际海洋年的活动与郑和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突出面向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特色，为郑和研究在新世纪的全面发展提供契机。
1705984677
1705984678
2005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由交通部牵头，建立了由中宣部、外交部、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海洋局等17个单位和团体组成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并将“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作为本次纪念活动的主题。全国各地举行了各种类型的纪念活动，如召开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大会，放映郑和下西洋纪录影片，举办郑和下西洋展览，召开有关航海、海洋等方面的系列学术研讨会，举行郑和下西洋博览会以及海洋、航运知识讲座、知识竞赛和夏令营活动，这些活动进一步推动了郑和研究的深入。全国各地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为契机，利用郑和下西洋遗址、遗迹为载体，通过塑造郑和像、修建郑和纪念馆、主题公园和展览馆等方式，将郑和下西洋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扬光大。纪念活动有徽标，为这次纪念活动有关部门还专门发行了邮票、纪念币、纪念画册等。
1705984679
1705984680
在新时期，学者们对明初的外交政策、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性质、下西洋中断的原因、下西洋与香料贸易、下西洋对南洋华侨的影响、郑和家世和天妃信仰等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新成果层出不穷。朱鉴秋、李万权等运用现代航海学、地图学等科学原理，研究《郑和航海图》，出版了《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席龙飞、陈延杭、孙光圻、金秋鹏等运用自然科学技术原理研究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技术、牵星术以及宝船的性能和特点；潘仲元、林松、张桂林等从宗教、民族学的角度探讨郑和的宗教信仰及其在下西洋中的作用；张铁牛等从军事学角度对郑和船队编制体制、活动进行了研究；时平、陆儒德等从海权的角度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探讨，给人以新的启发。2002年3月，英国人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首先发现美洲大陆”的新观点，在世界范围产生了极大影响，尽管证据不足，但它推动了学术界对郑和远航活动的深入研究。
1705984681
1705984682
总体上，新时期郑和研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史实研究和考证，学者们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相互交融，逐步形成了“郑和学”的基础。学者们分别从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军事学、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地理学、航海学、天文学、气象学、文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等不同学科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取得丰硕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学术界正式提出建立“郑和学”的主张，指出“郑和学”是一门以研究郑和这一特定历史人物为主体，兼及一切与郑和历史活动相关的海洋及航海史等综合性的边缘学科，体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融合。
1705984683
1705984684
1705984685
1705984686
1705984688
郑和 二、海上丝绸之路
1705984689
1705984690
西汉时，为了联合西域各国抵御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侵袭，汉武帝刘彻派遣使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诸国，张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增进了西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为后来汉朝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奠定了基础。由此，张骞开辟了一条从西汉都城长安（今西安市）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各国，横跨欧亚大陆的商贸通道。东汉时，为抵御北匈奴袭扰，班超再次出使西域，重建西域都护，恢复对西域的管辖，打通了荒废已久的东西方商贸之路，并将路线东端延伸到东汉京城洛阳，西端延伸至欧洲罗马。
1705984691
1705984692
自张骞和班超通西域以后，中国与中亚和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中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中亚和欧洲各国，其中丝绸成为运销最远、规模最大、价值最高、获利最丰的商品，商人们竞相前往中国贩运丝绸。它成为罗马帝国最大的奢侈品之一，价格与黄金相等，罗马的贵族妇女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织的透明衣裙为荣。由此，欧洲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Seres）即“丝绸”之意。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FreiherrvonRichthofen）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首次将张骞、班超开辟的这条商贸大道称为“丝绸之路”，这一形象的说法很快被人们广泛接受。
1705984693
1705984694
“丝绸之路”形成于两汉时期，发展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其鼎盛期，来自西域、中东阿拉伯等地的商人云集中国洛阳、长安、扬州等城市。丝绸之路既是欧亚大陆的交通动脉，也是联系东西方文明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然而，唐代中期安史之乱之后，由于中国北方战乱频繁，丝绸之路常被隔断，一条“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而代之，成为中国与西方贸易交通的重要通道。
1705984695
1705984696
两千多年来，连贯中国和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中东、东非、欧洲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外经济、商贸交往和文化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海上丝绸之路”在隋唐时运输的大宗货物也是丝绸类商品，所以人们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上通道称作“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人们便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由于在海外输入的商品中香料占相当比重，人们又称它“海上香料之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中国东南沿海涌现出一些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口，如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等等。
1705984697
1705984698
“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两条：一条向东方的“东海丝绸之路”，一条向西方的“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和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熟和繁荣于唐宋元时期，鼎盛于明清时期。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就“教其民田蚕织作”。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许多民众为逃避秦朝的沉重徭役，不断浮海迁徙朝鲜“知蚕桑作缣布”，中国养蚕织绸技术开始从海路传入朝鲜。秦朝时，徐福东渡日本，率童男女数千带去丝织品、五谷和“舟师百工”，至今日本人民每年都要到徐福墓地和神社祭祀，不但尊之为蚕桑之神，而且把他看作中日之间东海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1705984699
[
上一页 ]
[ :1.7059846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