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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各国使臣的“朝贡”品到了中国后,明朝廷依例给予“赏赐”,一般赏赐的东西都是丝织品、瓷器、金银、钱钞等,实际上就是官方的商品交换。有的论质作价,由明朝官府收购,有的由他们开市出售,地点或在京城的会同馆,或在指定的港口如广州、泉州等地,福建长乐的十洋街就是当时国货与洋货交易的市场。开市贸易大多在明朝官府主持下进行,价格也由官府确定,有的货物免交税费,友好国家的货物还能得到优惠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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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所换回的及各国“朝贡贸易”的货物,以各种珍宝、奢侈品为主,也有少量百姓所需的生活用品。譬如香料,原本属于富贵之家使用的奢侈品,寻常百姓家并不普及。郑和下西洋将明代的香料贸易推向了高峰,一些香料逐渐与百姓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以胡椒为例,郑和的香料贸易使胡椒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甚至成为货币的代用品,与宝钞、绢布相互替用。价格一降再降的胡椒,终于由珍品变为寻常百姓的日常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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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之路郑和船队下西洋途中,一路弘扬中华文明,传播中国文化。那时许多亚非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中国,郑和船队不仅给他们带去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传统特色商品,还给它们带去了中国一些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文化思想,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明进步。同时,船队在下西洋过程中也吸收一些西洋国家的文化和技术。中外文化在相互交流中共同发展,因此可以说郑和的下西洋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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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一些国家,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本应盛产米谷,但占城国、暹罗、满剌加等东南亚国家或许由于缺少种植知识和技术,当地人耕种的水稻产量很低。下西洋船队给当地带去了各种铁制农具,还派人向当地百姓传授水稻种植经验和技术,推动了水稻在当地的种植,并成为现今世界上著名的稻米产区。船队也带回了东南亚的一些优良稻种,如江南一带所称的“洋暹米”,就是郑和引入的品种。郑和船队在输出丝绸制品的同时,丝织技术也传到了西洋国家。如印度半岛的古里等国,对蚕丝只会作线、缫丝、嵌手巾,后经郑和船队传授丝织技艺,学会了织制丝织品,并能用丝织品制作精美服装,榜葛剌国甚至能用纻丝做成长衣赠送给郑和船队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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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城国地处亚热带,适宜水稻种植,然而占城农民习惯于一年一季。郑和派人指导当地农民改进耕作技术,试种一年三季获得成功。此外还教他们凿井,取水灌溉,沿山腰修建梯田,还赠送中国犁耙,传授犁田方法。此后,占城以出产“占城稻”而出名,国家也逐步富庶起来。占城国居民的房屋多用茅草覆盖,屋檐高规定不得超过3尺,违者将被治罪。由于屋檐低矮,人们进出房屋都要躬身低头,十分不便。郑和船队到了占城国后,指导他们修建房屋。明代《大统历》是当时比较精确的历法,《大统历》传入占城后,被广泛采用,对占城的农业生产与人民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占城没有纸、笔等文具,郑和船队则带去了中国的笔墨纸砚,向他们传授了造纸、制笔和制墨的方法,促进了占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古代占城文字仿印度梵文,随着郑和船队多次访问占城,双方使节的频繁交往,汉字和中国儒家文化进一步影响了占城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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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项伟大创造,郑和船队访问暹罗时,将中国茶籽送给暹罗农民种植推广,使饮茶之风传遍暹罗及东南亚各国,从泰语中的“茶”与汉语中的“茶”的一样发音便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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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人习惯吃深山里开采的矿盐,但这种盐缺少碘,长期食用容易甲状腺肿大。郑和船队帮助他们制造海盐,并告诉他们海盐的盐水还有消火败毒之药效。暹罗气候炎热,生疮患疖的人特别多,懂得这个医学常识后欣喜万分,无不感激郑和。此外,郑和还派人向暹罗人传授伐木、烧制陶器、凿井、开垦梯田等先进农耕技术,促进了暹罗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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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剌加原来使用钱币“斗锡”,但见到中国铜钱后,便在郑和船队的帮助下仿照中国铜钱铸造了锡钱“加矢”,使用起来更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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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剌加盖房用椰叶覆顶,以细藤条捆扎,一家人寝食厨厕都在一处,晚间睡觉不分男女。郑和派人教他们建造房屋,并从中国带去砖瓦给他们盖房,船队医生教他们种植中草药材,用中药治病防病。今天,东南亚许多中药材都是用郑和船队当年带去的种子繁殖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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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里、柯枝、大葛兰、小葛兰等国天气炎热,暑病流行,郑和船队的医生主动给这些患者治病。然而患者众多,带去的中药材总不够使用,于是船队医生采用中国“刮痧”方法引病外出,收到很好的疗效,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当地缺医少药的困难。自此,“刮痧”方法风行印度半岛。东非木骨都剌、卜剌哇、竹步等国家本不种植棉花。郑和船队来到后,发现当地土壤、气候十分适宜棉花的种植,便将中国棉籽送给当地居民栽种,并指导培育技术。中国船员还传授棉纺织方法和经验,制作木质纺纱机和织布机。从此,这些国家有了自制的棉布,生活品质有了一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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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科钦地区的渔网编织和使用方法也是由郑和船队传入的。郑和七下西洋返航途中,不幸病逝于古里。郑和病逝后,船队留下少量船员为郑和守护灵墓。后因洪水泛滥,这些守墓的船员便迁往古里南边的科钦,并将中国渔网也带到这里。渔网利用杠杆原理,将四角系在四根长木上,长木顶端收拢被固定在一根粗大的长杆上。长杆用很高的支架支起,将浸在水中的一张渔网吊出水面,使用时需五六个渔民协同操作。在中国渔网传入前,科钦人一直采取坐独木舟叉鱼的方式,捕鱼效率很低。使用中国渔网后,生产效率大为提高,还降低了出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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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郑和船队也从西洋各国带回许多树木花卉和珍禽异兽,丰富了中国的动、植物资源,也开阔了国内民众的眼界。引进的动物有麒麟(长颈鹿)、狮子等,植物有海棠、薝卜花、五谷树、娑罗树等。南京静海寺的海棠即为船队自西洋带回移植于寺内的,到明万历时,静海寺海棠仍然生长繁茂。南京弘济寺的娑罗树又称“婆罗树”,相传是郑和船队从西洋带回的。这种娑罗树所结果实可以治疗心脏病,人们把它称作“开心果”。五谷树自西洋带回国内后,大江南北皆有栽种,明南京皇城、大报恩寺、天界寺等处也有栽种。经过数百年,如今五谷树已遍布全国各地,江苏、浙江、山东、河南等地均可见到。五谷树高约10米,树干粗壮,成人可合抱,春天开花,夏天结果,叶形似榆钱,花开如飞雪。所结果实年年形状各异,有时像水稻,有时像小麦,有时像高粱,有时像谷子,有时像豆角,“五谷树”名由此而来。传说五谷树还有预报当地庄稼丰歉的功能,果实若形似水稻,则水稻等水生作物丰收;若形似麦子,则小麦、高粱等旱作物丰收;若果实似鱼,则夏季就可能遭受水灾。有经验的农民常于播种前察看五谷树果实,十分灵验,因而五谷树被农民誉为“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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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器所用的苏泥浡青、碗石、回回青、石青等原料,主要来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宣德年间的宣德炉,原料便采用了暹罗的风磨铜、三佛齐的紫石、浡泥的臙脂石、琉球的谰砂、天方的硵砂,从原材料上也体现了其珍贵程度。中国原来没有玻璃,玻璃制造技术是郑和船队从西洋引进的,船队甚至还请来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工人进行指导。西洋的犀角、羚羊角和其他药物也随着下西洋船队输入中国,如满剌加治疗内伤的“阿止儿”药和治疗金疮的“阿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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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文化的主要载体,郑和船队携带大量的中国书籍赠送给西洋国家,以此弘扬中国文化,倡导“以和为贵”、“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共享太平”的理念。郑和访问暹罗时,带去《古今列女传》100本,赠送当地,让他们以中国列女为楷模,改变粗野好斗的习性,提高文明开化程度。郑和下西洋期间,许多西洋国家使臣主动来华表示愿以本国土特产品交换中国书籍。占城、爪哇、暹罗等国收藏有丰富的中国书籍,国王及大臣常用中国书籍供子女学习,占城国王还下令设国子院,招收年轻学子入院学习中国儒家的四书五经等经典。下西洋船队常于所到之地勒碑纪念,以传播中国文化,宣扬中国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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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在下西洋期间对伊斯兰在西洋各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郑和每次出使东南亚爪哇等地,都积极推动伊斯兰教传播。1405年郑和访问爪哇,两年后旧港便有了华人伊斯兰教区。1411年,爪哇和雅加达地区的安卓尔、并里汶、杜板、锦石、若班等地都建起了清真寺。1413年船队停泊三宝垄时,郑和与马欢、费信等随从一起前往当地清真寺祈祷。1409年,郑和奉命册封拜里迷苏剌为满剌加国王,满剌加逐渐成为一个伊斯兰王国,一跃而为东南亚商贸和伊斯兰教传播中心。此外,郑和船队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也作出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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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也是一位佛教徒,深谙佛教建筑艺术。他帮助暹罗建造三宝寺塔、礼拜寺、西塔和锡门,把中国的佛教建筑艺术传播到了东南亚。郑和也从真腊的吴哥古寺等东南亚寺庙中学习了许多佛教建筑艺术。吴哥古寺的石雕有浅浮雕、深浮雕和圆雕三类,寺庙回廊上的众多神话故事及人物生活场景属于浅浮雕,天花板和石柱上装饰的花木鸟兽属于深浮雕,佛像则多属圆雕。这些雕刻线条流畅,栩栩如生,立体感强。郑和在主持建造南京大报恩寺及琉璃塔时,就吸取了东南亚佛教建筑的文化艺术元素。郑和还把东南亚的两座佛教瓦塔,迁移至福建闽侯县凤凰山南麓的雪峰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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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塔早已废弃,但遗址尚存。不仅建筑和雕刻,东南亚国家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绘画也被郑和介绍到中国来。南京静海寺张挂的水陆罗汉像,就是下西洋船队带回来的,海外的佛教绘画艺术一时让“都人士女,竞相观之”。随郑和出使西洋的非幻禅师从西洋带回一套沉香木雕刻的罗汉塑像,被陈列于南京碧峰寺,“像最奇古,香更异常”,对中国佛教艺术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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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颁赐给西洋各国的明朝冠服受到当地人喜爱,一些西洋国家还遣使来华主动请求颁赐中国冠服。由此,明代中国的服饰文化传播到西洋各国,至今在一些亚非国家的服饰上仍可清晰地看出中国服饰的影响。今天泰国王宫里的陈设以及陈列的泰王出巡仪式,其服饰都是中国明朝样式,泰国很多寺庙里的人物塑像,所穿服饰也是中国明朝服饰,譬如胸前用布带编成的纽扣俗称“合桃纽”,是中国明时的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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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向西洋国家颁赐的明朝《王历》和《农历》都含历注,有封赏、拜官、出师、遣使、入学、出行、开市、交易、栽种、牧养、祭祀、嫁娶、动土安葬、动工上梁等内容,包括了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农业生产、民风礼俗等各个方面。西洋国家据此可科学安排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提高了社会的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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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每次出使西洋都要携带大量的中国铜钱,或作馈赠,或作贸易。由于明帝国强大的国力,南洋各国都十分信任中国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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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铜钱大量流通于东南亚,使原来使用贝币的东南亚国家开始使用中国铜钱,促进了东南亚的商品流通。现今,在印度尼西亚巴利岛一带的居民将中国铜钱结成一串一串地吊起来,作为宗教仪式上不可或缺的神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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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常邀请各国使节到中国访问学习,让其领略中国的社会文明,接受中华礼仪的熏陶。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喜庆聚会,明朝廷经常邀外国使节与臣民同乐,参加酒宴、射击、观灯、游园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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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年郑和六下西洋时,曾偕16个国家1200余名使节来华访问游览。两个月后,这些使节又应邀参加迎接永乐皇帝“车入居庸关”的盛典。众多的使臣亲身感受到明王朝的热情和礼遇,目睹了中华文物之美和“天朝太平乐事之盛”,深为中华文化的魅力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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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西洋船队在远航中,许多船员或遭风漂泊,或遇寇被掠,或因病不能续航,他们被迫留居西洋繁衍子孙,成为一些地方最早的华侨。他们融入当地社会,与土著和睦共处,并利用中国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发展地方经济,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成为所在地区中华文化的拥护者和传播者。东南亚是船队船员留居最多的地区,遥远的东非也留有郑和船员的子孙。非洲肯尼亚东部拉穆群岛中的帕泰岛上生活着一群人,他们自称是中国水手的后裔。1994年,美国女作家李露晔(LouiseLevathes)在为郑和撰写的传记《当中国称霸海上》中,叙述了自己在肯尼亚的邂逅:一个黑人告诉她,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是数百年前在肯尼亚帕泰岛遇难中国船员幸存者的后裔。1999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沿着李露晔指引的方向探访了帕泰岛,认为这些自称有中国血统的人,很可能就是郑和船员的后代。此外,在非洲之角的索马里,一直有一个“郑和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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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政治经贸活动,郑和下西洋船队促进了中国与西洋各国间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相互交流,推动双方文化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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