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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友好之路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忠实执行了明朝廷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不仅传播了文化，也传播了和平友谊。西洋各国都把郑和船队视为“和平友好的使者”，下西洋航路成为一条“和平友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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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郑和下西洋是明初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产物和实践。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了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不恃强凌弱，平等友好地对待海外各国。明成祖朱棣继续执行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对郑和船队宣谕道：“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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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坚决贯彻执行了明朝的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积极以和平方式调停西洋各国间的矛盾纠纷，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郑和下西洋前，东南亚各国间矛盾重重，互相攻伐，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现象比比皆是。如中南半岛的安南、占城、真腊等国家间经常发生战争；实力较强的爪哇、暹罗等国也不时对外扩张，欺压周边的满剌加、苏门答剌、占城等弱国；有的国家甚至杀害中国使臣，拦截前往中国朝贡的使团。另外，东南亚一带海盗猖獗，威胁海上交通安全。这种局面既严重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又影响了中国与各国的正常交往和中国自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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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区的核心大国，中国承担着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和义务。调解纠纷，平息冲突，帮助西洋各国解决彼此间的冲突争端，也是郑和船队一项重要使命。在此过程中，郑和尽量采用和平手段，对冲突双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利用大明王朝的威望，劝导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并不是一味地妥协退让，郑和充分利用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对蛮横无理的敌对势力坚决予以打击，军事斗争的胜利有力地保证了和平友好外交政策的推行，促进了明王朝与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对少数一贯以强凌弱的国家，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以制止其侵略行为。郑和扶弱抑强、除暴安良的正义活动，得到西洋各国的拥护和支持。一下西洋时，郑和剿灭了盘踞在旧港的陈祖义海盗集团；第一、二次出使时，郑和恩威并施，迫使爪畦遣使谢罪，并迫使其改变侵略邻国、叛服无常的行为；第二、七次下西洋时，郑和调解了满剌加与暹罗的纠纷，使两国重新握手言好；三下西洋时，郑和先礼后兵，成功地解决了“欺寡凌弱、结怨邻境”的锡兰国王问题。郑和即使用兵，也不随意杀戮，一方面通过另立贤良迅速恢复当地社会秩序，一方面将俘虏解押回国，交由明朝廷处置。郑和秉持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不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去吓唬别人，更不在别国派驻军队。船队经郑和多次往来于各国之间的调解斡旋，西洋各国和地区基本实现了和平安宁、海路畅通的稳定局面，“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因此，可以说郑和船队既是一支威武之师，更是一支和平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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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船队作为明王朝的和平使者，促进了西洋各国与明朝的密切关系，形成万国来朝的盛况。郑和下西洋的28年间，尊重各国主权，无论大小和强弱，平等友好对待每一个国家，赢得了西洋各国的认可和理解，各国纷纷派使节随郑和船队回访中国。仅永乐二十一年（1423）郑和六下西洋回国时，就有古里、忽鲁谟斯、锡兰、阿丹、祖法儿、木骨都束、满剌加等16国使臣1200多人随船一起来访。据不完全统计，在郑和下西洋期间，西洋各国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东南亚4个国家的9位国王先后8次来华访问。来华访问的外国国王中，有的因病去世，将“体魄托葬中华”，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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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航海历史的先驱者，郑和更是世界和平友好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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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远洋航海活动的和平性质，明显区别于同期西方充满暴力掠夺性的航海探险活动。15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在亚欧大陆两端的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迈开了向海洋世界的进军步伐。东方以中国郑和下西洋为代表，西方以葡萄牙亨利王子沿非洲西岸探索为代表，标志着人类的活动领域开始由陆地转向海洋。郑和船队的下西洋活动是以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力为主要目的，以德服人，以友好、平等的态度广交朋友，而西方航海探险活动则以武力和血腥掠夺为手段、以谋取金银财物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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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航海家开辟新航路后，接踵而至的是残酷的殖民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带去无尽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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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航海家每到一处，便宣称对该地的占有，然后采取武力、欺诈等手段进行侵占和掠夺。哥伦布登上“发现”的第一块陆地瓦特林岛后，立即召集船上人员，举起王旗，宣布他已为西班牙国王占领该岛。此后，西班牙人便源源不断地向他们的“新土地”派遣军队，任命总督，建立要塞，镇压反抗他们的印第安人，哥伦布本人便曾担任过海地总督。同样，达·伽马到达印度卡利卡特（即古里）后，一登岸即照例竖起一根标柱，作为葡萄牙王室占有这块土地的标志。为了垄断新航路的贸易，葡萄牙人还采取各种残忍手段，恫吓往返于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之间的阿拉伯商人和其他东方商船，烧杀抢掳，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达·伽马第二次前往印度时，截获了几艘从麦加返航的穆斯林船只，船上大约有700多人，他下令将船上货物劫掠一空后，竟放火连船带人一起焚烧。为了攫取美洲的黄金白银，西方殖民者几乎将一些地区的土著印第安人斩尽杀绝。他们还采取欺骗性的不等价交换，用玻璃球、小镜子、别针、钮扣等不值钱的东西，向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换取贵重的黄金、象牙和奴隶，以牟取暴利。自15世纪新航路开通后，西方殖民者还开始了罪恶的奴隶贸易，一支来复枪就能换到一个黑奴，一匹阿拉伯马能换25个奴隶。在美洲，欧洲人的屠杀和带来的疾病，使整个美洲大陆人口从1亿减少到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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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航海家的探险活动虽然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这些并非是航海者和组织者的本意，推动西方航海探险活动的原动力来自经济因素，是当时欧洲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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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西方正处于进入“资本主义曙光”的前夜，欧洲贸易中心已由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沿岸，由于西欧各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和新兴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迫切要求，社会对商品货币尤其是黄金白银的需求激增。于是西方各国政府大力鼓励和支持航海探险，寻找黄金白银，开拓海外殖民地。哥伦布、达·伽马等人的航海探险活动虽然开创了世界航海事业的新时代，但却给亚非拉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1992年是哥伦布到达新大陆5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打算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日期定为一个全球性纪念日，却遭到来自美洲印第安人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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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七下西洋奉行“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方针，建立了中国与西洋国家间的和平友好关系，既为西洋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也赢得了西洋各国对中国的友谊和信任。郑和个人也收获了极大声誉，各国人民为郑和建庙竖碑，记载他的丰功伟绩，追思他的恩泽，各地郑和庙宇香火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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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位航海家能得到如此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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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航海技术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依靠全体官兵战胜了无数困难险阻，先进的航海技术是船队平安往返的基本保证。下西洋船队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等方面均领先于同期的西方船队，代表了当时世界先进的航海技术，将中国远洋船舶制造、牵星定向、天文定位、计程计速、航海医学等航海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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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处北半球季风带，很早就掌握了利用季风进行航海的技术，郑和船队就是利用海洋季风变化规律来往于西洋各国。船队一般在东北风季的十月至次年正月间从闽、粤出发，在四月至七月的西南风季自印度洋归国。船舶乘季风远航时，由于季风对水面的摩擦力及对海浪迎风面的压力，使得海水自然地顺风向移动，由此产生了一股定向的海流。印度洋有一股冬季风海流，这股海流与冬季西北信风的运动方向一致。此时，海船如趁这股海流自东向西航行，顺风顺流即可抵达东非。当海上航行路线与季风、海流方向成交叉状态时，海上船舶一侧因受季风海流的压力，就要顺着风、海流方向航行，于是便产生误差，逐步脱离原先设计的航线，此种误差即“风压差”与“流压差”。郑和船队掌握这一原理后，便在设计航线时，预先把风、流压差角的修正量置于设计之内，让原设计的航向角偏小，使船体慢慢横漂，逐渐东移来修补偏差量，以保持正确的航向。季候风的风向在每个季节里大致不变，但有时受地区气象条件影响也会发生变化。郑和船队通过操纵风帆脚索，变换风帆角度方法，配合尾舵和披水板，创造了八面驶风的海上航行技术。早在宋代，人们已经认识到风有八面，即正顺风、正顶风和船头、船尾吹来的左右侧风，左右横风。而当时仅能利用七面，“惟当头而不可行”。郑和船队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即使正顶风（即逆风）也能采取“之”字形的航行方法，转逆风为斜逆风，使船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为了减少侧风、斜逆风所引起的横向飘流，在船舷两侧设置有披水板，以削弱横向推力，船不致侧倾翻覆。为增强船只航行的稳定性，一般使用上窄下宽的梯形斜帆，有的在主帆下还加挂“篷裙”，以降低风压中心，这样，既可有效利用风力，又避免了风大船侧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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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最早越洋跨洲的远洋船队指挥官，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次出使西洋，船头有罗盘，船尾有尾舵，采用“过洋牵星”的导航技术，以“针位图”定方位，这些都是当时领先的航海技术。远洋船舶的定位和测定是关系到整个船队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船队必须遵循事先设定的航线航行，否则随时都有触礁的危险。郑和船队海上定位采取测深定位、对景定位和天文定位等三种定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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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深定位法早在北宋时便已出现。用“十丈绳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就是将测得的水深和提取的海底泥质相互参照后，便知船舶所在位置。《郑和航海图》用测深定位法找出航路中的转向点。郑和船队测量水深和调查海底情况的方法是在船行至需要测量和调查的地点时，把一端系有铅锤的长绳放入水中，铅锤底部涂以牛油或蜡油。铅锤到海底后提上来，从绳子入水长度可知海水深度，凭铅锤所粘的泥沙来判断海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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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景定位法是利用沿岸的山岭、建筑物、航路两侧的岛屿，推算出船体与这些目标的相对位置，进而推定船舶所在位置。由于古代没有精密仪器，所测定的只是相对大致位置。《郑和航海图）上有单相对景定位法与三向定位法，以三个岛屿作为对景标志，从而测定海上航线转向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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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定位是船在航行中，观测太阳或星辰的高度以测定船队位置。在一望无边的海洋上，周围无地标物可寻，白天观日，夜则观星，阴天观看指南针，就是郑和船队“识地理”的主要方法。郑和船队多通过观测天空星辰来定位。船队观测的主要星辰是北辰星（即北极星），在现代天文图上属于小熊星座。北辰星因其高悬北方，移动很小，高度及出没时间又不受季节影响，航海者历来用这颗星来定向、定位。当船队经过赤道以南时，因北辰星高度渐低而改测华盖星。另外，灯笼骨星（属南十字星座）、华盖星（属小熊星座）、北斗星（属大熊星座）等亮度较大且有明显特征的星辰也常被郑和船队用来观测定位。“灯笼骨星”为南天四颗明亮的星，组成灯笼形状，故名。灯笼骨星将其四星的对角线相连，又似十字架，现代天文学称为“南十字架星座”。郑和船队在过洋牵星时，使用的星辰众多，并且常常是南北或东西两星同时并用，互相校正，这些技术超过了当时西方国家的天文导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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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体星辰随季节交替而不断变化，但每年同一季节同一地区的星辰高度和方位却是一致的。郑和船队利用这一自然规律和季风变化特点往返于西洋各国之间，以固定的季节和时间来观测星空，为船队定位导航。观测仪器名叫“牵星板”，即通过牵星板观测星辰的海平高度（仰角），原理类似于今天的六分仪。测定的地理位置以星辰高度“指”数来表示，“指”是古代角度计量单位之一，用来表示星辰的高低，一指约合1.9度左右。船在海上航行时测定星辰高度的时间是太阳升起前的12分钟，或在日落后的12分钟之内。在这两个时段中既能见星辰，又可见水天线。这时用测得的星辰高度，求出船位的“指”数，再根据目的港的星高“指”数差估算出所需的航程，结合海图中所标的航向，即可安全到达目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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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航海图》中所标示的各港牵星“指”数，换算成现在的纬度度数，其误差已在人的视线范围之内，并不影响船舶安全抵达目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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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记载了苏州人马怀德的一副牵星板，“乌木为之，自小渐大，大者长七寸余。标为一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有细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一块，长二寸，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角、一角、三角等字，颠倒相向，盖周髀算尺也”。明代牵星板多用优质乌木制成，由12块正方形木板组成，最大的一块每边长约24厘米，称为十二指板；次一块，边长约22厘米，叫十一指板，以下每块边长递减两厘米，分别叫十指板、九指板……到最小的一块，每边长两厘米，如一个拇指宽，叫一指板。另外有正方形象牙板一块，边长二寸，四角皆缺，缺边长度分别是最小一块牵星板边长的二分之一、八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一“指”等于四“角”，象牙板上刻有半指、半角、一角、三角等字样，颠倒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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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左手拿牵星板一端的中心，手臂伸直，眼望天空，使牵星板板面与海平面垂直，板上引一根长约60厘米的绳子，用右手抓住拉直，以固定牵星板与观测者眼睛之间的距离，使板的上边缘与所测星辰相接，下边缘与海天交线相合，这样，便可得出星体离海平面的高度。观测时，可随星体高度不同，将十二块牵星板替换使用，直到选用的那块板上下边缘达到上述要求为止。这时使用的牵星板是几指，这个星体的高度就是这个指数。“角”可以根据牵星板上的刻度或用小象牙块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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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茅元仪所著的《武备志》中收录了《郑和航海图》留传至今的四幅郑和船队《过洋牵星图》，为我们提供了郑和船队运用牵星术导航定位的实例。虽说只有四幅图，记载牵星高度的地名却有三十余处，它们均分布在苏门答剌以西的各条远洋航线上，从中可看出郑和船队在远洋航行中如何正确判断船舶位置与航线等重大技术问题，成为中国最早、最具体、最完备的关于牵星术的史料记载。其中一幅“古里往忽鲁谟斯过洋牵星图”的文字说明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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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过洋，看北辰星十一指，灯笼骨星四指半，看东边织女星七指为母，看西南布司星九指，看西北布司星十一指。丁得把昔（今印度西海岸马尔范港口南侧的丹迪锚地）开到忽鲁谟斯，看北辰星十四指。”查核其他三图，皆有“某处回（或往）某处过洋牵星图”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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