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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寅恪是单独租住,并无哈佛学生做室友,这里谈谈他的几位研究生邻居,这些友邻不乏从哈佛毕业后成就一番大事业者,可见当时能进入哈佛文理研究院的学生也确实实力非凡,不是说家里有钱就可以随便进。这一条街住了很多哈佛学生,比如19号住着三个日本研究生,即福泽八十吉(Fukuzawa Yosokichi,1893—1947)、石川林四郎(Ishikawa Rinshiro,1879—1939)、岩崎诚一郎(Iwasaki Seiichiro,1919—1921年在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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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八十吉当时是三年级研究生,专业为经济学与社会伦理,从1918年庆应义塾理财科毕业来哈佛(45)。他的祖父就是著名的庆应义塾创始人福泽谕吉(1835—1901)。他的父亲是谕吉的长子一太郎(1863—1938),曾留学康奈尔大学,回国后接任庆应义塾塾长。八十吉从哈佛毕业后也回庆应义塾任社头。我们现在并不清楚寅恪是否和八十吉认识,两人的交谈应该会是非常有意思的。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重要的思想家,也开办新学;而寅恪的祖父陈宝箴(1831—1900)在湖南也支持过时务学堂,参与维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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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哈佛大学目录》记录了石川(Ishikawa R.)(46),1908年东京帝大文学士,1920—1921年间在哈佛学习,1929年起任东京文理科大学教授,是日本重要的英语语言与文学专家。他1925年翻译出版了《勃朗宁诗选》,但主要以编写出版一些简明日英、英日辞典在日本英文教育界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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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崎应是日本著名企业家岩崎清七的长子岩崎诚一郎。这位岩崎先生1918年从庆应义塾大学毕业,获法学士,随即于1919年来哈佛,专业为经济学与社会伦理(47)。他毕业后回到东京,住在东部深川佐贺町,开了很多间公司,业务涉及水泥、贸易、百货和保险(48)。仅看姓氏容易让人联想到是三菱财团创始人岩崎弥太郎(1835—1885)家族的人,毕竟当时上私立庆应义塾大学的人非富即贵。岩崎弥太郎的曾孙岩崎精一郎(1901—1961)名字接近,但太年轻,除非是天才,否则不可能在1918年获学士学位。不过,根据《哈佛校友名录》记载他从哈佛毕业后长期居住在东京深川佐贺町,美国战争部说他拥有岩崎清七商店,因此我推测他是佐贺町当地靠酿造酱油起家的企业家和百货商岩崎清七(1865—1946)之长子。岩崎也是庆应义塾毕业生,后留学康奈尔大学(49)。他的第三子三郎娶了名古屋旧家高桥彦二郎的长女,当时他任东京瓦斯社社长。从岩崎清七第三子的名字三郎来看,长子应叫太郎或一郎。这位哈佛校友,名字中确实有一郎字样。假设他1918年从庆应义塾本科毕业时22岁,应是1896年生。说明清七31岁时这位长子出生。这样说来,则他求学经历和父亲一样,先上庆应义塾,再出洋留美进哈佛,毕业后回家乡佐贺町继承家业。其大名很可能是岩崎诚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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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罗桥街25号当时住着经济系一年级研究生乔斯林(Carl Smith Joslyn)。此人来自麻省春田,少年得志,扬名哈佛。1920年5月22日出版的《绯红》和26日出版的《晚间记录》报纸均宣布他获得毕尔论文竞赛(Walker Blaine Beale contest)一等奖,奖金6000美金,当时他年仅21岁(50)。考虑到1919—1920年哈佛的学费是200美金,全年费用约1000美金,自费读四年哈佛本科也只需4000美金;而从1920年美国生活水平来看,当年美国家庭平均年收入是1236美金,一辆福特车(Ford Runabout)是265美金,哈佛大学助理教授1919年的年薪是2500~3000美金,教授是4000~5500美金(据哈佛校报《绯红》1919年9月19日),六卧的独栋屋约需一万美金;所以这笔奖金简直是巨款。这个奖由美国知名外交家毕尔(Truxtun Beale,1856—1936)为纪念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丧生于法国的爱子(Walker Blaine Beale,1896—1918)所设(51),每年拿出一万美金,分为三等,以奖励为共和党竞选而创造的平台设计。乔斯林获奖时三个评委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当时的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1862—1947)、前联邦参议员贝弗瑞奇(Albert J.Beveridge,1862—1927)、前驻外大使希尔(David Jayne Hill,1850—1932)(52)。1921年12月出版的《美国经济学评论》第11卷第4期宣布他获得美国经济学会的卡雷尔森优秀论文二等奖(Karelsen Prize),奖金500美金。他后来于1930年获得哈佛经济学博士。原本毕业后留在经济系任教,但一年后即调入新成立的社会学系,成为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1889—1968)于1931年创办哈佛社会学系时最早任教的两位青年教员之一。而另一位是以在美国引介韦伯社会学而知名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帕森斯原先也在经济系,后从经济系转到社会学系任教。1936年,已升任副教授的乔斯林到马里兰大学任教,1940年任社会学系系主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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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26号住着犹太移民林菲德(Ben-Zion Linfield),一年级研究生。此人1897年6月20日出生于立陶宛,1913年从波兰来美,刚下船时尚不会说英语。后进入弗吉尼亚大学获得数学学士、硕士学位,1920年进入哈佛,1923年在别克霍夫(George Birkhoff)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1927年成为弗吉尼亚大学数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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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罗桥14号这个住址相比于前两个住址因离热闹的麻省大道略远,似乎较为安静一些,也许更有利于专心读书。从赭山街的住址到这里仅400米,五分钟即到,搬家自然较为容易。这一带当时是研究生租房居住的主要区域,这一点从《目录》中记录的研究生地址可以看出来。当时李济是一年级研究生,住在牛津街64号,离寅恪住处约900米,走路10分钟左右。但从《吴宓日记》记录的情形来看,寅恪、李济两人似乎在哈佛交往不多,寅恪和李济的室友张歆海则因为吴宓的关系有所交往(54)。《吴宓日记》1920年12月31日,“是日为阳历除夕。晚,在李济、张鑫海君室中。”(55)可知张歆海、李济彼时同住一室,则其地址均为牛津街64号。这一点亦为当时哈佛的记录印证,如1920年《哈佛大学目录》所载学生名录141页有张歆海的记录,他住在牛津街64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科硕士,当时是英文专业二年级研究生。该《目录》154页则记载李济为克拉克学院文学士(1919)、硕士(1920),人类学一年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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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1920年时还有个人住在这儿,这就是叶企孙,系芝加哥大学理学士(1920),哈佛一年级研究生,专业为物理、数学。其中张歆海、叶企孙来自上海,李济来自北京。1921年李济二年级时搬到爱普敦街89号(89 Appleton St.)。李济、叶企孙后来均成为寅恪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叶企孙在哈佛期间表现极为优异,其成果先后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刊》(56)。寅恪、元任、李济、叶企孙都毕业于哈佛,后来均在本专业取得卓越成就,也在清华培养了一大批学生。由此可见早期清华的发展受益哈佛中国留学生颇大。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下设历史、语言、考古三组,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别任主任,三人无一例外全是哈佛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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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赭山街和特罗桥街,这里要提一下林语堂和他的室友。根据《吴宓日记》的记录,林语堂和夫人于1919年9月18日到达哈佛。当时他们就住在特罗桥街85号(85 Trowbridge St.)。但《林语堂自传》中说自己住在赭山街51号,在卫德诺图书馆后面。看来后来他搬到赭山街51号了,不过,从《吴宓日记》来看,他和寅恪、吴宓等人或许因为理念不同,似乎来往不多。检1919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登记手册》214页,当时住在这个地址的还有一位中国学生曹丽明。而《登记手册》97页有当时哈佛中国同学会名录,一共46人,列出寅恪、俞大维、张歆海、吴宓等人,还有林语堂、林语堂夫人和曹丽明等人,林语堂夫人列名拉德克利夫学院。曹丽明当时是中国同学会副会长,应该是帮助林语堂在哈佛落脚的人,身为中国同学会副会长,有义务帮助初到哈佛的新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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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二节 哈佛园中多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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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在哈佛时,读书甚多,按照吴宓《空轩诗话》中的说法,“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而寅恪回国后,很快声誉鹊起,主要因为他是当时罕见的掌握多种西域语言文字的中国学者。不过,寅恪在哈佛时却并非校内明星。这里并非想将他和其他同学进行简单比较高下,而是从横向角度来看同时代哈佛中国学生在哈佛的生存状况,其实有一部分中国学生在哈佛众多外国留学生中表现相当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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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哈佛读书的中国学生不算多,只有数十人。根据1919年3月7日出版的哈佛校报,当时哈佛学院录取的外国本科学生仅二十人,中国学生最多,一共九人,加拿大有六人,其他日本、巴西、玻利维亚、法国、埃及各一人而已。根据1919年《哈佛大学名录》,参加中国同学会的人数是四十六人,大多是研究生,有些可能是旅美华侨。而根据1920年2月12日出版的《哈佛校友通讯》,当时全美大约有六千六百位外国留学生,主要来自日本、中国、拉美。其中哈佛约有两百名外国留学生,中国学生最多,共五十三人,其次是日本学生,三十八人。但日本同学会更为活跃,经常邀请部分中国同学去布鲁克斯学生宿舍(Brooks House)参加每月一次的喝茶活动。当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日本占据了原属德国的青岛租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哈佛校报上也出现中国留学生的投书,抗议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58)。考虑到这一国际背景,日本留学生似乎比较小心处理两国留学生之间的关系,避免激怒中国留学生,试图息事宁人,安抚中国留学生。哈佛校内对这些人数日益增多的外国留学生也较以前重视。1919年5月1日校报报道校学生会将首次接纳一至两名留学生代表。1919年10月时哈佛曾举行面向全校外国留学生的招待会,当时有75人参加(59)。我们尚不清楚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人是否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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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中国学生后来学成回国,与寅恪齐名。1919年在哈佛学习人文的学生包括陈寅恪、俞大维、林语堂、张歆海、顾泰来、吴宓、汤用彤、韦卓民、洪深九人,这九人均是学有所成的知名人物;而这之前有1918年毕业的赵元任,之后有1920年入学的李济,这真是一个“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60)。1919年寅恪在哈佛留学的时代可谓约略近之,从《吴宓日记》可看出,寅恪、俞大维、汤锡予、吴雨僧这些人总是聚在一起议论古今中外,相互之间受益匪浅。他们或常常一同去选修兰曼的梵文课,或一同去白璧德家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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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九人之中只有寅恪未拿学位,俞大维、张歆海两人分别拿到哲学和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其他人则拿到硕士学位。其中九人之中张歆海、汤用彤、韦卓民三人后来分别担任过光华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华中大学校长。林语堂1954年曾被新加坡聘为南洋大学首任校长,但未赴任。在当时哈佛校园内,寅恪沉浸于个人的读书世界,较为默默无闻,而有些学生却是哈佛炙手可热的读书种子、优秀毕业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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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出现在哈佛各类奖学金名单中的中国学生便有赵元任(1892—1982)和俞大维。赵元任毕业后获得哈佛的谢尔顿游学奖学金(Frederick 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62),于是1918年8月21日离开坎布里奇,9月20日到达芝加哥大学开始游学第一站。他并未在哈佛和寅恪相遇。寅恪后来与赵元任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事,并曾短期借住在赵家,两人乃成为至交好友。但俞大维在哈佛一直和寅恪联系极为密切。赵和俞不仅从哈佛拿到博士学位,而且均获得竞争激烈的谢尔顿奖学金到处游学,生活无忧。相比之下,寅恪似乎在校内较为默默无闻,安心读书,不以求学位为目标,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很难参与竞争奖学金。他在哈佛似乎更多地不过是一位匆匆过客。当时他拿的似乎是江西省政府许给的官费(63),可能并未申请哈佛奖学金。只是和赵元任、俞大维相比,学习上似不算杰出,仍处于学术积累阶段。如果说他后来声誉鹊起,主要有影响的成果都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或许可以看作是“大器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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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青年时代的赵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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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年纪比寅恪略小,但他去哈佛早,可算是前辈学长。他的名字在1919年《哈佛大学目录》中共出现了四次,包括文理研究院的出外旅行学者名单、奖学金获得者名单、博士学位获得者名单、全校师生名单(64)。赵元任的学术履历非常惊人。他1914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期间屡屡获得各类荣誉。1914—1915年注册为哈佛研究生。1916年身为一年级研究生的赵元任甫一入学即获得沃克尔奖学金(65)。1917—1918年获得西尔斯奖学金,1918年获得哲学专业博士学位,并获得谢尔顿游学奖学金。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的赖尔逊物理实验室作为谢尔顿奖学金旅行的第一站,后来从这里去伯克利游学,之后再到康奈尔教物理,1922年返回哈佛任教。他在哈佛上学期间屡获各类奖学金,这不仅和寅恪空白的奖学金记录相比非常显眼,甚至在当时美国学生当中也罕有匹敌者。他后来多以英文发表研究论著,活跃于数学、物理、音乐、语言等多个领域,在学术界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先后担任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也算是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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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哈佛大学目录》155页显示,当时获得谢尔顿奖学金的哈佛博士毕业生仅三人,按音序排列,依次是赵元任、德莫思(Raphael Demos,1891—1968)、托雷(Ray Ethan Torrey,1887—1956)。其中赵元任和德莫思有很多共同之处,其一,他们都是外国人;其二,两人后来都在哈佛任教授;其三,两人都是哲学博士。德莫思出生于土耳其士每拿(Smyrna),毕业于安纳托利亚学院,1919—1962年任教于哈佛,是柏拉图研究的权威,1936年编辑了《柏拉图全集》,1939年出版了《柏拉图之哲学》。他退休后也曾短期任教于王德比尔特大学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66)。托雷是著名的农业学家,1919—1955年任教于麻省农学院(67)。这些获得谢尔顿游学奖学金的毕业生均有非凡的职业生涯,可见当初哈佛的选择很有远见,评选谢尔顿奖学金也较为公平,至少赵元任和德莫思当时身份都是外国留学生,照样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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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俞大维获得的奖学金名目和赵元任也不相上下,他1918—1919年获大学奖学金(68),1919—1920年获罗杰斯纪念奖学金(69),1920—1921年获沙漪奖学金(70)。1921年4月1日出版的哈佛校报(The Crimson)公布了年度奖学金得主,俞大维名列九位谢尔顿游学奖学金得主名单。他选择去柏林游学,1921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目录》显示他的地址是柏林中国使馆代转(71)。而当时和他一起得奖的拉尔金(Oliver Waterman Larkin,1896—1970)也值得注意,此人1950年获得普利策奖。总之这些获奖者后来都在自己的领域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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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中年俞大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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