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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项伟大创造，郑和船队访问暹罗时，将中国茶籽送给暹罗农民种植推广，使饮茶之风传遍暹罗及东南亚各国，从泰语中的“茶”与汉语中的“茶”的一样发音便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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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人习惯吃深山里开采的矿盐，但这种盐缺少碘，长期食用容易甲状腺肿大。郑和船队帮助他们制造海盐，并告诉他们海盐的盐水还有消火败毒之药效。暹罗气候炎热，生疮患疖的人特别多，懂得这个医学常识后欣喜万分，无不感激郑和。此外，郑和还派人向暹罗人传授伐木、烧制陶器、凿井、开垦梯田等先进农耕技术，促进了暹罗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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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剌加原来使用钱币“斗锡”，但见到中国铜钱后，便在郑和船队的帮助下仿照中国铜钱铸造了锡钱“加矢”，使用起来更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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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剌加盖房用椰叶覆顶，以细藤条捆扎，一家人寝食厨厕都在一处，晚间睡觉不分男女。郑和派人教他们建造房屋，并从中国带去砖瓦给他们盖房，船队医生教他们种植中草药材，用中药治病防病。今天，东南亚许多中药材都是用郑和船队当年带去的种子繁殖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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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里、柯枝、大葛兰、小葛兰等国天气炎热，暑病流行，郑和船队的医生主动给这些患者治病。然而患者众多，带去的中药材总不够使用，于是船队医生采用中国“刮痧”方法引病外出，收到很好的疗效，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当地缺医少药的困难。自此，“刮痧”方法风行印度半岛。东非木骨都剌、卜剌哇、竹步等国家本不种植棉花。郑和船队来到后，发现当地土壤、气候十分适宜棉花的种植，便将中国棉籽送给当地居民栽种，并指导培育技术。中国船员还传授棉纺织方法和经验，制作木质纺纱机和织布机。从此，这些国家有了自制的棉布，生活品质有了一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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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科钦地区的渔网编织和使用方法也是由郑和船队传入的。郑和七下西洋返航途中，不幸病逝于古里。郑和病逝后，船队留下少量船员为郑和守护灵墓。后因洪水泛滥，这些守墓的船员便迁往古里南边的科钦，并将中国渔网也带到这里。渔网利用杠杆原理，将四角系在四根长木上，长木顶端收拢被固定在一根粗大的长杆上。长杆用很高的支架支起，将浸在水中的一张渔网吊出水面，使用时需五六个渔民协同操作。在中国渔网传入前，科钦人一直采取坐独木舟叉鱼的方式，捕鱼效率很低。使用中国渔网后，生产效率大为提高，还降低了出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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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郑和船队也从西洋各国带回许多树木花卉和珍禽异兽，丰富了中国的动、植物资源，也开阔了国内民众的眼界。引进的动物有麒麟（长颈鹿）、狮子等，植物有海棠、薝卜花、五谷树、娑罗树等。南京静海寺的海棠即为船队自西洋带回移植于寺内的，到明万历时，静海寺海棠仍然生长繁茂。南京弘济寺的娑罗树又称“婆罗树”，相传是郑和船队从西洋带回的。这种娑罗树所结果实可以治疗心脏病，人们把它称作“开心果”。五谷树自西洋带回国内后，大江南北皆有栽种，明南京皇城、大报恩寺、天界寺等处也有栽种。经过数百年，如今五谷树已遍布全国各地，江苏、浙江、山东、河南等地均可见到。五谷树高约10米，树干粗壮，成人可合抱，春天开花，夏天结果，叶形似榆钱，花开如飞雪。所结果实年年形状各异，有时像水稻，有时像小麦，有时像高粱，有时像谷子，有时像豆角，“五谷树”名由此而来。传说五谷树还有预报当地庄稼丰歉的功能，果实若形似水稻，则水稻等水生作物丰收；若形似麦子，则小麦、高粱等旱作物丰收；若果实似鱼，则夏季就可能遭受水灾。有经验的农民常于播种前察看五谷树果实，十分灵验，因而五谷树被农民誉为“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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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器所用的苏泥浡青、碗石、回回青、石青等原料，主要来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宣德年间的宣德炉，原料便采用了暹罗的风磨铜、三佛齐的紫石、浡泥的臙脂石、琉球的谰砂、天方的硵砂，从原材料上也体现了其珍贵程度。中国原来没有玻璃，玻璃制造技术是郑和船队从西洋引进的，船队甚至还请来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工人进行指导。西洋的犀角、羚羊角和其他药物也随着下西洋船队输入中国，如满剌加治疗内伤的“阿止儿”药和治疗金疮的“阿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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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文化的主要载体，郑和船队携带大量的中国书籍赠送给西洋国家，以此弘扬中国文化，倡导“以和为贵”、“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共享太平”的理念。郑和访问暹罗时，带去《古今列女传》100本，赠送当地，让他们以中国列女为楷模，改变粗野好斗的习性，提高文明开化程度。郑和下西洋期间，许多西洋国家使臣主动来华表示愿以本国土特产品交换中国书籍。占城、爪哇、暹罗等国收藏有丰富的中国书籍，国王及大臣常用中国书籍供子女学习，占城国王还下令设国子院，招收年轻学子入院学习中国儒家的四书五经等经典。下西洋船队常于所到之地勒碑纪念，以传播中国文化，宣扬中国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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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在下西洋期间对伊斯兰在西洋各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郑和每次出使东南亚爪哇等地，都积极推动伊斯兰教传播。1405年郑和访问爪哇，两年后旧港便有了华人伊斯兰教区。1411年，爪哇和雅加达地区的安卓尔、并里汶、杜板、锦石、若班等地都建起了清真寺。1413年船队停泊三宝垄时，郑和与马欢、费信等随从一起前往当地清真寺祈祷。1409年，郑和奉命册封拜里迷苏剌为满剌加国王，满剌加逐渐成为一个伊斯兰王国，一跃而为东南亚商贸和伊斯兰教传播中心。此外，郑和船队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也作出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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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也是一位佛教徒，深谙佛教建筑艺术。他帮助暹罗建造三宝寺塔、礼拜寺、西塔和锡门，把中国的佛教建筑艺术传播到了东南亚。郑和也从真腊的吴哥古寺等东南亚寺庙中学习了许多佛教建筑艺术。吴哥古寺的石雕有浅浮雕、深浮雕和圆雕三类，寺庙回廊上的众多神话故事及人物生活场景属于浅浮雕，天花板和石柱上装饰的花木鸟兽属于深浮雕，佛像则多属圆雕。这些雕刻线条流畅，栩栩如生，立体感强。郑和在主持建造南京大报恩寺及琉璃塔时，就吸取了东南亚佛教建筑的文化艺术元素。郑和还把东南亚的两座佛教瓦塔，迁移至福建闽侯县凤凰山南麓的雪峰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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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塔早已废弃，但遗址尚存。不仅建筑和雕刻，东南亚国家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绘画也被郑和介绍到中国来。南京静海寺张挂的水陆罗汉像，就是下西洋船队带回来的，海外的佛教绘画艺术一时让“都人士女，竞相观之”。随郑和出使西洋的非幻禅师从西洋带回一套沉香木雕刻的罗汉塑像，被陈列于南京碧峰寺，“像最奇古，香更异常”，对中国佛教艺术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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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颁赐给西洋各国的明朝冠服受到当地人喜爱，一些西洋国家还遣使来华主动请求颁赐中国冠服。由此，明代中国的服饰文化传播到西洋各国，至今在一些亚非国家的服饰上仍可清晰地看出中国服饰的影响。今天泰国王宫里的陈设以及陈列的泰王出巡仪式，其服饰都是中国明朝样式，泰国很多寺庙里的人物塑像，所穿服饰也是中国明朝服饰，譬如胸前用布带编成的纽扣俗称“合桃纽”，是中国明时的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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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向西洋国家颁赐的明朝《王历》和《农历》都含历注，有封赏、拜官、出师、遣使、入学、出行、开市、交易、栽种、牧养、祭祀、嫁娶、动土安葬、动工上梁等内容，包括了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农业生产、民风礼俗等各个方面。西洋国家据此可科学安排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提高了社会的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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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每次出使西洋都要携带大量的中国铜钱，或作馈赠，或作贸易。由于明帝国强大的国力，南洋各国都十分信任中国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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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铜钱大量流通于东南亚，使原来使用贝币的东南亚国家开始使用中国铜钱，促进了东南亚的商品流通。现今，在印度尼西亚巴利岛一带的居民将中国铜钱结成一串一串地吊起来，作为宗教仪式上不可或缺的神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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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常邀请各国使节到中国访问学习，让其领略中国的社会文明，接受中华礼仪的熏陶。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喜庆聚会，明朝廷经常邀外国使节与臣民同乐，参加酒宴、射击、观灯、游园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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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年郑和六下西洋时，曾偕16个国家1200余名使节来华访问游览。两个月后，这些使节又应邀参加迎接永乐皇帝“车入居庸关”的盛典。众多的使臣亲身感受到明王朝的热情和礼遇，目睹了中华文物之美和“天朝太平乐事之盛”，深为中华文化的魅力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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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西洋船队在远航中，许多船员或遭风漂泊，或遇寇被掠，或因病不能续航，他们被迫留居西洋繁衍子孙，成为一些地方最早的华侨。他们融入当地社会，与土著和睦共处，并利用中国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发展地方经济，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成为所在地区中华文化的拥护者和传播者。东南亚是船队船员留居最多的地区，遥远的东非也留有郑和船员的子孙。非洲肯尼亚东部拉穆群岛中的帕泰岛上生活着一群人，他们自称是中国水手的后裔。1994年，美国女作家李露晔（LouiseLevathes）在为郑和撰写的传记《当中国称霸海上》中，叙述了自己在肯尼亚的邂逅：一个黑人告诉她，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是数百年前在肯尼亚帕泰岛遇难中国船员幸存者的后裔。1999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沿着李露晔指引的方向探访了帕泰岛，认为这些自称有中国血统的人，很可能就是郑和船员的后代。此外，在非洲之角的索马里，一直有一个“郑和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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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政治经贸活动，郑和下西洋船队促进了中国与西洋各国间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相互交流，推动双方文化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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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友好之路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忠实执行了明朝廷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不仅传播了文化，也传播了和平友谊。西洋各国都把郑和船队视为“和平友好的使者”，下西洋航路成为一条“和平友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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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郑和下西洋是明初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产物和实践。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了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不恃强凌弱，平等友好地对待海外各国。明成祖朱棣继续执行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对郑和船队宣谕道：“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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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坚决贯彻执行了明朝的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积极以和平方式调停西洋各国间的矛盾纠纷，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郑和下西洋前，东南亚各国间矛盾重重，互相攻伐，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现象比比皆是。如中南半岛的安南、占城、真腊等国家间经常发生战争；实力较强的爪哇、暹罗等国也不时对外扩张，欺压周边的满剌加、苏门答剌、占城等弱国；有的国家甚至杀害中国使臣，拦截前往中国朝贡的使团。另外，东南亚一带海盗猖獗，威胁海上交通安全。这种局面既严重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又影响了中国与各国的正常交往和中国自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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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区的核心大国，中国承担着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和义务。调解纠纷，平息冲突，帮助西洋各国解决彼此间的冲突争端，也是郑和船队一项重要使命。在此过程中，郑和尽量采用和平手段，对冲突双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利用大明王朝的威望，劝导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并不是一味地妥协退让，郑和充分利用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对蛮横无理的敌对势力坚决予以打击，军事斗争的胜利有力地保证了和平友好外交政策的推行，促进了明王朝与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对少数一贯以强凌弱的国家，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以制止其侵略行为。郑和扶弱抑强、除暴安良的正义活动，得到西洋各国的拥护和支持。一下西洋时，郑和剿灭了盘踞在旧港的陈祖义海盗集团；第一、二次出使时，郑和恩威并施，迫使爪畦遣使谢罪，并迫使其改变侵略邻国、叛服无常的行为；第二、七次下西洋时，郑和调解了满剌加与暹罗的纠纷，使两国重新握手言好；三下西洋时，郑和先礼后兵，成功地解决了“欺寡凌弱、结怨邻境”的锡兰国王问题。郑和即使用兵，也不随意杀戮，一方面通过另立贤良迅速恢复当地社会秩序，一方面将俘虏解押回国，交由明朝廷处置。郑和秉持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不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去吓唬别人，更不在别国派驻军队。船队经郑和多次往来于各国之间的调解斡旋，西洋各国和地区基本实现了和平安宁、海路畅通的稳定局面，“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因此，可以说郑和船队既是一支威武之师，更是一支和平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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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船队作为明王朝的和平使者，促进了西洋各国与明朝的密切关系，形成万国来朝的盛况。郑和下西洋的28年间，尊重各国主权，无论大小和强弱，平等友好对待每一个国家，赢得了西洋各国的认可和理解，各国纷纷派使节随郑和船队回访中国。仅永乐二十一年（1423）郑和六下西洋回国时，就有古里、忽鲁谟斯、锡兰、阿丹、祖法儿、木骨都束、满剌加等16国使臣1200多人随船一起来访。据不完全统计，在郑和下西洋期间，西洋各国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东南亚4个国家的9位国王先后8次来华访问。来华访问的外国国王中，有的因病去世，将“体魄托葬中华”，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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