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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后，中国的海洋船舶已能航行东至朝鲜、日本，南至东南亚和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这说明当时中国的海上地理知识和航海技术已能远达南海乃至印度洋。西汉时，中国海船从广东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起航，携带大批丝绸和黄金，航行至印度洋的黄支国（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途经今越南、泰国，船到马来半岛弃舟登陆，再从西岸换船从缅甸续航至印度，再从今斯里兰卡返航，经今新加坡等国家，以中国的丝绸交易上述各国的珍珠、宝石等特产，这是中国开拓南海丝路最早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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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地处东南沿海的东吴造船和航海技术已具相当水准，朱应、康泰等人曾奉命出使扶南（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撰有《扶南异物志》和《扶南传》（又称《吴时外国志》）。东晋时，法显从印度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由海路搭商船回国，撰写的《佛国记）生动记载了他从狮子国到耶婆提（今爪哇）再到广州的航程和海上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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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展，一些僧侣、外交使节和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不断。当时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各国商人、高僧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广州、扬州、建康（今南京）等地经商、传教。阿拉伯史学家马斯欧迪说：“五世纪上半叶，在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城常有中国商船在此停泊。”可见中国海船当时已能远航波斯湾，5世纪成书的《宋书·蛮夷传》中也说，中国与大秦（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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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隋炀帝杨广派遣常骏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赤土国王率30艘船舶前来相迎，隆重接待中国使节，双方互赠礼物，常骏代表隋炀帝赐其丝绸5000匹，赤土国王还派王子随同常骏一起来中国作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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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成熟和繁荣时期。唐朝开元二年（714），广州设立市舶司以管理兴起的对外市舶贸易。唐朝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详细记录了从广州到波斯湾及远至东非的沿途地名和航程。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但航线远超汉代，而且沿线所经过的国家和航程也比汉代的更多、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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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开始使用指南针导航。宋元时期，增设七处市舶司，作为管理外贸的专门机构。自两宋开始，陶瓷和丝绸一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外销的主要商品。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了不少与中国进行贸易交往的国家和地区，东自日本、朝鲜，南从东南亚一直到阿拉伯半岛远至非洲东岸的广大地区。元代通过海上丝路与海外诸国进行商品贸易，中国的丝绸行销东南亚2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品种有近30个。元朝为鼓励发展海外贸易，采用官本船的办法，即由官方出资造船，所得利润官方得七成，经商者得三成。元时福建的泉州港已经大大超过了广州港，马可·波罗称它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商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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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航海事业经过宋元朝代的发展，积累了许多先进的造船和航海经验，掌握了许多航海的天文和地理知识，涌现了一些航海家，开拓了新的海上航路。宋元时期的航海成就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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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瓷贸易之路明初，郑和七下西洋进一步延伸和拓宽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海外诸国贸易和交流的持续发展，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郑和下西洋期间，明朝与西洋各国的丝绸贸易以“朝贡”和“回赐”作为主要交易形式。郑和每次出使西洋，宝船都装载了大量丝绸，用来赏赐西洋各国国王和首领，换取海外各类珍奇商品。海外各国使节来华朝贡，明廷都给予大量丝帛财物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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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朝廷掌管丝织业的官营织造局遍及全国各地，南京、苏州、杭州、镇江、松江、徽州、嘉兴、泉州、成都、济南等地均设有织造局，一方面直接组织生产，一方面还控制着为数众多的民间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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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南京与丝织业有关的行业达20多个，丝织工人有近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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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丝织品的产量也很大，永乐十七年（1419）朝廷一年即征收了布帛1266887匹、丝绵246500多斤。明代高级丝绸的生产都由明廷直接控制，官营织造机构生产的丝织品主要供宫廷使用、国内外赏赐及官员俸禄等，也有一部分用于对外贸易以换取皇宫所需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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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丝绸种类繁多，主要有缎、绢、罗、纱、绸、改机、绒、绫、丝布、锦等十余种，每个品种都有许多花式，十分精美，图案也风格各异。悠久的中国文明，为明代丝绸的纹饰、图案设计提供了广阔的艺术天地，古代神话、吉祥文字、天空流云、人间美景、飞禽走兽、千枝百花等，别具一格。明代丝绸花纹主要有动物、人物、器物、自然气象等。不同的动物有特定用法和寓意，常见的动物图案有现实性的动物，如兽类的狮子、虎、鹿，飞禽类的仙鹤、孔雀、锦鸡、鸳鸯、喜鹊，鱼类的鲤鱼、鲶鱼、鳜鱼等，昆虫类的蝴蝶、蝙蝠、蜜蜂、螳螂等。同时，还有一些想象性的动物如龙、蟒、斗牛、麒麟、獬豸、凤凰等。不同的动物都有特定的用法和寓意，如狮子除用在官服补子上表示官位等级外，大狮小狮相戏谐音“太师”、“少师”，狮子滚绣球则象征喜庆；虎口衔艾叶是端午节镇压五毒的象征；仙鹿、仙鹤均象征长寿；孔雀、锦鸡象征地位；鸳鸯象征婚姻美好；喜鹊为七夕应景花纹，与梅花相配为喜鹊登梅，象征喜到新春；鲤鱼跳龙门寓科举得中，鲤鱼系飘带则为八吉祥纹样之一；鲶鱼、鳜鱼象征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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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谐音“福”字，与刚字组合为万福的象征；蜜蜂与灯笼、稻穗组合，象征五谷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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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丝织品花纹很多，主要有金绣鸾凤纹、织金龙凤纹、金绣鸾凤、织金绣凤纹、织金绣绿云霞纹、编刺金圈折枝小团花、织金盘龙、玉绶花绣宝相花纹、丹矾红花锦、金绣孔雀、锦绣鸳鸯纹、金绣练鹊纹、云凤四色花锦、大独科花、小独科花、散花无枝叶、小杂花纹、金绣四爪龙、大云花、金绣缠枝花、云霞纹、白鹤、黄鹂、鹌鹑、虎、豹、熊、牛、海马、飞鱼、大鹏等数十种绣纹，可谓千姿百态、华丽多彩。因此，明朝的丝织品在西洋各国深受官民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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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对外贸易中，瓷器仅次于丝织品，特别是青花瓷器畅销西洋各国。中国素有“瓷国”之称，英文China即为瓷器之意。早在唐朝时期，中国的瓷器就开始销往海外。明代，中国制瓷技艺得到很大提高，官窑、民窑也有相当发展，许多窑口分布于沿海一带，如广东石湾、博罗、东兴，福建建化、安溪、漳浦、南平，浙江江山等地都有专门窑口生产外销瓷器。其中广东石湾窑、福建建化窑、浙江龙泉窑还接受外国订单订制陶瓷。永乐时，作为中国瓷器生产中心的景德镇不断创新，有了长足发展，既生产宫廷用瓷，又生产对外国使节的馈赠瓷和郑和下西洋所需的礼品瓷、商品瓷。郑和下西洋船队每次都要携带大量瓷器，除了部分作为馈赠品，许多瓷器作为商品销售给西洋各国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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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费信在《星槎胜览》中记录了郑和远洋船队在西洋各国进行瓷器贸易的情况：“交栏山交易青碗；暹罗、柯枝、忽鲁谟斯、榜葛剌、大呗喃、阿丹六处交易青白花瓷器；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龙牙犀角四处交贸瓷器；旧港交易大小瓷器；花面、剌撒、三岛、苏禄、祖法儿、竹步、木骨都束、溜山、卜剌哇、阿鲁十处交易瓷器，淡洋、吉里地闷、琉球三处交易瓷碗；锡兰山、古里、天方三处交易青白花瓷器。”书中总共提及了郑和船队先后在西洋国家的28处进行了瓷器贸易，其中青花瓷器贸易地就有10处，占城、锡兰、祖法儿等地百姓都喜用中国的青花瓷盘、瓷碗等。明代南京人巩珍撰写的《西洋番国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中国的青花瓷器在占城、爪哇、锡兰等国家和地区是最受欢迎的商品，这可以从郑和所到之处至今仍不断有永乐、宣德时期的中国瓷器被考古人员发现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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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木骨都束和马林迪地处古代贸易的要冲，当地曾发现明永乐年间的精美中国陶瓷。西亚的亚丁城附近的阿布安遗址和阿拉伯半岛南部其他港口遗址都曾出土了13至15世纪的中国青瓷和青花瓷。肯尼亚麻林地附近的给他（Gedi）古城和其他一些遗址，也发现了多件永乐时期的青花瓷器及残片。其中一件磁盘，盘边为青花缠枝花，盘底为对称六格的卷草纹，另一件为葡萄、卷草纹青花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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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期间，青花瓷是中国瓷器出口西洋的重要品种，下西洋船队对永乐、宣德年间青花瓷器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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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青花瓷器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驰名天下，深受海外各国欢迎。随着瓷器的不断外销，中国的制瓷技术也传播到一些西洋国家和地区，如占城国直接聘请中国制瓷工人到国内帮助烧制青花瓷器。当时，中国烧造青花瓷器所用的青料，都是郑和船队从东南亚国家带回来的，“苏麻离青”也被称作“苏泥浡青”、“回回青”等。所谓“苏泥”，是指来自苏门答剌的原料；所谓“浡青”，即来自浡泥国（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的青料。中国考古工作者曾对宣德青花瓷器进行过化学分析，发现青料中氧化锰的含量与氧化钴的含量差不多，而氧化铁含量特别高，这与国产青料在成分上有明显的不同。国产青料的成分中，氧化锰的含量要比氧化钴高达数倍甚至十余倍，而明青花瓷所用含锰这样少、含铁这样高的钴土矿国内至今尚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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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青花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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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与史书上记载的宣德青花瓷多用国外青料得到相互印证，也证实了明初的瓷器青料多由海外进口。20世纪9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对江西景德镇永乐官窑瓷器遗址进行发掘，清理出大量青花瓷器残片，其中不少与中东伊朗和土耳其收藏的传世品相互印证，证明所发现大量碎瓷乃明初御制瓷厂所产。为了防止次品外流，杜绝民窑模仿，御窑将落选的瓷器砸碎并埋藏在厂内，其中永乐时期青花外销瓷器的发现可以肯定是为郑和下西洋而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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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下西洋对青花瓷器的另一个重要影响体现在当时青花瓷器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为了适应外销，在烧制青花瓷器时采用了许多伊斯兰风格的造型与纹饰。伊斯兰文化的图案装饰中采用的题材是植物花卉，它常采取繁缛的缠枝图案，以柔美的曲线为主，有规律地展开蔓延状的花、果、叶、藤等植物图案，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和梦幻之美。阿拉伯书法也是永宣青花瓷上的装饰题材之一，通过点线的无穷变化组合，具有流畅的韵律美。青花卧足碗、青花无挡尊等瓷器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均以阿拉伯文作为装饰。西安文管会收藏的一件宣德青花卧足碗，外壁口沿写有“感谢真主赐福”的阿拉伯文。1980年，河北邢台文物部门征集到一件青花无挡尊，瓷器上书有两组阿拉伯文，因晕散严重，部分文字模糊不清，其中两句大意为“赞颂归于真主”、“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从景德镇所发现永乐青花瓷的造型和纹饰看，有许多仿自伊斯兰国家的瓷器。例如盘座、执壶、花浇、僧帽壶、折沿盆、大盘、抱月瓶、长颈方口折壶、天球瓶、八角烛台、筒形花座、仰钟式碗等，其纹饰为海涛怪兽纹、海龙纹、狮球纹和伊斯兰风格的几何形纹等。景德镇御窑厂能根据海外市场的需要，生产适销对路的瓷器产品，同时出口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青花瓷。郑和船队带到亚非各国的青花瓷器价格也高于其他品种一倍以上，如青白花瓷盘每个500贯，碗每个300贯，瓶每个500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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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豆青瓷盘每个则150贯，碗每个300贯，瓶每个150贯，可见青花瓷之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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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中国瓷器遍及西洋各国，许多国家的博物馆都收藏有中国明代的瓷器。印度尼西亚馆藏的青花瓷盘，上面绘有远航帆船。伊朗阿尔代华尔寺院收藏的永乐、宣德年间各色青花瓷器，量多质精。阿曼马斯喀特博物馆收藏的一只明代瓷碗底部印有“永乐”字样，正是郑和下西洋船队访问祖法儿（今阿曼）时留在当地的。凡郑和船队到访过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有中国瓷器出土。在东非，人们不仅把中国瓷器作为器皿使用，还把它镶嵌在建筑物上作为装饰品，甚至把它作为陪葬品，以显示自己的富有。在肯尼亚、坦桑尼亚等东非国家15世纪的古墓和古城堡上，仍可以看到装饰有中国明代的瓷盆和瓷碗，有的瓷器上面带有“长命富贵”、“永保长春”、“万福攸同”等款识。今天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和肯尼亚的博物馆里收藏了不少中国明初的青花瓷器。难怪英国考古学家摩蒂默·惠勒（1890-1976）说，“中世纪东非的历史，可以说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那一件件明代的中国古瓷和残片，都成为明代郑和船队和亚、非各国友好往来的纽带，成为中国人民同亚、非各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