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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拓宽了研究的视野，研究涉及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动机和历史作用，与亚非洲各国以及台湾地区的关系，宝船和远洋航海技术等。这一时期出版的一些中国通史，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尚钺的《中国通史纲要》等均对郑和下西洋的性质、目的、历史地位等进行了探讨。20世纪50—60年代，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质等展开了争鸣。50年代中叶，学术界开始重视对郑和下西洋与中外关系问题的研究。如周一良的《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郑鹤声的《十五世纪初叶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友谊关系》、徐玉虎的《明代与东南亚关系之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群工部编的《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刘如仲的《郑和与南亚》等，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海外各国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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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台湾学者也相当重视郑和下西洋与台湾关系的研究。他们发表的论著数量甚至超过了祖国大陆，其成果多属考证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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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郑和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郑鹤声、向达、朱偰、包遵彭、徐玉虎、张维华、顾颉刚、束世澄、周世德、方豪、毛一波、朱杰勤等人。他们对郑和下西洋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高水平的论著，其中以郑鹤声先生研究成果最为丰富，造诣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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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学家对郑和下西洋史研究也有不少优秀成果。自1954年至80年代初，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先后主持撰写了七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轰动了西方汉学界，书中对郑和下西洋远航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成就进行了探讨。1969年，日本学者小川博翻译出版了马欢的《瀛涯胜览》日文译注本。1970年，英国学者米尔斯（J.V.G.Wills）在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基础上翻译出版了《瀛涯胜览》的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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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叶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郑和研究的学术活动日益活跃。适应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郑和研究逐步与国家外交政策、海洋开发和国防安全等方面结合起来，通过总结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经验教训，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中国大陆学术界与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郑和研究学者的交往更加密切，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加入郑和研究的行列，郑和研究的国际化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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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决策地和始发地，也是郑和生活多年的地方，保留着多处与郑和有关的历史遗迹。1985年7月，南京召开了“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次大会的影响和促进下，1986年3月，南京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郑和研究的学术团体——南京郑和研究会，同时出版了会刊《郑和研究》，有力推动了全国郑和研究在学会方面的发展：1992年12月，“昆明郑和研究会”成立；1994年江苏省“郑和航海研究基金会”成立；1996年12月，“江苏省郑和研究会”成立；1998年7月，江苏省“太仓市郑和研究会”成立；2001年7月，福建“长乐郑和研究会”成立；2002年12月，“云南省郑和研究会”和“香港郑和研究会”相继成立；2004年7月，“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成立，并出版会刊《郑和下西洋研究》；2005年2月，台湾“中华郑和学会”成立；2006年7月，上海市“上海郑和研究中心”成立并出版《郑和研究动态》。各地的郑和研究会定期或不定期举行有关郑和的学术研讨会，出版相关的研究期刊和专著，使郑和研究逐步走向正规化、系统化，推动了郑和研究的不断繁荣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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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界常以重大纪念为契机来推进郑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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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是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纪念，于是各地纷纷举办活动：1983年4月北京成立了全国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中国航海学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在江西九江召开了“郑和航海学术讨论会暨中国航海史研究年会”，大会收到的学术论文数量之多、涵盖领域之广前所未有；1985年7月，南京举行了“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规模空前，声势浩大，对郑和下西洋历史的探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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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7—9月，在福州、长乐、南京三地召开了纪念郑和下西洋590周年大会，形成了郑和研究的繁荣局面。1998年是“国际海洋年”，学界把国际海洋年的活动与郑和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突出面向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特色，为郑和研究在新世纪的全面发展提供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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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由交通部牵头，建立了由中宣部、外交部、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海洋局等17个单位和团体组成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并将“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作为本次纪念活动的主题。全国各地举行了各种类型的纪念活动，如召开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大会，放映郑和下西洋纪录影片，举办郑和下西洋展览，召开有关航海、海洋等方面的系列学术研讨会，举行郑和下西洋博览会以及海洋、航运知识讲座、知识竞赛和夏令营活动，这些活动进一步推动了郑和研究的深入。全国各地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为契机，利用郑和下西洋遗址、遗迹为载体，通过塑造郑和像、修建郑和纪念馆、主题公园和展览馆等方式，将郑和下西洋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扬光大。纪念活动有徽标，为这次纪念活动有关部门还专门发行了邮票、纪念币、纪念画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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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学者们对明初的外交政策、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性质、下西洋中断的原因、下西洋与香料贸易、下西洋对南洋华侨的影响、郑和家世和天妃信仰等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新成果层出不穷。朱鉴秋、李万权等运用现代航海学、地图学等科学原理，研究《郑和航海图》，出版了《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席龙飞、陈延杭、孙光圻、金秋鹏等运用自然科学技术原理研究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技术、牵星术以及宝船的性能和特点；潘仲元、林松、张桂林等从宗教、民族学的角度探讨郑和的宗教信仰及其在下西洋中的作用；张铁牛等从军事学角度对郑和船队编制体制、活动进行了研究；时平、陆儒德等从海权的角度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探讨，给人以新的启发。2002年3月，英国人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首先发现美洲大陆”的新观点，在世界范围产生了极大影响，尽管证据不足，但它推动了学术界对郑和远航活动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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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新时期郑和研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史实研究和考证，学者们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相互交融，逐步形成了“郑和学”的基础。学者们分别从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军事学、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地理学、航海学、天文学、气象学、文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等不同学科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取得丰硕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学术界正式提出建立“郑和学”的主张，指出“郑和学”是一门以研究郑和这一特定历史人物为主体，兼及一切与郑和历史活动相关的海洋及航海史等综合性的边缘学科，体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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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 二、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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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为了联合西域各国抵御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侵袭，汉武帝刘彻派遣使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诸国，张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增进了西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为后来汉朝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奠定了基础。由此，张骞开辟了一条从西汉都城长安（今西安市）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各国，横跨欧亚大陆的商贸通道。东汉时，为抵御北匈奴袭扰，班超再次出使西域，重建西域都护，恢复对西域的管辖，打通了荒废已久的东西方商贸之路，并将路线东端延伸到东汉京城洛阳，西端延伸至欧洲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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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张骞和班超通西域以后，中国与中亚和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中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中亚和欧洲各国，其中丝绸成为运销最远、规模最大、价值最高、获利最丰的商品，商人们竞相前往中国贩运丝绸。它成为罗马帝国最大的奢侈品之一，价格与黄金相等，罗马的贵族妇女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织的透明衣裙为荣。由此，欧洲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Seres）即“丝绸”之意。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FreiherrvonRichthofen）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首次将张骞、班超开辟的这条商贸大道称为“丝绸之路”，这一形象的说法很快被人们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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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形成于两汉时期，发展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其鼎盛期，来自西域、中东阿拉伯等地的商人云集中国洛阳、长安、扬州等城市。丝绸之路既是欧亚大陆的交通动脉，也是联系东西方文明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然而，唐代中期安史之乱之后，由于中国北方战乱频繁，丝绸之路常被隔断，一条“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而代之，成为中国与西方贸易交通的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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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连贯中国和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中东、东非、欧洲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外经济、商贸交往和文化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海上丝绸之路”在隋唐时运输的大宗货物也是丝绸类商品，所以人们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上通道称作“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人们便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由于在海外输入的商品中香料占相当比重，人们又称它“海上香料之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中国东南沿海涌现出一些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口，如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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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两条：一条向东方的“东海丝绸之路”，一条向西方的“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和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熟和繁荣于唐宋元时期，鼎盛于明清时期。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就“教其民田蚕织作”。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许多民众为逃避秦朝的沉重徭役，不断浮海迁徙朝鲜“知蚕桑作缣布”，中国养蚕织绸技术开始从海路传入朝鲜。秦朝时，徐福东渡日本，率童男女数千带去丝织品、五谷和“舟师百工”，至今日本人民每年都要到徐福墓地和神社祭祀，不但尊之为蚕桑之神，而且把他看作中日之间东海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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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后，中国的海洋船舶已能航行东至朝鲜、日本，南至东南亚和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这说明当时中国的海上地理知识和航海技术已能远达南海乃至印度洋。西汉时，中国海船从广东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起航，携带大批丝绸和黄金，航行至印度洋的黄支国（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途经今越南、泰国，船到马来半岛弃舟登陆，再从西岸换船从缅甸续航至印度，再从今斯里兰卡返航，经今新加坡等国家，以中国的丝绸交易上述各国的珍珠、宝石等特产，这是中国开拓南海丝路最早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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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地处东南沿海的东吴造船和航海技术已具相当水准，朱应、康泰等人曾奉命出使扶南（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撰有《扶南异物志》和《扶南传》（又称《吴时外国志》）。东晋时，法显从印度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由海路搭商船回国，撰写的《佛国记）生动记载了他从狮子国到耶婆提（今爪哇）再到广州的航程和海上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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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展，一些僧侣、外交使节和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不断。当时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各国商人、高僧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广州、扬州、建康（今南京）等地经商、传教。阿拉伯史学家马斯欧迪说：“五世纪上半叶，在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城常有中国商船在此停泊。”可见中国海船当时已能远航波斯湾，5世纪成书的《宋书·蛮夷传》中也说，中国与大秦（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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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隋炀帝杨广派遣常骏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赤土国王率30艘船舶前来相迎，隆重接待中国使节，双方互赠礼物，常骏代表隋炀帝赐其丝绸5000匹，赤土国王还派王子随同常骏一起来中国作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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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成熟和繁荣时期。唐朝开元二年（714），广州设立市舶司以管理兴起的对外市舶贸易。唐朝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详细记录了从广州到波斯湾及远至东非的沿途地名和航程。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但航线远超汉代，而且沿线所经过的国家和航程也比汉代的更多、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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