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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一些西方学者即开始关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并进行研究。1874年，英国外交官梅辉立（W.E.Mayers）在英文《中国时评》上发表了《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探险》一文，介绍了郑和下西洋活动，首开西方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1885年，英国人菲利普斯（Phillips）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进行研究，发表了《十五世纪中国航海家所描述的印度和锡兰诸海港》，文中介绍了郑和下西洋对印度和锡兰等地的访问。1915年，美国《通报》上连载了汉学家柔克义（WilliamW.Rockhill）撰写的《14世纪中国与东方群岛和印度洋沿岸的关系及贸易丛考之二》，文章选取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和明代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中的词条进行了详细考释。1933年，荷兰人戴文达（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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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yvendak）在《马欢书再考释》中对柔克义的考证作了进一步的订正和补充。同年，法国人伯希和（PaulPelliot）也在《通报》上发表了《15世纪初年中国人的伟大海上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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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对郑和及下西洋历史的探索始于19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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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沉重打击了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努力，随之而来的列强瓜分狂潮、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定，这一切深深地刺痛了每个华夏儿女的心，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世界交通日便，海上竞逐日烈，始而地中海，继而大西洋，继而太平洋”。此时适逢美国人马汉“海权论”风靡全球，世界列强竞相效法，大力倡导海权，扩张海权，这些对当时学习和仿效西方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1840—1914）是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曾两度出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1890—1905年间他在其著作中提出闻名世界的“海权论”。他认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是一个国家在海洋上的综合实力，海权与国家兴衰休戚与共，拥有制海权能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一个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来保护海洋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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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日（1903年9月30日），上海《大陆报》第11期发表了《支那航海家郑和传》，这是近代中国第一篇公开发表的郑和研究长文。全文分六节约12000字，首次把郑和下西洋放在整个世界历史长河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将技术工具的发展作为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问题，并首次引入了当时风靡世界的马汉“海权论”思想，采用中西比较方法，针对西方海权扩张和中国海权的积弱，希望以郑和航海壮举来唤醒中国民众的海权意识与爱国热情。由于该文无署名，具体何人所写已不可考。因该报编辑所撰写的文章大多不署名，故该文可能是当时《大陆报》编辑自己所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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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1905年5月18日），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署名，在上海《新民丛报》第69号上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全面肯定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贡献和伟大意义。当时，宣传和振兴中国海权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重要政治命题，梁启超此文强烈地体现了这一时代主题。梁启超将郑和下西洋放在世界航海探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分析，肯定了郑和在世界航海史上的杰出地位，强调了郑和远洋航海次数超过哥伦布，“为海上生活者三十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航海家无可比拟的，而郑和经历的空间也是空前的，“亚细亚之海岸线，和所经行者十而八九矣”。他指出：“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即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即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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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撰写此文的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激励全体国人奋发向上的国民意识，重视海权观念，振兴中华。梁启超充分肯定了郑和的历史作用，第一次提出郑和是我国“伟大航海家”，并以马欢《瀛涯胜览》和费信《星槎胜览》两书为依据，对郑和下西洋船队所经过的39处地名作了初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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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倡导“新史学”，将普通国民身份意识的启蒙作为史学功用，启蒙“国民意识”，探讨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无疑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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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随后袁嘉谷、张星烺、向达、冯承钧、李长傅、许云樵等学者对郑和下西洋史展开探索研究，发表了许多颇具价值的论著，他们成为这一时期研究郑和下西洋历史的代表人物。1911年云南学者袁嘉谷在昆阳发现了马哈只墓及墓志，1913年他发表了《昆阳马哈只碑跋》，第一次以实物材料揭开了郑和家世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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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中也盛赞郑和，“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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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然今之中国人借科学之知识、外国之机器，而造成一艘三千吨之船，则以为难能，其视郑和之成绩为何如？”孙中山号召国人以郑和开拓进取精神为榜样，克服困难，建设富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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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年仅38岁的张星烺完成了《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初稿，书中概述了郑和下西洋的经过。1930年5月，该书由北平京城印书局正式出版，全书100余万字，分为六册。张星烺还在《泉州访古记》（《史学与地学》1928年第4期）一文中对郑和泉州行香碑记及灵山圣墓进行了考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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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向达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上以笔名“觉明”发表了《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根据《昆阳马哈只碑跋》、《古今识鉴》、《西洋朝贡典录》等文献资料论述了郑和的身世，列举了郑和研究的相关资料，如《西洋番国志》、《星槎胜览》、《瀛涯胜览》、《郑和航海图》、《西洋朝贡典录》、《海语》、《皇明四夷考》、《殊域周咨录》、《东西洋考》等史籍，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校注，考证了其版本和流传，最后还专门介绍了明代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对郑和研究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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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冯承钧翻译了法国人伯希和所著《十五世纪初年中国人的伟大海上旅行》一书，并考证和校订了原著中的谬误。该书中文版改名为《郑和下西洋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伯希和阐述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的内容和版本，简要介绍了郑和下西洋的年月和事迹。此外，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和《郑和小传及其航行南洋之概略》、许云樵的《三宝公在南洋的传说》、夏璧的《郑和七使西洋往返年月及其所经诸国》等论著都是颇具影响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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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郑和下西洋的事迹开始在社会上传播，并首次出现在小学历史课本上，成为与班超、岳飞、郑成功、林则徐等人并列的民族英雄。这一时期，出版了一系列有关郑和的普及读物。如高君的《郑和》、姚名达和朱鸿禧的《郑和》（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章衣萍的《郑和》（儿童书局1934年版）、陈子展的《郑和》（新生命书局1934年版）等。这一时期郑和研究主要是介绍多而研究少，研究也不够全面深入。其研究集中于考证郑和身世以及郑和下西洋的时间、目的和性质等，但总体尚处于初创阶段，还没有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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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郑和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学术界开始对郑和及其下西洋历史进行专门研究，并逐步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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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人们更加怀念郑和的远航伟绩，使郑和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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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新史料不断被发现。1935年，学者郑鹤声从史籍中发现了太仓刘家港的“通番事迹记”石刻碑文，并发表在1935年《国风》第7卷第4期上。1936年，福建长乐县官员王伯秋发现了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碑。同年，郑鹤声在南京发现了“静海寺残碑”（惜此残碑在抗日战争中被毁，仅存碑文拓片）。也在这一年，辛亥革命元老李鸿祥将军（云南玉溪人）为倡修《玉溪县志》，广征县志资料，有人从玉溪东营村抄得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兄弟所藏《郑和家谱》，经鉴定为明代真本。《郑和家谱》连同光绪末年发现的郑和父亲马哈只的墓志铭，为研究郑和家世提供了更为可信的资料。1937年2月，经过缜密考订，李士厚公开出版了《郑和家谱考释》。1941年，郑鹤声编著的《郑和遗事汇编》出版。作者自30年代即从事郑和研究，不断搜集、整理各方面资料，先后在南京、太仓浏河、福建长乐、云南等地实地探访调查，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该书史料与文物相结合，成为郑和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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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1937年间，在《禹贡》杂志上就“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持续一年多的学术讨论，开创了郑和研究学术研讨之风。1936年3月，吴晗发表了《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936年第11卷第1期），认为郑和下西洋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以“经营国际贸易”收入来解决国内经济困难，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目的性质等问题的讨论。此后，许道龄、梁方仲、李晋华、童书业等人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看法。童书业认为，郑和下西洋有“贸易性质”，但主要使命并非“经营贸易”（参见《关于郑和下西洋性质之讨论》，《禹贡》1936年第6卷第2期；《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禹贡》1937年第7卷第1、2、3期）。梁方仲指出，郑和下西洋贸易的主要物品是满足朝廷享受，采购的多为珍奇异宝一类的奢侈品，并非一般百姓生活所需（参见《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9年第6卷第2期）。许道龄、李晋华、范文澜等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并“宣扬国威”。而童书业、张锡纶、李长傅等认为下西洋是为“耀兵异域”，他们将郑和下西洋描述为政治性的殖民事业。而李士厚、刘铭恕则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帮助满剌加为首的南洋回教同盟国来反抗爪哇帝国的统治（参见刘铭恕：《郑和航海事迹之再探》，《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3年9月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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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下西洋宝船的大小尺寸和《郑和航海图》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关于宝船的大小，《明史·郑和传》记载：“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1947年，管劲丞发表《郑和下西洋的船》（见《东方杂志》1947年第43卷第1号），对气势宏伟的宝船提出疑问。根据南京静海寺残碑记载，他认为，郑和宝船有2000料和1500料之分，再据《龙江船厂志》所载船料长宽比例推算，确定宝船的长宽之比约为7比3，宝船应长十六丈六尺，中阔二丈四尺三寸，中深八尺一寸。1943年12月，范文澜出版了《郑和航海图考》（商务印书馆1943年12月版）一书，集中了当时中外学者对《郑和航海图》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郑和航海图》绘成于1525—1575年间，其稿本出自元代。他对图中一些地名和读音进行了考释，注释了图中若干针路术语。该书对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朱偰、李长傅等人对该图作了进一步补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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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也出版了一些郑和研究专著和通俗读物，其中束世征的《郑和南征记》（青年出版社1941年版）、郑鹤声的《郑和》（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年版）和《郑和遗事汇编》（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最有代表性，颇具成就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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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明人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此书虽是明人小说，但得到郑振铎、鲁迅、冯承钧、向达、陈子展等大家的高度重视。在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西洋记）成为人们研究了解郑和下西洋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赵景琛先生所著的《三宝太监西洋记》（北新书局1937年版）和《西洋记与西洋朝贡》（《小说论丛》1947年6月）对《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内容进行了辑录比较，认为该书主要是依据《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虽为人神相杂，鬼怪百出，不甚可取”，但“也并非完全荒诞之书，有好些部分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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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正常的学术研究活动屡受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有不少学者排除各种政治干扰，坚持不懈地对郑和下西洋历史进行研究探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这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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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批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原始资料陆续整理出版。早在1935年，冯承钧就校注出版了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1954年中华书局将两书再次整理出版。1960年代初，向达完成了对《郑和航海图》、巩珍《西洋番国志》、《两种海道针经》等古籍的校注，中华书局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形式陆续出版，方便了学术研究。1980—1989年间，山东齐鲁书社陆续出版了郑鹤声、郑一钧父子编写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该书200余万字，分上中下三册，汇集了各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资料，成为郑和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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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出现一批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论文有：向达的《试说郑和》（《进步日报》1951年11月13日）、《三宝太监下西洋）（《旅行家》1955年第12期）、韩振华的《试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包遵彭的《郑和下西洋宝船制度考》（台北《大陆杂志》第18卷第1期，1959年1月）、陈得芝的《试论郑和下“西洋”的两重任务》（《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3期）、周世德的《从宝船厂舵杆的鉴定推论郑和宝船》（《文物》1962年第3期）、杨熺的《郑和下西洋航线的形成以及停航的原因》（《大连海事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潘群的《郑和使日问题初探》（《文史哲）1982年第3期）等。研究专著有：朱偰的《郑和》（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周钰森的《郑和航路考》（台北海运出版社1956年版）、徐玉虎的《明代郑和航海图之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版）和《郑和评传》（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8年版）等。朱偰的《郑和》吸收了郑和研究的成果，考证了56处国外地名，超过了此前学者考证的西洋地名数量，论述了郑和在东西方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并附录了郑和研究参考文献目录和中外地名古今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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